許多人曾覺得自己被欺騙了。過去他們一直以為學校是個幹淨的發she基 地，能使他們光明正大地沖向名聲與財富。而現在他們卻必須為了區區的金錢，做些微不足道的事。為了逃離這種命運，大多數人會試圖反抗工作製度。 於是，他們會不自覺地把學校的印象加以美化，因為他們需要一個道德基礎來支援他們往後完全利己卻不道德的行為。同時，他們又覺得在學校所學的 能夠幫助他們在社會發展。他們不希望自己是那種赤手空拳敲企業界大門的 人。
在過去，語文及古典文學被視作是珍貴的資產。然而，這些學問僅適合 於那些畢業後早有好職位等候著他們的富家子弟。一旦大學教育不再是富貴人家的專利品時，這些學問實在不足以使平常人家的子女應付一個科技日趨 進步的工業社會。
對於第二次大戰以後，象cháo水般湧進大學的中等家庭的子女而言，光是 用一些形上學的觀念來衡量大學教育仍是不夠的，因此，金錢就成了衡量的標準。“大專教育具有 10 萬元的價值，”這是 60 年代早期流行的神話，就算這種說法在當時是正確的，70 至 80 年代的學生卻知道它已經過時了。 他們心裏很明白問題出在哪裏。就像一位學生在 1983 年所說的——當時他剛付完一年 10000 元學費的帳單，並另外準備好 5000 元做一年食宿及其他雜項 支出的開銷——“想想看，往後我得賺多少錢，才能在財務上彌補回這項念大學的投資。”他所想到的不隻是自己這四年所必須支付的一大筆學費及生 活費，還包括他在這段期間內是一毛錢也沒賺到。
由於他們明白完成學業並不意味會有大筆的金錢報酬自動上門，於是他 們必須找個更新的理由來支持自己繼續念大學甚至念研究所。考慮 1970 年代 及1980 年代初期經濟不景氣的狀況，這點更是格外重要，因為除非家境富 裕，或是心理上早已準備好將來不賺大錢，否則光憑知識上的樂趣不足以構成人們上大學的動機。拋開法律、醫藥這類需要大學及研究所文憑的行業不 談，是什麽新的理由促使人們願意繼續接受高等教育呢？其實理由仍是一樣，隻是一般人把他們對金錢報酬的期望稍微做了一番調整。
我們樣本中的年輕學生相信，一旦他們工作之後，就算他們在金錢上所 獲得的報償與他們在教育上的投資不能成正比，但起碼當一些管理職位出缺時，他們會優先獲得擢升的機會。大體言之，“書中自有黃金屋”這個古老 的觀念仍維持著原狀，隻是稍經修正罷了。總之，在他們心目中，升遷機會變得比薪資多寡更為重要。
許多僱主與經理因此感到非常懊惱；他們顯然不明白現代的年輕人為什 麽會變得這麽急功近利。一個常聽到的批評是：“他們才離開學校，在這兒 隻工作了 3個月，就妄想自己成為公司的董事長。現在的年輕人比以前糟多 了。”不錯，他們說的是事實，但別忘了背後的理由：“大學教育值 10 萬元”
這個神話粉碎的結果，迫使大學生以其他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總而言之，當學生們畢業並開始工作以後，發現他們的教育程度並不能 帶給他們預期的利益時，他們決定自己採取可以打敗工作製度的措施。當然，並不是每位大學畢業生都會有這種反應，但它卻是最普遍的現象。
由於這些年輕人當初對教育抱了很高的期望，但卻沒有獲得他們所渴求 的東西，他們覺得這世界虧欠了他們。不說別的，光憑他們花了許多年的時間在學校裏，就使他們覺得自己有資格受到青睞。在辦公室裏試圖三級跳， 以便一下子就超越同事的心理，對他們而言，隻不過是想收回應有的報酬。
我們不應該貿然地指責他們在工作上有不誠實的行為，因為他們僅是遵 照內心中的一個假設行事：隻要你願意留在學校，學校這個發she基地就會把你當成火箭般地發she出去，使你在名與利方麵，都遠遠超過同輩人物。他們 的要求很簡單：“我已經達到你的要求，因此值得獲得應該屬於我的獎賞。
把它給我吧，如果不是薪酬，那麽就是升遷的機會。“
老是在移動的標的
由於有太多能力相當的人爭吵著索取同樣的東西，個人的要求很快地就 被淹沒在一片喧鬧聲中。然而——這是重點所在——真正的傷害往往是自找的。很少人會承認自己在工作上有欺騙的行為，相反地，他們往往會怪罪周 遭的生活環境。他們會變得完全能接受一些自己以往所譴責的行為。舉例言之，如果他們想說謊或欺騙，他們現在會有足夠的動機鼓舞自己這麽做。有 一個人就曾以異常坦白的口吻說道：“我當然恨我的老闆。我非恨他不可。
我總不會偷一個我喜歡的人的東西吧。“他當時正準備把公司裏的一台電腦 削鉛筆機偷偷帶回家。
大多數有他這種態度的人所偷到的隻是一些無形的東西：時間與對工作 的熱忱。但這種偷竅的行為卻產生了不利的後果。因為它使他們更加疏遠一個原可使他們安身立命的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會把自己想成是純潔、 無辜的受害者。而企業界則是一個充滿罪惡的獸窟。有些人終其工作生涯都會沉湎在這種幻覺中，而失去了自我成長的機會。
人們可以用一個測驗來決定自己在這方麵是否會遭遇麻煩，不過，要說 明這個測驗何以有效，首先我們必須稍加說明。
如果把大多數人早年工作的感覺作一番分析的話，會找出兩個極端來： 一是“專心投入”，一是“欺騙”。有些人顯然熱愛並投入他們的工作，而且每天總覺得時間不夠用。相對地，另外有一些人並不喜愛他們的工作，能 敷衍了事就盡管敷衍。對他們而言，每天工作的時間似乎過得特別緩慢。為什麽我們不單純地稱呼這些人在“捱時間”，而要用“欺騙”這種損毀性的 字眼來形容他們呢？理由很簡單，如果他們受過大專教育的話，這正是他們自己的感受。而且教育受得越高，他們也愈容易把自己從事不喜愛工作的行 為視作是一種欺騙。
也許有人會提出抗議，認為就算是最認真的人有時也會厭倦自己的工 作；相反地，最不熱心工作的人有時也會突然地認真起來。我們承認這點。
但十年來，每天兩次、每年持續三星期的調查結果卻顯示出：有些人的確是 比別人對工作更感興趣，而且能數十年如一日地維持著相同的態度。
現在我們可以提出下麵這個問題：就工作這方麵而言，人們每天有多少 時間會覺得自己是個騙子？光是問他們覺得自己的工作有多吸引人，並不是個問問題的好辦法，因為在試圖回答的過程中，人們可能會改變自己的答案。
（這種情形也經常會在人們感到快樂時發生；一旦他們說自己感到很快樂以 後，他們就發現自己不再快樂了。）
另外一個問這問題的方式和恐懼感有關，而大多數我們研究過的人也比 較知道該如何回答它。它就是：你每天花費多少時間等著被“逮個正著”？
在過去，語文及古典文學被視作是珍貴的資產。然而，這些學問僅適合 於那些畢業後早有好職位等候著他們的富家子弟。一旦大學教育不再是富貴人家的專利品時，這些學問實在不足以使平常人家的子女應付一個科技日趨 進步的工業社會。
對於第二次大戰以後，象cháo水般湧進大學的中等家庭的子女而言，光是 用一些形上學的觀念來衡量大學教育仍是不夠的，因此，金錢就成了衡量的標準。“大專教育具有 10 萬元的價值，”這是 60 年代早期流行的神話，就算這種說法在當時是正確的，70 至 80 年代的學生卻知道它已經過時了。 他們心裏很明白問題出在哪裏。就像一位學生在 1983 年所說的——當時他剛付完一年 10000 元學費的帳單，並另外準備好 5000 元做一年食宿及其他雜項 支出的開銷——“想想看，往後我得賺多少錢，才能在財務上彌補回這項念大學的投資。”他所想到的不隻是自己這四年所必須支付的一大筆學費及生 活費，還包括他在這段期間內是一毛錢也沒賺到。
由於他們明白完成學業並不意味會有大筆的金錢報酬自動上門，於是他 們必須找個更新的理由來支持自己繼續念大學甚至念研究所。考慮 1970 年代 及1980 年代初期經濟不景氣的狀況，這點更是格外重要，因為除非家境富 裕，或是心理上早已準備好將來不賺大錢，否則光憑知識上的樂趣不足以構成人們上大學的動機。拋開法律、醫藥這類需要大學及研究所文憑的行業不 談，是什麽新的理由促使人們願意繼續接受高等教育呢？其實理由仍是一樣，隻是一般人把他們對金錢報酬的期望稍微做了一番調整。
我們樣本中的年輕學生相信，一旦他們工作之後，就算他們在金錢上所 獲得的報償與他們在教育上的投資不能成正比，但起碼當一些管理職位出缺時，他們會優先獲得擢升的機會。大體言之，“書中自有黃金屋”這個古老 的觀念仍維持著原狀，隻是稍經修正罷了。總之，在他們心目中，升遷機會變得比薪資多寡更為重要。
許多僱主與經理因此感到非常懊惱；他們顯然不明白現代的年輕人為什 麽會變得這麽急功近利。一個常聽到的批評是：“他們才離開學校，在這兒 隻工作了 3個月，就妄想自己成為公司的董事長。現在的年輕人比以前糟多 了。”不錯，他們說的是事實，但別忘了背後的理由：“大學教育值 10 萬元”
這個神話粉碎的結果，迫使大學生以其他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總而言之，當學生們畢業並開始工作以後，發現他們的教育程度並不能 帶給他們預期的利益時，他們決定自己採取可以打敗工作製度的措施。當然，並不是每位大學畢業生都會有這種反應，但它卻是最普遍的現象。
由於這些年輕人當初對教育抱了很高的期望，但卻沒有獲得他們所渴求 的東西，他們覺得這世界虧欠了他們。不說別的，光憑他們花了許多年的時間在學校裏，就使他們覺得自己有資格受到青睞。在辦公室裏試圖三級跳， 以便一下子就超越同事的心理，對他們而言，隻不過是想收回應有的報酬。
我們不應該貿然地指責他們在工作上有不誠實的行為，因為他們僅是遵 照內心中的一個假設行事：隻要你願意留在學校，學校這個發she基地就會把你當成火箭般地發she出去，使你在名與利方麵，都遠遠超過同輩人物。他們 的要求很簡單：“我已經達到你的要求，因此值得獲得應該屬於我的獎賞。
把它給我吧，如果不是薪酬，那麽就是升遷的機會。“
老是在移動的標的
由於有太多能力相當的人爭吵著索取同樣的東西，個人的要求很快地就 被淹沒在一片喧鬧聲中。然而——這是重點所在——真正的傷害往往是自找的。很少人會承認自己在工作上有欺騙的行為，相反地，他們往往會怪罪周 遭的生活環境。他們會變得完全能接受一些自己以往所譴責的行為。舉例言之，如果他們想說謊或欺騙，他們現在會有足夠的動機鼓舞自己這麽做。有 一個人就曾以異常坦白的口吻說道：“我當然恨我的老闆。我非恨他不可。
我總不會偷一個我喜歡的人的東西吧。“他當時正準備把公司裏的一台電腦 削鉛筆機偷偷帶回家。
大多數有他這種態度的人所偷到的隻是一些無形的東西：時間與對工作 的熱忱。但這種偷竅的行為卻產生了不利的後果。因為它使他們更加疏遠一個原可使他們安身立命的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會把自己想成是純潔、 無辜的受害者。而企業界則是一個充滿罪惡的獸窟。有些人終其工作生涯都會沉湎在這種幻覺中，而失去了自我成長的機會。
人們可以用一個測驗來決定自己在這方麵是否會遭遇麻煩，不過，要說 明這個測驗何以有效，首先我們必須稍加說明。
如果把大多數人早年工作的感覺作一番分析的話，會找出兩個極端來： 一是“專心投入”，一是“欺騙”。有些人顯然熱愛並投入他們的工作，而且每天總覺得時間不夠用。相對地，另外有一些人並不喜愛他們的工作，能 敷衍了事就盡管敷衍。對他們而言，每天工作的時間似乎過得特別緩慢。為什麽我們不單純地稱呼這些人在“捱時間”，而要用“欺騙”這種損毀性的 字眼來形容他們呢？理由很簡單，如果他們受過大專教育的話，這正是他們自己的感受。而且教育受得越高，他們也愈容易把自己從事不喜愛工作的行 為視作是一種欺騙。
也許有人會提出抗議，認為就算是最認真的人有時也會厭倦自己的工 作；相反地，最不熱心工作的人有時也會突然地認真起來。我們承認這點。
但十年來，每天兩次、每年持續三星期的調查結果卻顯示出：有些人的確是 比別人對工作更感興趣，而且能數十年如一日地維持著相同的態度。
現在我們可以提出下麵這個問題：就工作這方麵而言，人們每天有多少 時間會覺得自己是個騙子？光是問他們覺得自己的工作有多吸引人，並不是個問問題的好辦法，因為在試圖回答的過程中，人們可能會改變自己的答案。
（這種情形也經常會在人們感到快樂時發生；一旦他們說自己感到很快樂以 後，他們就發現自己不再快樂了。）
另外一個問這問題的方式和恐懼感有關，而大多數我們研究過的人也比 較知道該如何回答它。它就是：你每天花費多少時間等著被“逮個正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