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哪一方麵呢？ 總而言之，那些樂意認同某一職業的人，視“工作”為一個有機會讓他們在本行成名的場合。另一方麵，那些想在每一行都吃得開，並因此規避某 一項專業的人，往往是用金錢的角度看待工作世界。在學生時代過度重視社交生活的人，進入社會容易變得過度重視金錢；遲早，他會完全以金錢報酬 的多寡來衡量工作。
與製度為敵對子女在成長時期的變化，為人父母者常會感到驚訝。但最感到驚訝的， 還是那些住在遠處的親戚。他們沒有天天看到這些年輕人，隻是偶爾造訪一下，而在歲月遞嬗的期間，這些年輕人似乎已轉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對一群仍在可塑階段的人做長期研究，就好像是一個定期來探訪的遠親 一般。經常，我們不但感到訝異，而且還很震驚。一些過去看起來很害羞、內向的少年，竟會蛻變成很有自信心、做事獨斷的人。一些曾告訴我們自己 整天都在做性幻想的青春期男女，已不再浮躁，而且能以更認真的態度來麵對他們自己，以及往後工作的問題。
由於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我們無法從一開始就選擇出那些未來事業發 展型恰巧與羅伯及樂娜相反的青少年。就算我們真試著這麽做，事實仍可能證明我們當初的選擇是錯誤的。然而現在回顧一下，我們就知道何以某些青 少年能達成起初我們對羅伯和樂娜的期望，以及了解他們之所以成功，而後兩者之所以失敗的原因。
貝利。史考特——我們將要研討的三個案例之一——就提供我們一個很 好的例子，讓我們看到那些事業有成的人，於 15 歲到 30 歲的過渡期間，在態度上及誌向上所經歷的各種變化。他和前章談論到的羅伯及樂娜最大的不 同點是：後兩者在表麵上看起來雖然很有抱負，實際上卻與自己的工作有一段情感的距離，有趣的是，這段距離的存在反而使他們更能擺出一副專心工作的姿態來。工作對他們而言，隻不過是一個獲取名利的工具罷了。而另一 方麵，當貝利接受一份工作，並從此安定下來以後，他就把注意力集中於自己份內的工作上，而並不在意工作所可能提供的報償。因此，他並不像羅伯 及樂娜那樣容易意識到自己未來的目標，也較少想到這個問題。就因為這個緣故吧，貝利和羅伯及樂娜表麵上那種充滿決心的態度比起來，就顯得缺乏 決斷力。
另一個相關的要點是：在閑暇的時候，貝利很少對自己施加壓力，也許 以羅伯及樂娜的標準來看，貝利會被視為一個懶蟲，因為他並沒有好好安排自己的休閑時間。但在貝利的下意識裏，他明白這個時候是使他養精蓄銳， 在工作上能繼續衝刺的最有效辦法。
專業人士的困惑
14 歲時，初入中學的貝利對自己的功課似乎不感興趣。這一點可從他頭 兩年平庸的成績上看出來。可是到了初三，尤其是念高一時，他卻開始用功念起書來，而且他的平均成績也由原來的 b 及 b1 進步成 a1.雖然來自同輩 朋友的壓力——即要他背棄分數——依然存在，但貝利在這時卻有很好的理由在公開及私下的場合抗拒這種壓力。“我想進好的大學念書，”他說。這 使他失去一些朋友，而他也知道這一點。“我相信有些同學會認為我已變成書呆子，”他表示，從他的表情看來，他似乎對這個想法有點不安，但仍決 定堅持到底。到了高三最後半年裏，同學的意見對他再也產生不了任何作用。
他把注意力放在一個更遠的目標上。
雖然貝利進的大學並非他的第一誌願，他仍高興地做入學的準備。“你 打算主修什麽？”我們在他離開前問。“我還沒想到這個問題，”他答道。
可是在念完一學期以後，他開始考慮主修歷史。他對上學期修的一門歷史深 感興趣，但為了確定這不是偶然，貝利在下學期又修了另一門歷史課，結果發現它更令他感到著迷。為什麽呢？“它有‘行動’，”他熱烈地說道。比 較起來，其他學科就顯得太靜態了點。“它們顯得很枯燥、沒有生命，”他 斷然地說。
從大二開始，貝利不但每學期念歷史課堂上指定的書籍，也自行找了一 大堆歷史書籍來念。“這是一種享受，”他說，“比看電視更能鬆懈身心。”
到貝利念大三時，一件從來沒有發生在羅伯及樂娜生活中的事發生在他 身上了——他變得專業化起來。在這裏，我們指的是他開始把自己想成歷史學家。他經常想像著自己是歷史這一行裏的精英，讀書、著述、表現活躍。
“有時我會在看書中途停頓下來，”他有點不好意思地承認，“並假裝我是 這本書的作者，或能寫出一本更好的書來。”如果貝利明白他這種想法隻是認同過程中很正常的一種現象的話，他就不會感到不好意思了。渴望獲得某 行專業人士的讚許，促使貝利這類年輕人熱烈地追尋那一行的時尚與傳統，而非與之對抗。沒有這種認同的步驟，那些他尋求認可的人士會把他視為外 人，而非他們這一行的精英。
貝利看書時對自己未來產生的幻象並非隻是空想而已；因為他正盡力實 現這個理想。由於博覽群籍，他在歷史方麵的知識增長得很迅速，而他寫的報告或考試也一直獲得很高的成績。光是這一點就顯示出他與羅伯及樂娜不 同。後兩者這些年來雖然也有類似的想法，但卻沒有具體的行動。很顯然地，沒有什麽專門的行業或知識有足夠的吸引力，能讓他們樂意埋首於其中，並 就此留在那裏。“我想做個什麽都行的人，”羅伯 28 歲時仍這麽說。
貝利第一次對自己的誌向產生懷疑，是在念大四的時候。大學四年裏， 他的表現一直很優異。高中快畢業時，他申請入學的七所大學中隻有一所接受他。而現在，他申請的六家研究所裏就有五家接受他，每一家的標準都比 他高中時所申請的大學更嚴。芝加哥大學是他的第一誌願；當他們的入學許可委員會來函通知他時，他興奮極了。
他興奮的感覺並沒有持續很久。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心中就開始產生 疑慮。一般歷史學者要到高齡才能成名的現象，令他感到心情沉重。“我可不希望年紀到了一大把才成名，”他有點氣餒地說道，“我更不希望自己在40 歲，正當盛年時，聽到人們這麽對我說：”莫紮特在你這個年紀早已享盡 盛名，魂歸九泉了。‘“
然而，真正影響他重新衡量對未來的決定，以及使他擔心成名年齡的關 鍵因素是，因為美國大學生的人數正逐漸地減少，一般大學對教職員的需求量也因此戲劇化地往下降。這種現象使貝利覺得自己可能選錯行業。現在正 是他冷靜思考這個問題的最佳時機。誠如他畢業前所說的：“唯一會大量雇用歷史學者的地方是大學，而現在這些學府卻自顧不暇。”這種情況使他感 到非常憂慮，因為一旦他開始做自己喜愛做的事，就不希望受到幹擾。
他寫信告訴芝加哥大學，自己 9 月份會準時入學；但在 6 月卻接受一份 正式的工作，同時並沒有告訴他的僱主自己秋季就會離開。“我想賺點錢，”
與製度為敵對子女在成長時期的變化，為人父母者常會感到驚訝。但最感到驚訝的， 還是那些住在遠處的親戚。他們沒有天天看到這些年輕人，隻是偶爾造訪一下，而在歲月遞嬗的期間，這些年輕人似乎已轉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對一群仍在可塑階段的人做長期研究，就好像是一個定期來探訪的遠親 一般。經常，我們不但感到訝異，而且還很震驚。一些過去看起來很害羞、內向的少年，竟會蛻變成很有自信心、做事獨斷的人。一些曾告訴我們自己 整天都在做性幻想的青春期男女，已不再浮躁，而且能以更認真的態度來麵對他們自己，以及往後工作的問題。
由於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我們無法從一開始就選擇出那些未來事業發 展型恰巧與羅伯及樂娜相反的青少年。就算我們真試著這麽做，事實仍可能證明我們當初的選擇是錯誤的。然而現在回顧一下，我們就知道何以某些青 少年能達成起初我們對羅伯和樂娜的期望，以及了解他們之所以成功，而後兩者之所以失敗的原因。
貝利。史考特——我們將要研討的三個案例之一——就提供我們一個很 好的例子，讓我們看到那些事業有成的人，於 15 歲到 30 歲的過渡期間，在態度上及誌向上所經歷的各種變化。他和前章談論到的羅伯及樂娜最大的不 同點是：後兩者在表麵上看起來雖然很有抱負，實際上卻與自己的工作有一段情感的距離，有趣的是，這段距離的存在反而使他們更能擺出一副專心工作的姿態來。工作對他們而言，隻不過是一個獲取名利的工具罷了。而另一 方麵，當貝利接受一份工作，並從此安定下來以後，他就把注意力集中於自己份內的工作上，而並不在意工作所可能提供的報償。因此，他並不像羅伯 及樂娜那樣容易意識到自己未來的目標，也較少想到這個問題。就因為這個緣故吧，貝利和羅伯及樂娜表麵上那種充滿決心的態度比起來，就顯得缺乏 決斷力。
另一個相關的要點是：在閑暇的時候，貝利很少對自己施加壓力，也許 以羅伯及樂娜的標準來看，貝利會被視為一個懶蟲，因為他並沒有好好安排自己的休閑時間。但在貝利的下意識裏，他明白這個時候是使他養精蓄銳， 在工作上能繼續衝刺的最有效辦法。
專業人士的困惑
14 歲時，初入中學的貝利對自己的功課似乎不感興趣。這一點可從他頭 兩年平庸的成績上看出來。可是到了初三，尤其是念高一時，他卻開始用功念起書來，而且他的平均成績也由原來的 b 及 b1 進步成 a1.雖然來自同輩 朋友的壓力——即要他背棄分數——依然存在，但貝利在這時卻有很好的理由在公開及私下的場合抗拒這種壓力。“我想進好的大學念書，”他說。這 使他失去一些朋友，而他也知道這一點。“我相信有些同學會認為我已變成書呆子，”他表示，從他的表情看來，他似乎對這個想法有點不安，但仍決 定堅持到底。到了高三最後半年裏，同學的意見對他再也產生不了任何作用。
他把注意力放在一個更遠的目標上。
雖然貝利進的大學並非他的第一誌願，他仍高興地做入學的準備。“你 打算主修什麽？”我們在他離開前問。“我還沒想到這個問題，”他答道。
可是在念完一學期以後，他開始考慮主修歷史。他對上學期修的一門歷史深 感興趣，但為了確定這不是偶然，貝利在下學期又修了另一門歷史課，結果發現它更令他感到著迷。為什麽呢？“它有‘行動’，”他熱烈地說道。比 較起來，其他學科就顯得太靜態了點。“它們顯得很枯燥、沒有生命，”他 斷然地說。
從大二開始，貝利不但每學期念歷史課堂上指定的書籍，也自行找了一 大堆歷史書籍來念。“這是一種享受，”他說，“比看電視更能鬆懈身心。”
到貝利念大三時，一件從來沒有發生在羅伯及樂娜生活中的事發生在他 身上了——他變得專業化起來。在這裏，我們指的是他開始把自己想成歷史學家。他經常想像著自己是歷史這一行裏的精英，讀書、著述、表現活躍。
“有時我會在看書中途停頓下來，”他有點不好意思地承認，“並假裝我是 這本書的作者，或能寫出一本更好的書來。”如果貝利明白他這種想法隻是認同過程中很正常的一種現象的話，他就不會感到不好意思了。渴望獲得某 行專業人士的讚許，促使貝利這類年輕人熱烈地追尋那一行的時尚與傳統，而非與之對抗。沒有這種認同的步驟，那些他尋求認可的人士會把他視為外 人，而非他們這一行的精英。
貝利看書時對自己未來產生的幻象並非隻是空想而已；因為他正盡力實 現這個理想。由於博覽群籍，他在歷史方麵的知識增長得很迅速，而他寫的報告或考試也一直獲得很高的成績。光是這一點就顯示出他與羅伯及樂娜不 同。後兩者這些年來雖然也有類似的想法，但卻沒有具體的行動。很顯然地，沒有什麽專門的行業或知識有足夠的吸引力，能讓他們樂意埋首於其中，並 就此留在那裏。“我想做個什麽都行的人，”羅伯 28 歲時仍這麽說。
貝利第一次對自己的誌向產生懷疑，是在念大四的時候。大學四年裏， 他的表現一直很優異。高中快畢業時，他申請入學的七所大學中隻有一所接受他。而現在，他申請的六家研究所裏就有五家接受他，每一家的標準都比 他高中時所申請的大學更嚴。芝加哥大學是他的第一誌願；當他們的入學許可委員會來函通知他時，他興奮極了。
他興奮的感覺並沒有持續很久。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心中就開始產生 疑慮。一般歷史學者要到高齡才能成名的現象，令他感到心情沉重。“我可不希望年紀到了一大把才成名，”他有點氣餒地說道，“我更不希望自己在40 歲，正當盛年時，聽到人們這麽對我說：”莫紮特在你這個年紀早已享盡 盛名，魂歸九泉了。‘“
然而，真正影響他重新衡量對未來的決定，以及使他擔心成名年齡的關 鍵因素是，因為美國大學生的人數正逐漸地減少，一般大學對教職員的需求量也因此戲劇化地往下降。這種現象使貝利覺得自己可能選錯行業。現在正 是他冷靜思考這個問題的最佳時機。誠如他畢業前所說的：“唯一會大量雇用歷史學者的地方是大學，而現在這些學府卻自顧不暇。”這種情況使他感 到非常憂慮，因為一旦他開始做自己喜愛做的事，就不希望受到幹擾。
他寫信告訴芝加哥大學，自己 9 月份會準時入學；但在 6 月卻接受一份 正式的工作，同時並沒有告訴他的僱主自己秋季就會離開。“我想賺點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