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們就從中看出了民主與憲政的區別--民主關注的重點是授權，憲政關注的重點是限政。按照民主的原則，主權在民，治權民授，國會的立法和政府的行政都必須經由多數的同意。因此，民主完全有可能導致"多數的暴政"，從而使"人民民主"變成"群眾專政"。憲政則不會。因為憲政要考慮的問題不是授權，而是限權。在憲政和憲政主義者看來，任何不受限製的權力都是危險的，而且並不因為它來自人民或掌握在正人君子手裏，就不是危險。權力來自何方，掌握在誰手裏，怎樣使用，這些都不是憲政考慮的問題，而是民主與共和的任務。憲政要考慮的，是如何防止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和絕對的專製。因此，憲政不但要求執政者合法（包括以憲法為政治權力的唯一合法依據，在憲法的框架內行使政權），而且要求憲法本身合法。這樣看來，憲政就不但是"限政"，也是"限法"。也就是說，隻有"限法之法"，才是"憲法"。
這又是我們聞所未聞的。我們從來就隻知道"王法"，不知道"憲法"；也從來就隻知道那王法是"治民"的，不知道還有"限政"的法。因此，大清王朝末年頒布的《憲法大綱》 ，開宗明義竟是這樣的條款："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係，永永尊戴"; "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這哪裏是什麽憲法，又哪裏是什麽憲政！結果竟是這樣：大清王朝的"憲政"不但沒有限製君權，反倒給不受限製的君權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這當然不能讓人滿意，"萬世一係"的大清帝國也就隻好走上斷頭台。
不過，晚清憲政運動的失敗，並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某個個人（如立憲派）或某個團體（如清王室）的失誤，而仍應歸結為"限政傳統"的闕如。我們說中國歷史上沒有限政傳統，不是說歷代王朝的所有權力都是不受限製的。事實上各級官員和各個部門的權力都有一定之規，甚至有森嚴的界定（比如後妃不得幹政，太監不得幹政）。越權辦事或越權幹政，歷來是王朝和官場之大忌。但這隻是"限權"，不是"限政"，因此也叫"權限"，不叫"政限"。而且，劃定權限，正是為了保證最高權力（君權）不受製約和限製。這就叫"權有限而政無限"，即代理皇權的官員和衙門有權限，掌握政權的皇帝和朝廷無限製。
當然，君權無限，也不等於皇帝就可以為所欲為。事實上正如隋文帝所言，"聯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比方說，有作為的開國之君漢高祖，和沒能耐的守成之君明萬曆，在建儲問題上就同樣不能隨心所欲。但諸如此類的限製，或是因於道德，或是因於輿論，或是因於傳統，或是因於慣例，無一因於法律。即便因之於法，那"法"，也隻是"禮法"或"祖宗家法"，不是"憲法"。憲政則不然。憲政不但是"限政"（限製國會和政府），而且是"憲政"，即"根據憲法來限製權力"。憲政的要義是：包括立法權和行政權在內的任何政治權力，都隻能以憲法為唯一依據，並為憲法所製約。因此，憲政與否，不但要看權力是否受到限製，還要看它受誰所限，看它是受製於憲法，還是受製於別的權力（比如君權）。這一點，甚至更為重要。顯然，正如法製不等於法治，限權也不等於限政，更不等於憲政。
憲政以憲法為最高依據和唯一依據，因此，憲政的國家必定是法治的國家，憲政的傳統必定是法治的傳統。如果說，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共和是共有、共治、共享，那麽，憲政就可以說是法有、法治、法享。在憲政國家，一切權力都受法律製約，一切法律都受憲法製約，所有人和所有機構都必須遵守和服從憲法。憲法，是至高無上的。
那麽，至高無上的憲法，與至高無上的君主又有什麽不同？區別就在於：憲法不能違反（違憲），卻可以討論、批評、反對、修改（修憲）；君主則既不能討論、批評、反對，更不能修改和違抗。憲法也能夠批評、反對嗎？當然能夠，因為憲法可以修改。如果不能批評、反對，又何必討論，如何修改？實際上，批評與反對是討論的重要內容，也是修憲的重要依據。這一點同樣至關重要。因為倘無這一區別，則憲法就會變成新的、物化的專製君主，也與憲政的限政精神相悖。從這個意義上說，既限政又限法的法治即是憲政。
民主授權，憲法限政，協調二者的是共和。共和的任務，是既要保證由人民授權的政權不被僭竊，又要保證被憲法限製的政府有工作效率。因此，一個現代國家，必須是共和、民主、憲政三位一體的。民主解決授權問題，共和解決執政問題，憲政則解決限政問題。沒有共和，民主就會變成多數暴政；沒有民主，共和就會變成寡頭政治；而如果沒有憲政，它們都會變成無法無天。
反過來也一樣。沒有民主，憲政就沒有意義；沒有共和，憲政就流於形式；而如果既沒有民主，又沒有共和，那麽，憲政就有可能變成專政。在民主與共和缺位的情況下，憲法不但會淪為一紙空文，而且很可能被用來作為鎮壓人民的利器，就像"天道"和"民意"曾經被用來做專政的理由一樣。因此，一個真正能給人民帶來福祉的國家，必須同時是民主、共和、憲政的。當然，它也必定同時是自由、法治、人權的。
這樣一種政體或製度是我們民族原本所沒有的，我們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傳統。甚至就連許多官員和學者，也未必都能清楚地闡述民主、共和、憲政各自的內涵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常常將法治與法製相提並論，權力與權利混為一談。看來，我們的人民共和國真是任重道遠，政治體製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們還必須再問一個為什麽，即為什麽在我們的文化土壤中，不可能自發地生長出上述製度和思想來。
第六章 共和之路 六 最後一問
還是先從共和說起。
縱覽世界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無論古典共和國，還是現代共和國，幾乎都是商業國家。古代的雅典共和國是，羅馬共和國是，中世紀的威尼斯、佛羅倫斯、熱那亞、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國家是，近現代的英國和美國也都是。英國作為虛君共和國，美國作為聯邦共和國，都是商業共和國。相反，那些"貨真價實"的帝國，比如中華帝國和蒙古帝國，則多半是農業民族或遊牧民族建立的。農業民族崇尚權力，遊牧民族崇尚武力，而帝國，恰恰是一種既崇尚權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來獲得和維繫權力的製度（請參看本書第一章）。
這就與"天下為公，和平共處，選舉換屆"的共和精神相去甚遠。當然，農業民族也熱愛和平，中華帝國也主張天下為公，大清王朝也做到了五族共和。這是農業民族與遊牧民族、農業帝國與牧業帝國的不同之處。當然，隻要水糙豐足，不受侵犯，遊牧民族也未必發動戰爭，他們同樣熱愛和平。但相比較而言，農業民族更希望安定和穩定。因為隻有社會安定，政局穩定，一無天災，二無人禍，農民才可能有收成，也才能通過辛勤勞動和逐年積累慢慢走向小康。但是，手無寸鐵一盤散沙的個體農戶們，是沒有能力來維護安定和穩定的。他們隻能寄希望於集權政治，即依靠一個強勢政權來維持秩序，以免他們受到侵犯和騷擾。要知道，在那些既無國內法又無國際法的年代，侵犯和騷擾是很容易發生的--境外有虎視眈眈的遊牧民族，鄉裏則有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隻有帝國才能保護他們的安全，也隻有帝國的長治久安，才能給他們以奔向小康的希望。這是每到天下大亂時，他們總是會盼望"真命天子"早早出世的原因。於是事情竟是這樣：帝國的和平共處其實是靠權力和權力背後的武力來維持的，天下為公則不過是維護統治的藉口，其實質是產權國有、治權王有，而非政權共有。至於定期選舉，換屆執政，就更是免開尊口--帝國並不同意，民眾也沒興趣。希望安定和穩定的帝國臣民，並不喜歡執政者的頻繁更替。
這又是我們聞所未聞的。我們從來就隻知道"王法"，不知道"憲法"；也從來就隻知道那王法是"治民"的，不知道還有"限政"的法。因此，大清王朝末年頒布的《憲法大綱》 ，開宗明義竟是這樣的條款："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係，永永尊戴"; "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這哪裏是什麽憲法，又哪裏是什麽憲政！結果竟是這樣：大清王朝的"憲政"不但沒有限製君權，反倒給不受限製的君權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這當然不能讓人滿意，"萬世一係"的大清帝國也就隻好走上斷頭台。
不過，晚清憲政運動的失敗，並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某個個人（如立憲派）或某個團體（如清王室）的失誤，而仍應歸結為"限政傳統"的闕如。我們說中國歷史上沒有限政傳統，不是說歷代王朝的所有權力都是不受限製的。事實上各級官員和各個部門的權力都有一定之規，甚至有森嚴的界定（比如後妃不得幹政，太監不得幹政）。越權辦事或越權幹政，歷來是王朝和官場之大忌。但這隻是"限權"，不是"限政"，因此也叫"權限"，不叫"政限"。而且，劃定權限，正是為了保證最高權力（君權）不受製約和限製。這就叫"權有限而政無限"，即代理皇權的官員和衙門有權限，掌握政權的皇帝和朝廷無限製。
當然，君權無限，也不等於皇帝就可以為所欲為。事實上正如隋文帝所言，"聯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比方說，有作為的開國之君漢高祖，和沒能耐的守成之君明萬曆，在建儲問題上就同樣不能隨心所欲。但諸如此類的限製，或是因於道德，或是因於輿論，或是因於傳統，或是因於慣例，無一因於法律。即便因之於法，那"法"，也隻是"禮法"或"祖宗家法"，不是"憲法"。憲政則不然。憲政不但是"限政"（限製國會和政府），而且是"憲政"，即"根據憲法來限製權力"。憲政的要義是：包括立法權和行政權在內的任何政治權力，都隻能以憲法為唯一依據，並為憲法所製約。因此，憲政與否，不但要看權力是否受到限製，還要看它受誰所限，看它是受製於憲法，還是受製於別的權力（比如君權）。這一點，甚至更為重要。顯然，正如法製不等於法治，限權也不等於限政，更不等於憲政。
憲政以憲法為最高依據和唯一依據，因此，憲政的國家必定是法治的國家，憲政的傳統必定是法治的傳統。如果說，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共和是共有、共治、共享，那麽，憲政就可以說是法有、法治、法享。在憲政國家，一切權力都受法律製約，一切法律都受憲法製約，所有人和所有機構都必須遵守和服從憲法。憲法，是至高無上的。
那麽，至高無上的憲法，與至高無上的君主又有什麽不同？區別就在於：憲法不能違反（違憲），卻可以討論、批評、反對、修改（修憲）；君主則既不能討論、批評、反對，更不能修改和違抗。憲法也能夠批評、反對嗎？當然能夠，因為憲法可以修改。如果不能批評、反對，又何必討論，如何修改？實際上，批評與反對是討論的重要內容，也是修憲的重要依據。這一點同樣至關重要。因為倘無這一區別，則憲法就會變成新的、物化的專製君主，也與憲政的限政精神相悖。從這個意義上說，既限政又限法的法治即是憲政。
民主授權，憲法限政，協調二者的是共和。共和的任務，是既要保證由人民授權的政權不被僭竊，又要保證被憲法限製的政府有工作效率。因此，一個現代國家，必須是共和、民主、憲政三位一體的。民主解決授權問題，共和解決執政問題，憲政則解決限政問題。沒有共和，民主就會變成多數暴政；沒有民主，共和就會變成寡頭政治；而如果沒有憲政，它們都會變成無法無天。
反過來也一樣。沒有民主，憲政就沒有意義；沒有共和，憲政就流於形式；而如果既沒有民主，又沒有共和，那麽，憲政就有可能變成專政。在民主與共和缺位的情況下，憲法不但會淪為一紙空文，而且很可能被用來作為鎮壓人民的利器，就像"天道"和"民意"曾經被用來做專政的理由一樣。因此，一個真正能給人民帶來福祉的國家，必須同時是民主、共和、憲政的。當然，它也必定同時是自由、法治、人權的。
這樣一種政體或製度是我們民族原本所沒有的，我們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傳統。甚至就連許多官員和學者，也未必都能清楚地闡述民主、共和、憲政各自的內涵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常常將法治與法製相提並論，權力與權利混為一談。看來，我們的人民共和國真是任重道遠，政治體製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們還必須再問一個為什麽，即為什麽在我們的文化土壤中，不可能自發地生長出上述製度和思想來。
第六章 共和之路 六 最後一問
還是先從共和說起。
縱覽世界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無論古典共和國，還是現代共和國，幾乎都是商業國家。古代的雅典共和國是，羅馬共和國是，中世紀的威尼斯、佛羅倫斯、熱那亞、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國家是，近現代的英國和美國也都是。英國作為虛君共和國，美國作為聯邦共和國，都是商業共和國。相反，那些"貨真價實"的帝國，比如中華帝國和蒙古帝國，則多半是農業民族或遊牧民族建立的。農業民族崇尚權力，遊牧民族崇尚武力，而帝國，恰恰是一種既崇尚權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來獲得和維繫權力的製度（請參看本書第一章）。
這就與"天下為公，和平共處，選舉換屆"的共和精神相去甚遠。當然，農業民族也熱愛和平，中華帝國也主張天下為公，大清王朝也做到了五族共和。這是農業民族與遊牧民族、農業帝國與牧業帝國的不同之處。當然，隻要水糙豐足，不受侵犯，遊牧民族也未必發動戰爭，他們同樣熱愛和平。但相比較而言，農業民族更希望安定和穩定。因為隻有社會安定，政局穩定，一無天災，二無人禍，農民才可能有收成，也才能通過辛勤勞動和逐年積累慢慢走向小康。但是，手無寸鐵一盤散沙的個體農戶們，是沒有能力來維護安定和穩定的。他們隻能寄希望於集權政治，即依靠一個強勢政權來維持秩序，以免他們受到侵犯和騷擾。要知道，在那些既無國內法又無國際法的年代，侵犯和騷擾是很容易發生的--境外有虎視眈眈的遊牧民族，鄉裏則有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隻有帝國才能保護他們的安全，也隻有帝國的長治久安，才能給他們以奔向小康的希望。這是每到天下大亂時，他們總是會盼望"真命天子"早早出世的原因。於是事情竟是這樣：帝國的和平共處其實是靠權力和權力背後的武力來維持的，天下為公則不過是維護統治的藉口，其實質是產權國有、治權王有，而非政權共有。至於定期選舉，換屆執政，就更是免開尊口--帝國並不同意，民眾也沒興趣。希望安定和穩定的帝國臣民，並不喜歡執政者的頻繁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