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精神與共和製度隻能產生於商業民族，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商業民族就比農業民族或遊牧民族高尚或高明，而隻因於獲利方式的不同。正當的獲利方式是辛勤勞動，這在農業民族、遊牧民族和商業民族那裏都是一樣的。但如果要巧取豪奪，那麽，商業民族更傾向於巧取，而不是豪奪。誰都知道，商業上的成功，主要靠精心策劃、反覆計算和討價還價，而不是靠明火執仗、打家劫舍。動用武力的事情也有，但那多半是為討價還價鋪平道路或創造條件。如果全憑暴力掠奪，那就不是商人，而是強盜了。
所以商業民族也更主張談判，而不是戰爭。所謂"談生意"，就是說，所有的生意都是談成的，不是打成的。即便進行"通商戰爭"，輪到做生意時，還得談。通商不同於掠奪之處就在於，任何交易都得有個商量。反過來也一樣。隻要能商量，任何事情都可以看作交易，都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包括政治問題。這就是"和", 即通過和平的方式來解決爭端。交易能夠最終達成，其方案一定是"互利"的；爭端能夠和平了結，其方案必定是"雙贏"的。互利和雙贏不是一方壓倒或吃掉另一方，因此不但是"和"，而且是"共和"。
政治爭端的解決既然被視為交易，當然也就要按照商業的方式和規則來進行。首先是要談，即"主張"，相當於商業活動中的推銷產品和報價（包括陳述定價的理由）。這是需要專業能力和專門人才的，由此便產生了職業政治家，比如議員。議員雖然名義上是民選，實際上不可能得全票，其實隻是政治主張相同或接近的一群人選出的，是他們的政治代言人，與公司派出的商務代表沒什麽兩樣。議員的任務是同其他的代表去"談生意"，與之相對應的政治製度就是"議會民主"和"代議製"。這種製度在商業民族那裏一點都不難理解，因為這就像把自己的業務交給中介公司或專業公司去打理，比如找專門的會計公司幫自己算帳，找專門的投資公司幫自己理財。選舉議員，則不過找那些專門搞政治的人，來代理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在現代商業社會已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同時也是一種有效率的做法。所以，隻有在商業共和國的早期，他們才會實行"直接民主"的製度。因為那時他們大多是"個體戶"，每筆生意都是自己親自去談的。
交易要想成功，不但要談（主張），還得讓。這就是"妥協"，相當於商業活動中的討價還價。討價還價不僅包括要價，更重要的還是讓價（當然要有底線）。隻有討價沒有還價的買賣不是買賣，也不能成功。雙方各讓一步，交易才能達成。如果一方自以為大權在握，另一方自以為真理在手，或者雙方都唯我獨尊，誰也不肯讓步，那就隻有"互鬥"和"一邊倒"，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了。事實上沒有妥協就沒有共和。美國的1787 年費城憲法，就是聯邦主義者和反聯邦主義者"偉大妥協"的產物。其結果是各種政治力量的長期共存，和平共處，互相監督，輪流坐莊，這就是"共和政治"。
最後就是"簽約"了。這就是"立法"，相當於商業活動中的簽訂合同。不過，這不是一般的合同，毋寧說是"框架協議"。它規定的是原則，而非具體事務。由於規定的是原則，因此它甚至需要一個關於如何簽訂合同的合同，這就是"立法法"；還需要一個規範一切交易原則和簽約原則的總合同，這就是"憲法"。隻有在憲法框架內達成的交易和簽訂的合同才是合法有效的，也才受法律的保護，這就是"憲政製度"。請看，民主、共和、憲政，或者說，議會民主，共和政治，憲政製度，是不是背後都有商業活動的影子？
這當然是我們民族不可能有的政治傳統和思維方式。我們是一個農業民族，農業民族既不主張巧取，也不主張豪奪，而主張實幹。根據實幹的精神，清談是要誤國的。這就使我們對議會民主之類的製度，先入為主地不以為然。同樣，由於長期以來對商業、商人、經商活動和通商貿易的蔑視和鄙視，交易、妥協、討價還價之類在我們民族這裏從來就是貶義詞。我們主張的是大義凜然，是一諾千金，是重義輕利，是"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是"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妖魔讓寸分"。因此，盡管事實上存在著巧取豪奪，但那是不能拿到桌麵上來說的，更不能公開號召，而必須飾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為民請命"、"清君側"）。於是中國歷史上就隻有宮廷政變，沒有議會民主；隻有逐鹿中原，沒有共和政治。同樣，我們也不可能有憲政製度。因為我們更看重的是信義而不是契約，是道德而不是法律，怎麽可能有法治，又怎麽可能有憲政呢？
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隻有商業活動，才強烈地要求明晰產權，分清公私，因為買賣無非權屬的讓渡。這件東西原本是我的，賣給你以後，就是你的了。這就必須首先明確這件東西是不是我的。如果是別人的，我就無權出售。如果是公共的，我們就不能買賣。所以商業活動既要求明晰產權，又要求分清公私。如果產權不明，買賣雙方就不能成交。誰敢購買一件產權不清的商品呢？同樣，如果公私不清，也很難走向共和。因為共和國（republic ）這個概念來自"公共事務"（ res publica ） ，它是相對於"私人事務"（ res priv ata ） 之外的領域。隻有在這個領域中，才有共和與否的問題，私人事務領域內是無所謂共和不共和的（甚至反倒應該是獨立）。可見區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是實現共和的前提。
憲政亦然。憲政要限製的，是公共權力的使用，不是私人權利的享有。相反，它還要求不得立法侵犯民眾個人的基本權利。憲政和法治的原則是：對於政府，凡是法律沒有明確授權的，都是不能做的；對於個人，則凡是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可見其公私之分明！至於民主之必須分清公私，更是不言而喻。如果公就是私，私就是公，也就無所謂主權在君還是在民。其實民主、共和與憲政，都旨在解決公共領域的問題，而不在幹預私人領域中的自由。但如果沒有私人領域，也就無所謂公共領域；而如果沒有私人財產，恐怕也很難有私人領域。因此，明晰產權，分清公私，方有民主，方有憲政，方有共和。
然而正如本書第五章所述，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和家國一體的上層建築，卻導致了傳統中國的產權不清和公私不分。這就使我們不知何謂民主，何謂共和，何謂憲政，也不知何謂共產主義。比方說，先是把共產主義解讀為"共產共妻"，繼而又把"共產"理解為"均貧富"、"打平夥"、"吃大鍋飯"。這真是大謬不然。其實日本人munism 翻譯為"共產主義"，意思是"共同集體生產"。可見日譯"共產主義"的"產"，是生產的"產"，不是財產的"產"。按照中國人的語言習慣，其實該叫"共勞主義"。當然，準確的說法，還是"共同主義"或"共同體主義"。因munism 的語munity , 原本有社區、團體、群落、公眾、共同體等義。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把共產主義社會叫做"聯合體"。他們說："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 共產黨宣言》 ）請問，這是均貧富、打平夥、吃大鍋飯，是"共產共妻"嗎？
所以商業民族也更主張談判，而不是戰爭。所謂"談生意"，就是說，所有的生意都是談成的，不是打成的。即便進行"通商戰爭"，輪到做生意時，還得談。通商不同於掠奪之處就在於，任何交易都得有個商量。反過來也一樣。隻要能商量，任何事情都可以看作交易，都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包括政治問題。這就是"和", 即通過和平的方式來解決爭端。交易能夠最終達成，其方案一定是"互利"的；爭端能夠和平了結，其方案必定是"雙贏"的。互利和雙贏不是一方壓倒或吃掉另一方，因此不但是"和"，而且是"共和"。
政治爭端的解決既然被視為交易，當然也就要按照商業的方式和規則來進行。首先是要談，即"主張"，相當於商業活動中的推銷產品和報價（包括陳述定價的理由）。這是需要專業能力和專門人才的，由此便產生了職業政治家，比如議員。議員雖然名義上是民選，實際上不可能得全票，其實隻是政治主張相同或接近的一群人選出的，是他們的政治代言人，與公司派出的商務代表沒什麽兩樣。議員的任務是同其他的代表去"談生意"，與之相對應的政治製度就是"議會民主"和"代議製"。這種製度在商業民族那裏一點都不難理解，因為這就像把自己的業務交給中介公司或專業公司去打理，比如找專門的會計公司幫自己算帳，找專門的投資公司幫自己理財。選舉議員，則不過找那些專門搞政治的人，來代理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在現代商業社會已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同時也是一種有效率的做法。所以，隻有在商業共和國的早期，他們才會實行"直接民主"的製度。因為那時他們大多是"個體戶"，每筆生意都是自己親自去談的。
交易要想成功，不但要談（主張），還得讓。這就是"妥協"，相當於商業活動中的討價還價。討價還價不僅包括要價，更重要的還是讓價（當然要有底線）。隻有討價沒有還價的買賣不是買賣，也不能成功。雙方各讓一步，交易才能達成。如果一方自以為大權在握，另一方自以為真理在手，或者雙方都唯我獨尊，誰也不肯讓步，那就隻有"互鬥"和"一邊倒"，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了。事實上沒有妥協就沒有共和。美國的1787 年費城憲法，就是聯邦主義者和反聯邦主義者"偉大妥協"的產物。其結果是各種政治力量的長期共存，和平共處，互相監督，輪流坐莊，這就是"共和政治"。
最後就是"簽約"了。這就是"立法"，相當於商業活動中的簽訂合同。不過，這不是一般的合同，毋寧說是"框架協議"。它規定的是原則，而非具體事務。由於規定的是原則，因此它甚至需要一個關於如何簽訂合同的合同，這就是"立法法"；還需要一個規範一切交易原則和簽約原則的總合同，這就是"憲法"。隻有在憲法框架內達成的交易和簽訂的合同才是合法有效的，也才受法律的保護，這就是"憲政製度"。請看，民主、共和、憲政，或者說，議會民主，共和政治，憲政製度，是不是背後都有商業活動的影子？
這當然是我們民族不可能有的政治傳統和思維方式。我們是一個農業民族，農業民族既不主張巧取，也不主張豪奪，而主張實幹。根據實幹的精神，清談是要誤國的。這就使我們對議會民主之類的製度，先入為主地不以為然。同樣，由於長期以來對商業、商人、經商活動和通商貿易的蔑視和鄙視，交易、妥協、討價還價之類在我們民族這裏從來就是貶義詞。我們主張的是大義凜然，是一諾千金，是重義輕利，是"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是"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妖魔讓寸分"。因此，盡管事實上存在著巧取豪奪，但那是不能拿到桌麵上來說的，更不能公開號召，而必須飾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為民請命"、"清君側"）。於是中國歷史上就隻有宮廷政變，沒有議會民主；隻有逐鹿中原，沒有共和政治。同樣，我們也不可能有憲政製度。因為我們更看重的是信義而不是契約，是道德而不是法律，怎麽可能有法治，又怎麽可能有憲政呢？
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隻有商業活動，才強烈地要求明晰產權，分清公私，因為買賣無非權屬的讓渡。這件東西原本是我的，賣給你以後，就是你的了。這就必須首先明確這件東西是不是我的。如果是別人的，我就無權出售。如果是公共的，我們就不能買賣。所以商業活動既要求明晰產權，又要求分清公私。如果產權不明，買賣雙方就不能成交。誰敢購買一件產權不清的商品呢？同樣，如果公私不清，也很難走向共和。因為共和國（republic ）這個概念來自"公共事務"（ res publica ） ，它是相對於"私人事務"（ res priv ata ） 之外的領域。隻有在這個領域中，才有共和與否的問題，私人事務領域內是無所謂共和不共和的（甚至反倒應該是獨立）。可見區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是實現共和的前提。
憲政亦然。憲政要限製的，是公共權力的使用，不是私人權利的享有。相反，它還要求不得立法侵犯民眾個人的基本權利。憲政和法治的原則是：對於政府，凡是法律沒有明確授權的，都是不能做的；對於個人，則凡是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可見其公私之分明！至於民主之必須分清公私，更是不言而喻。如果公就是私，私就是公，也就無所謂主權在君還是在民。其實民主、共和與憲政，都旨在解決公共領域的問題，而不在幹預私人領域中的自由。但如果沒有私人領域，也就無所謂公共領域；而如果沒有私人財產，恐怕也很難有私人領域。因此，明晰產權，分清公私，方有民主，方有憲政，方有共和。
然而正如本書第五章所述，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和家國一體的上層建築，卻導致了傳統中國的產權不清和公私不分。這就使我們不知何謂民主，何謂共和，何謂憲政，也不知何謂共產主義。比方說，先是把共產主義解讀為"共產共妻"，繼而又把"共產"理解為"均貧富"、"打平夥"、"吃大鍋飯"。這真是大謬不然。其實日本人munism 翻譯為"共產主義"，意思是"共同集體生產"。可見日譯"共產主義"的"產"，是生產的"產"，不是財產的"產"。按照中國人的語言習慣，其實該叫"共勞主義"。當然，準確的說法，還是"共同主義"或"共同體主義"。因munism 的語munity , 原本有社區、團體、群落、公眾、共同體等義。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把共產主義社會叫做"聯合體"。他們說："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 共產黨宣言》 ）請問，這是均貧富、打平夥、吃大鍋飯，是"共產共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