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當是個人發言，關注普遍，不知怎麽一弄，常常就變成了集體發言，卻隻看重一己了。隻有個人自由，才有普遍利益，隻因有普遍的遵守，才可能保障個人的自由，這道理多麽簡單。事實上，輕蔑個人自由的人，也都不屑於普遍的遵守，道理也簡單：自由一普遍，霸字擱在哪兒？
十四
遠來的和尚，原是要欣賞異地風俗，或為人類學等等採集標本，自然是希望著種類的多樣，稀有種類尤其希望它保持原態，不見得都有閑心去想這標本中人是否活得煎熬，是否也圖自由與發展？他們不想倒也罷了，標本中人若為取悅遊僧和學者而甘做標本，倒把自己的願望廢置，把自己必要的變革丟棄，事情豈不荒唐？
十五
前不久，可能是在電視上也可能是在報紙上，見一位導演接受記者採訪。記者問：“有人說您的‘中國特色’其實是迎合外國人的口味。”導演說：“不，因為我表現的是人的普遍情感，所以外國人也能接受。”我便想：什麽是普遍情感？這普遍是誰的統計？怎麽統計的？其依據和目的都是什麽？以及被這統計所排除、所遺漏的那些心魂應當怎樣處置？尤其，這普遍怎麽又成了特色？是什麽人，會認此普遍為特色呢？是不是由市場判定的普遍？是不是由外國口味判定的中國特色？
一個創作者，敢說他表現的是普遍，這裏麵隱約已經有了一方“父母官”的影子。一個創作者，竟說他表現的是普遍，謙虛得又似過頭，這豈非是說自己並無獨到之見？一個創作者，至少要自以為有獨特的發現，才會有創作的激情吧？普遍的情感滿街都是，倘不能從中見出獨具的心流，最多也隻能算模仿生活。內在的新異已被小心地擇出或粗心地忽略，一旦走上舞台和銀幕，料必仍隻是外在的像。這樣的“創作”，我在想，其動力會是什麽呢？不免還是想到了“迎合”，迎合市場，迎合“父母官”，迎合一種故有的優勢話語，或者迎合別的什麽。未必就是迎合大眾，倒可能是麻醉大眾。大眾的心流原本是多麽豐富，多麽不拘，多麽遼遠，怎麽迎合得過來？惟把他們麻醉到隻認得一種戲路，隻相信一種思緒配走上舞台或銀幕，他們才可以隨時隨地被迎合。所以我又想，是否正因為這堂而皇之的普遍，萬千獨具的心流所以被湮滅，以致中國特色倒要由外國人來判定？還有，為什麽要以國為單位來配製特色？為什麽不讓每一縷心魂自然而然地表現其特色呢？
十六
別抱怨擺弄實際之真的所謂藝術總是捉襟見肘吧，那是必然。正因為實際走到了末路，藝術這才發生，若領著藝術再去膜拜實際，豈非鬼打牆？所以，藝術正如愛情，都是不能嫌累的事。心魂之域本無盡頭，比如“詩意地棲居”可不是獨享逍遙，而是永遠地尋覓與投奔，並且總在黑夜中。
十七
要講真話，勿瞞與騙，這是中國人普遍推崇的品質。可從來，有幾人真能做得徹底，真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且莫苛求“言必行”吧）倒是常聽見這樣的表白：“有些話我不能講，但我講的保證都是真話。”說實在的，能如此也已經令人欽佩。捫心自問，我自己頂多也就這樣。但這絕不是說我欽佩我自己，恰恰相反，用陝北話說：我這心裏頭害麻煩。翻譯成北京話就是：糟心。有點兒像吸毒，自個兒也看不起自個兒，又戒不掉。軟弱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軟弱但還是軟弱著，虛偽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虛偽卻還是“有些話不能講”——真真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就完了嗎？欽佩著勇敢者之餘，軟弱如我者想：豈有此理的深處就怕還藏著另外的道理，未必一副硬骨頭就能包打天下。說真話、硬骨頭、匕首與投槍，於虛偽自然是良藥，但痼疾猶在，久不見輕，大概還是醫路的問題。自古就有“文死諫”的倡導，意思也就是硬骨頭、講真話，可這品質世世代代一直都被倡導，或隻被倡導，且有日趨金貴之勢，豈不令人沮喪？怎麽回事？中國人一向推崇的品質，怎麽竟成了中國人越來越難得的高風亮節？
十八
說真話有什麽錯嗎？當然沒有，還能是說假話不成？但說真話就夠了嗎？這就又得看看：除了實際之真，心魂之真是否也有表達？是否也能表達？是否也提倡表達？是否這樣的表達也被尊重？倘隻白晝在表達，生命至少要減半。倘黑夜總就在黑夜中獨行，或聾，或啞，或被斥為“不打糧食”，真，豈不是殘疾著嗎？比如兩口子，若互相隻言白晝，黑夜之浪動的心流或被視為無用，或被看作邪念，千萬得互相藏好，那料必是要憋出毛病的。比如憋出猜疑和防備，猜疑和防備又難免流入白晝，實際之真也就要打折扣了。這還不要緊，隻要黑夜健在，娜拉大不了是個出走。但黑夜要是一口氣憋死，實際被實際所囚禁，藝術和愛情和一切就都隻好由著白晝去豢養、去叫賣了。失去黑夜的白晝，失去匡正的生活，什麽假不能炒成真？什麽陰暗不能標榜為聖潔？什麽荒唐事不能煽得人落淚？於是，什麽真也就都可能淪落到“我不能說”了。
十九
聽說有一位導演，在反駁別人的批評時說：“不管怎麽說，反正我是讓觀眾落了淚。”反駁當然是你的權利，但這樣的反駁很無力，讓人落淚就一定是好藝術嗎？讓人哭，讓人笑，讓人咬牙切齒，捶胸頓足，都太容易。不見得非勞駕藝術不可。而真正的好藝術，真正的心路艱難，未必都有上述效果。
我聽一位批評家朋友說過一件事：他去看一出話劇，事先掖了手絹在兜裏，預備哭和笑，然而整個演出過程中他哭不出也笑不出，全場鴉雀無聲，直到劇終，掌聲雖也持久，但卻猶豫，直到戲散，魚貫而出的人群仍然沒有什麽熱烈的表示，大家默默地走路，看天，或對視為。我那朋友幹脆找個沒人的地方坐下來發呆。他說這戲真好。他沒說真像。他說看戲的人中有說真好的，有說不好的，但沒見有誰說真像或者不像。他說，無論說真好的還是說不好的，神情都似有些愕然，加上天黑。他說他在那沒人的地方坐了很久，心裏仍然是一片愕然，以往的批評手段似乎都要作廢，他說他看見了生命本身的疑難。這戲我沒看。
二十
我看過一篇報告文學，講一個叛徒的身世。這人的弟弟是個很有名望的革命者。兄弟倆早年先後參加了革命，說起來他還是弟弟的引路人，弟弟是在他的鼓動下才投身革命的。其實他跟弟弟一樣對早年的選擇終生無悔，即便是在他屈服於敵人的暴力之時，即便是在他飽受屈辱的後半生中，他也仍於心中默默堅守著當初的信奉。然而弟弟是受人愛戴的人，他卻成了叛徒。如此天壤之別，細究因由其實簡單：他怕死，怕酷刑的折磨，弟弟不怕。當然，還在於，他不幸被敵人抓去了，弟弟沒這麽倒黴。就是說，弟弟的不怕未經證實。於是也可以想像另一種可能：被抓去的是弟弟，不是他。這種可能又引出另外兩種可能：一是弟弟確實不怕死，也不怕折磨，這樣的話世上就會少一個叛徒，多一個可敬的人。二是弟弟也怕，結果呢，叛徒和可敬的人數目不變，隻不過兄弟倆倒了個個兒。
十四
遠來的和尚，原是要欣賞異地風俗，或為人類學等等採集標本，自然是希望著種類的多樣，稀有種類尤其希望它保持原態，不見得都有閑心去想這標本中人是否活得煎熬，是否也圖自由與發展？他們不想倒也罷了，標本中人若為取悅遊僧和學者而甘做標本，倒把自己的願望廢置，把自己必要的變革丟棄，事情豈不荒唐？
十五
前不久，可能是在電視上也可能是在報紙上，見一位導演接受記者採訪。記者問：“有人說您的‘中國特色’其實是迎合外國人的口味。”導演說：“不，因為我表現的是人的普遍情感，所以外國人也能接受。”我便想：什麽是普遍情感？這普遍是誰的統計？怎麽統計的？其依據和目的都是什麽？以及被這統計所排除、所遺漏的那些心魂應當怎樣處置？尤其，這普遍怎麽又成了特色？是什麽人，會認此普遍為特色呢？是不是由市場判定的普遍？是不是由外國口味判定的中國特色？
一個創作者，敢說他表現的是普遍，這裏麵隱約已經有了一方“父母官”的影子。一個創作者，竟說他表現的是普遍，謙虛得又似過頭，這豈非是說自己並無獨到之見？一個創作者，至少要自以為有獨特的發現，才會有創作的激情吧？普遍的情感滿街都是，倘不能從中見出獨具的心流，最多也隻能算模仿生活。內在的新異已被小心地擇出或粗心地忽略，一旦走上舞台和銀幕，料必仍隻是外在的像。這樣的“創作”，我在想，其動力會是什麽呢？不免還是想到了“迎合”，迎合市場，迎合“父母官”，迎合一種故有的優勢話語，或者迎合別的什麽。未必就是迎合大眾，倒可能是麻醉大眾。大眾的心流原本是多麽豐富，多麽不拘，多麽遼遠，怎麽迎合得過來？惟把他們麻醉到隻認得一種戲路，隻相信一種思緒配走上舞台或銀幕，他們才可以隨時隨地被迎合。所以我又想，是否正因為這堂而皇之的普遍，萬千獨具的心流所以被湮滅，以致中國特色倒要由外國人來判定？還有，為什麽要以國為單位來配製特色？為什麽不讓每一縷心魂自然而然地表現其特色呢？
十六
別抱怨擺弄實際之真的所謂藝術總是捉襟見肘吧，那是必然。正因為實際走到了末路，藝術這才發生，若領著藝術再去膜拜實際，豈非鬼打牆？所以，藝術正如愛情，都是不能嫌累的事。心魂之域本無盡頭，比如“詩意地棲居”可不是獨享逍遙，而是永遠地尋覓與投奔，並且總在黑夜中。
十七
要講真話，勿瞞與騙，這是中國人普遍推崇的品質。可從來，有幾人真能做得徹底，真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且莫苛求“言必行”吧）倒是常聽見這樣的表白：“有些話我不能講，但我講的保證都是真話。”說實在的，能如此也已經令人欽佩。捫心自問，我自己頂多也就這樣。但這絕不是說我欽佩我自己，恰恰相反，用陝北話說：我這心裏頭害麻煩。翻譯成北京話就是：糟心。有點兒像吸毒，自個兒也看不起自個兒，又戒不掉。軟弱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軟弱但還是軟弱著，虛偽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虛偽卻還是“有些話不能講”——真真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就完了嗎？欽佩著勇敢者之餘，軟弱如我者想：豈有此理的深處就怕還藏著另外的道理，未必一副硬骨頭就能包打天下。說真話、硬骨頭、匕首與投槍，於虛偽自然是良藥，但痼疾猶在，久不見輕，大概還是醫路的問題。自古就有“文死諫”的倡導，意思也就是硬骨頭、講真話，可這品質世世代代一直都被倡導，或隻被倡導，且有日趨金貴之勢，豈不令人沮喪？怎麽回事？中國人一向推崇的品質，怎麽竟成了中國人越來越難得的高風亮節？
十八
說真話有什麽錯嗎？當然沒有，還能是說假話不成？但說真話就夠了嗎？這就又得看看：除了實際之真，心魂之真是否也有表達？是否也能表達？是否也提倡表達？是否這樣的表達也被尊重？倘隻白晝在表達，生命至少要減半。倘黑夜總就在黑夜中獨行，或聾，或啞，或被斥為“不打糧食”，真，豈不是殘疾著嗎？比如兩口子，若互相隻言白晝，黑夜之浪動的心流或被視為無用，或被看作邪念，千萬得互相藏好，那料必是要憋出毛病的。比如憋出猜疑和防備，猜疑和防備又難免流入白晝，實際之真也就要打折扣了。這還不要緊，隻要黑夜健在，娜拉大不了是個出走。但黑夜要是一口氣憋死，實際被實際所囚禁，藝術和愛情和一切就都隻好由著白晝去豢養、去叫賣了。失去黑夜的白晝，失去匡正的生活，什麽假不能炒成真？什麽陰暗不能標榜為聖潔？什麽荒唐事不能煽得人落淚？於是，什麽真也就都可能淪落到“我不能說”了。
十九
聽說有一位導演，在反駁別人的批評時說：“不管怎麽說，反正我是讓觀眾落了淚。”反駁當然是你的權利，但這樣的反駁很無力，讓人落淚就一定是好藝術嗎？讓人哭，讓人笑，讓人咬牙切齒，捶胸頓足，都太容易。不見得非勞駕藝術不可。而真正的好藝術，真正的心路艱難，未必都有上述效果。
我聽一位批評家朋友說過一件事：他去看一出話劇，事先掖了手絹在兜裏，預備哭和笑，然而整個演出過程中他哭不出也笑不出，全場鴉雀無聲，直到劇終，掌聲雖也持久，但卻猶豫，直到戲散，魚貫而出的人群仍然沒有什麽熱烈的表示，大家默默地走路，看天，或對視為。我那朋友幹脆找個沒人的地方坐下來發呆。他說這戲真好。他沒說真像。他說看戲的人中有說真好的，有說不好的，但沒見有誰說真像或者不像。他說，無論說真好的還是說不好的，神情都似有些愕然，加上天黑。他說他在那沒人的地方坐了很久，心裏仍然是一片愕然，以往的批評手段似乎都要作廢，他說他看見了生命本身的疑難。這戲我沒看。
二十
我看過一篇報告文學，講一個叛徒的身世。這人的弟弟是個很有名望的革命者。兄弟倆早年先後參加了革命，說起來他還是弟弟的引路人，弟弟是在他的鼓動下才投身革命的。其實他跟弟弟一樣對早年的選擇終生無悔，即便是在他屈服於敵人的暴力之時，即便是在他飽受屈辱的後半生中，他也仍於心中默默堅守著當初的信奉。然而弟弟是受人愛戴的人，他卻成了叛徒。如此天壤之別，細究因由其實簡單：他怕死，怕酷刑的折磨，弟弟不怕。當然，還在於，他不幸被敵人抓去了，弟弟沒這麽倒黴。就是說，弟弟的不怕未經證實。於是也可以想像另一種可能：被抓去的是弟弟，不是他。這種可能又引出另外兩種可能：一是弟弟確實不怕死，也不怕折磨，這樣的話世上就會少一個叛徒，多一個可敬的人。二是弟弟也怕，結果呢，叛徒和可敬的人數目不變，隻不過兄弟倆倒了個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