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很不現實，是嗎？但無愛的現實你以為怎麽樣？
二十三
最近我看到過一篇文章，標題竟是：“生命的惟一要求是活著”。這話讓我想了好久，怎麽也不能同意。死著的東西不可以謂之生命，生命當然活著，活著而要求活著，等於是說活著就夠了，不必有什麽要求。倘有要求，“生命”就必大於“活著”，活著也就不是生命的惟一。
如果“活著”是指“活下去”的意思，那可是要特別地加以說明。“活著”和“活下去”不見得是一碼事。“活著”而要發“活下去”的決心，料必是有什麽使人難於活著的事情發生了。什麽呢？顯然不隻是空氣、水和營養之類的問題，因為在這麽“生命”顯然也不是指老鼠等等。比如說愛情和自由，沒有，肯定還能活下去嗎？當然，老鼠能，所以它隻是“活著”，並不發“活下去”的決心，並不以為活著還有什麽再需要強調的事。當生命二字指示為人的時候，要求就多了，豈止活著就夠？說理想、追求都是身外之物——這個身，必隻是生理之身，但生理之身是不寫作的，沒有理想和追求，也看不出何為身外之物。一旦看出身外與身內，生命就不單單是活著了。
而愛，作為理想，本來就不止於現實，甚至具有反抗現實的意味，正如詩，有詩人說過：“詩是對生活的匡正。”
（我想，那篇文章的作者必是疏忽了“惟一”和“第一”的不同。若說生命的第一要求是活著，這話我看就沒有疑問。）
二十四
但是反抗，並不簡單，不是靠一份情緒和勇敢就夠。弄不好，反抗是很強勁而且堅定了，但怨憤不僅咬傷自己，還嚇跑了別人。
比如常聽見這樣的話：我們殘疾人如何如何，他們健全人是不可能理解的。要是說“他們不曾理解”，這話雖不周全，但明確是在呼喚理解。真要是“不可能理解”，你說它幹嗎？說給誰聽？說給“不可能理解”的人聽，你傻啦？那麽就是說給自己聽。依史鐵生和我的經驗看，不斷地這樣說給自己聽，用自我委屈釀製自我感動，那不會有別的結果，那隻能是自我囚禁、自我戕害，並且讓“不可能理解”的人眼睜睜地看著一個自虐者自虐而束手無策。
再比如，還經常會碰見這樣的句式：我們殘疾人是最（ ）的，因此我們殘疾人其實是最（ ）的。第一個括號裏，多半可以填上“艱難”和“堅強”，第二個括號裏通常是“優秀”或與之相近的詞。我的意思是，就算這是實情，話也最好讓別人說。這不是狡猾。別人說更可能是尊重與理解，自己一說就變味——“最”都是你的，別人隻有“次”。況且，你又對別人的艱難與優秀了解多少呢？
最令人不安的是，這樣的話出自殘疾人之口，竟會贏得掌聲。這掌聲值得仔細地聽，那裏麵一定沒有“看在殘疾的份上”這句潛台詞嗎？要是一個健全人這樣說，你覺得怎樣？你會不會說這是自閉，自戀？可我們並不是要反抗別人呀，恰恰是反抗心靈的禁閉與隔離。
二十五
那掌聲表達了提前的寬宥，提前到你以殘疾的身份準備發言但還未發言的時候。甚至是提前的防禦，生怕你脆弱的心以沒有掌聲為由繼續繁衍“他們不可能理解”式的怨恨。但這其實是提前的輕蔑——你真能超越殘疾，和大家平等地對話嗎？糟糕的是，你不僅沒能讓這偏見遭受挫折，反給它提供了證據，沒能動搖它反倒堅定著它。當人們對殘疾愈發小心翼翼時，你的反抗早已自投羅網。
這樣的反抗使殘疾擴散，從生理擴散到心理，從物界擴散進精神。這類病證的機理相當複雜，但可以給它一個簡單的名稱：殘疾情結。這情結不單殘疾人可以有，別的地方，人間的其他領域，也有。馬丁·路德·金說：“切莫用仇恨的苦酒來緩解熱望自由的幹渴。”我想他也是指的這類情結。以往的壓迫、歧視、屈辱，所造成的最大遺害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這“殘疾情結”的蓄積，蓄積到湮滅理性，看異己者全是敵人，以致左突右沖反使那羅網越收越緊。被壓迫者，被歧視或被忽視的人，以及一切領域中弱勢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這“殘疾情結”的暗算，放棄自卑，同時放棄怨恨；其實這兩點必然是同時放棄的，因為曾經，它們也是一齊出生的。
二十六
中國足球的所謂“恐韓症”，未必是恐懼韓國，而是恐懼再輸給韓國，未必是恐懼韓國足球的實力，而是恐懼區區韓國若幹年來（其足球）竟一直壓著我們，恐懼這樣的歷史竟不結束，以及本世紀內難道還不能結束嗎？這恐懼，已不單是足球的恐懼，簡直成了民族和國家的心病。要我說，其實，是這心病造成和加重了足球的恐懼，或者是它們倆互相嚇唬以致惡性循環。本來嘛，足球就是足球，哪堪如此重負！世界上那麽多民族、國家，體育上必各具短長，輸贏尋常事，哪至於就嚴重到了辜負人民和祖國？倘民族或祖國的神經竟這般敏感和脆弱，倒值得想一想，其中是否蓄積著“殘疾情結”？
有位著名的教練曾在電視上說：我們踢足球，就是為了打敗外國隊！這樣的目標與體育精神有著怎樣的差距姑且不論，單這樣的心理，決心（如賽前所宣稱）就難免變成擔心（如賽後所發現）。決心基於自信，尤其是相信自己有超越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把每一次比賽都看成這樣的機會。（順便說一句，我喜歡申花隊“更進一步”的口號，不喜歡國安隊的“永遠爭第一”。至少，“更進一步”沒法弄虛作假，“爭第一”的手段可是很多。）擔心呢，原因就複雜，但肯定已經離開了對自己的把握；把握住自己，這還有什麽可擔心的嗎？輸了也可以是更進一步。要是把人民的厚望、祖國的榮譽，乃至歷來的高傲和高傲不曾實現所留下的委屈一股腦兒都交給足球，誰心裏也沒底，不擔心才怪。
說句公道話，教練和球員們的負擔是太重了，重到不是他們可以承受的也不是他們應該承受的，別再說什麽“愛國主義和政治思想抓得不夠”，這麽多年，每一次失敗都像重演，每一次教訓都像複製，每一次電視台上沉痛的檢討都仿佛錄像重播，莫非隻有贏球那天才算政治思想抓夠了？能不能從下一次來個徹底甚至過頭的改變？比如說，不必期望下一次就能贏，隻盼下一次能輸它個漂亮！漂亮到底，對，明明已經出局也還是抱住漂亮不撒手！體育，原是要在模擬的困境中展現堅強、美麗的精神。愛國——毫無疑問，毫無疑問到用不著“主義”來加封，有吃飯主義嗎？我不信有哪位教練或球員不愛祖國。但美麗的精神不更是榮譽？膽戰心驚地去摸一把彩的心情，倒是把祖國輕看。
二十七
作家陳村說過：讓中國人心裏不平衡的事情有兩件，一是世界盃總不能入圍，二是諾貝爾文學獎總不能到手，這兩件事弄得球迷和文人都有點魔魔道道。關於後一項，真的不大好再說什麽了，要麽是酸，要麽是苦，甚至於辣，敬仰與渴望、菲薄與譏嘲也都表達過了，剩下的似乎隻有悶悶不樂。
二十三
最近我看到過一篇文章，標題竟是：“生命的惟一要求是活著”。這話讓我想了好久，怎麽也不能同意。死著的東西不可以謂之生命，生命當然活著，活著而要求活著，等於是說活著就夠了，不必有什麽要求。倘有要求，“生命”就必大於“活著”，活著也就不是生命的惟一。
如果“活著”是指“活下去”的意思，那可是要特別地加以說明。“活著”和“活下去”不見得是一碼事。“活著”而要發“活下去”的決心，料必是有什麽使人難於活著的事情發生了。什麽呢？顯然不隻是空氣、水和營養之類的問題，因為在這麽“生命”顯然也不是指老鼠等等。比如說愛情和自由，沒有，肯定還能活下去嗎？當然，老鼠能，所以它隻是“活著”，並不發“活下去”的決心，並不以為活著還有什麽再需要強調的事。當生命二字指示為人的時候，要求就多了，豈止活著就夠？說理想、追求都是身外之物——這個身，必隻是生理之身，但生理之身是不寫作的，沒有理想和追求，也看不出何為身外之物。一旦看出身外與身內，生命就不單單是活著了。
而愛，作為理想，本來就不止於現實，甚至具有反抗現實的意味，正如詩，有詩人說過：“詩是對生活的匡正。”
（我想，那篇文章的作者必是疏忽了“惟一”和“第一”的不同。若說生命的第一要求是活著，這話我看就沒有疑問。）
二十四
但是反抗，並不簡單，不是靠一份情緒和勇敢就夠。弄不好，反抗是很強勁而且堅定了，但怨憤不僅咬傷自己，還嚇跑了別人。
比如常聽見這樣的話：我們殘疾人如何如何，他們健全人是不可能理解的。要是說“他們不曾理解”，這話雖不周全，但明確是在呼喚理解。真要是“不可能理解”，你說它幹嗎？說給誰聽？說給“不可能理解”的人聽，你傻啦？那麽就是說給自己聽。依史鐵生和我的經驗看，不斷地這樣說給自己聽，用自我委屈釀製自我感動，那不會有別的結果，那隻能是自我囚禁、自我戕害，並且讓“不可能理解”的人眼睜睜地看著一個自虐者自虐而束手無策。
再比如，還經常會碰見這樣的句式：我們殘疾人是最（ ）的，因此我們殘疾人其實是最（ ）的。第一個括號裏，多半可以填上“艱難”和“堅強”，第二個括號裏通常是“優秀”或與之相近的詞。我的意思是，就算這是實情，話也最好讓別人說。這不是狡猾。別人說更可能是尊重與理解，自己一說就變味——“最”都是你的，別人隻有“次”。況且，你又對別人的艱難與優秀了解多少呢？
最令人不安的是，這樣的話出自殘疾人之口，竟會贏得掌聲。這掌聲值得仔細地聽，那裏麵一定沒有“看在殘疾的份上”這句潛台詞嗎？要是一個健全人這樣說，你覺得怎樣？你會不會說這是自閉，自戀？可我們並不是要反抗別人呀，恰恰是反抗心靈的禁閉與隔離。
二十五
那掌聲表達了提前的寬宥，提前到你以殘疾的身份準備發言但還未發言的時候。甚至是提前的防禦，生怕你脆弱的心以沒有掌聲為由繼續繁衍“他們不可能理解”式的怨恨。但這其實是提前的輕蔑——你真能超越殘疾，和大家平等地對話嗎？糟糕的是，你不僅沒能讓這偏見遭受挫折，反給它提供了證據，沒能動搖它反倒堅定著它。當人們對殘疾愈發小心翼翼時，你的反抗早已自投羅網。
這樣的反抗使殘疾擴散，從生理擴散到心理，從物界擴散進精神。這類病證的機理相當複雜，但可以給它一個簡單的名稱：殘疾情結。這情結不單殘疾人可以有，別的地方，人間的其他領域，也有。馬丁·路德·金說：“切莫用仇恨的苦酒來緩解熱望自由的幹渴。”我想他也是指的這類情結。以往的壓迫、歧視、屈辱，所造成的最大遺害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這“殘疾情結”的蓄積，蓄積到湮滅理性，看異己者全是敵人，以致左突右沖反使那羅網越收越緊。被壓迫者，被歧視或被忽視的人，以及一切領域中弱勢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這“殘疾情結”的暗算，放棄自卑，同時放棄怨恨；其實這兩點必然是同時放棄的，因為曾經，它們也是一齊出生的。
二十六
中國足球的所謂“恐韓症”，未必是恐懼韓國，而是恐懼再輸給韓國，未必是恐懼韓國足球的實力，而是恐懼區區韓國若幹年來（其足球）竟一直壓著我們，恐懼這樣的歷史竟不結束，以及本世紀內難道還不能結束嗎？這恐懼，已不單是足球的恐懼，簡直成了民族和國家的心病。要我說，其實，是這心病造成和加重了足球的恐懼，或者是它們倆互相嚇唬以致惡性循環。本來嘛，足球就是足球，哪堪如此重負！世界上那麽多民族、國家，體育上必各具短長，輸贏尋常事，哪至於就嚴重到了辜負人民和祖國？倘民族或祖國的神經竟這般敏感和脆弱，倒值得想一想，其中是否蓄積著“殘疾情結”？
有位著名的教練曾在電視上說：我們踢足球，就是為了打敗外國隊！這樣的目標與體育精神有著怎樣的差距姑且不論，單這樣的心理，決心（如賽前所宣稱）就難免變成擔心（如賽後所發現）。決心基於自信，尤其是相信自己有超越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把每一次比賽都看成這樣的機會。（順便說一句，我喜歡申花隊“更進一步”的口號，不喜歡國安隊的“永遠爭第一”。至少，“更進一步”沒法弄虛作假，“爭第一”的手段可是很多。）擔心呢，原因就複雜，但肯定已經離開了對自己的把握；把握住自己，這還有什麽可擔心的嗎？輸了也可以是更進一步。要是把人民的厚望、祖國的榮譽，乃至歷來的高傲和高傲不曾實現所留下的委屈一股腦兒都交給足球，誰心裏也沒底，不擔心才怪。
說句公道話，教練和球員們的負擔是太重了，重到不是他們可以承受的也不是他們應該承受的，別再說什麽“愛國主義和政治思想抓得不夠”，這麽多年，每一次失敗都像重演，每一次教訓都像複製，每一次電視台上沉痛的檢討都仿佛錄像重播，莫非隻有贏球那天才算政治思想抓夠了？能不能從下一次來個徹底甚至過頭的改變？比如說，不必期望下一次就能贏，隻盼下一次能輸它個漂亮！漂亮到底，對，明明已經出局也還是抱住漂亮不撒手！體育，原是要在模擬的困境中展現堅強、美麗的精神。愛國——毫無疑問，毫無疑問到用不著“主義”來加封，有吃飯主義嗎？我不信有哪位教練或球員不愛祖國。但美麗的精神不更是榮譽？膽戰心驚地去摸一把彩的心情，倒是把祖國輕看。
二十七
作家陳村說過：讓中國人心裏不平衡的事情有兩件，一是世界盃總不能入圍，二是諾貝爾文學獎總不能到手，這兩件事弄得球迷和文人都有點魔魔道道。關於後一項，真的不大好再說什麽了，要麽是酸，要麽是苦，甚至於辣，敬仰與渴望、菲薄與譏嘲也都表達過了，剩下的似乎隻有悶悶不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