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而我發現在“我們”這半邊街的後方，有電影院。放映的是我們北影的一部影片——在我記憶中似乎是《飛鏢黃天霸》。
黃天霸就黃天霸了！在北影我沒看過。編劇又是作家張弦，就在這兒看看吧。
於是我買票進入電影院。空蕩蕩的，才百十來觀眾，盡管是新片。
看完《飛鏢黃天霸》，買了兩個杧果吃，時間仍早得很。就又買了一張票，又看了一遍《飛鏢黃天霸》。
編劇張弦和導演李文化，真是該感激我這麽熱心為功夫片捧場的觀眾啊！
看完第二遍《飛鏢黃天霸》，餓了，找了個僻靜地方，吃掉兩個麵包，我就毫不留戀地離開沙頭角，出了檢查站。檢查人員見我手中連個塑膠袋都沒拎，大大地起了疑心，對我的士兵書包非常之認真地檢查，不過字典、身份證、一本《世界之窗》、一包煙。
他翻我的身份證，朝我笑笑：“作家？”
我也笑笑。
“什麽都沒買？”——他好生奇怪——“這裏的金首飾是可以買一兩件的。內地不是搶著買嗎？”
我說：“下次來再買吧。”
沙頭角——我沒情緒再來了。
那麽一條小破街，沒給我留下什麽特殊的印象。
我買了一本《世界之窗》，坐在自行車棚——一塊磚頭上看。跟看自行車的老頭兒聊起來，得以混入老頭兒的小屋子，殷勤地向他接連敬了兩支煙，進而被允許躺在他的小竹榻上。
枕著我的書包，我睡著了。
出門在外半個月，那一覺我睡得最安穩、最香甜。
醒來一問老頭兒，五點半多了。趕快告辭，就往相聚的地方跑。老遠便見陳大姐焦急地舉目四望——曉紅又回到沙頭角那條街上找我去了……
她們以為把我丟了呢。
一會兒，曉紅從檢查站口出來，為找我找得滿頭是汗……
她問我到哪兒去了？
我說早就出來了。
陳大姐問我有什麽收穫、有什麽感想？
我說在裏邊看了兩遍我們北影拍的《飛鏢黃天霸》，在外邊睡了一覺。
陳大姐頓足道：“嘿，你呀！辜負了老杜一片心意。我看就憑這一點你成不了大作家！”
晚上，我和曉紅冒雨買返回廣州的火車票。結果隻買到了兩張。
在深圳火車站，離開車時間還有一個多小時，我自告奮勇去補票——當日當次的票已賣光。
陳大姐說可以上車補票。書生氣十足的曉紅說似乎車站執行規章很嚴格，不可以的，還是先找站長之類人物批個條才穩妥。曉紅她根本不是那種很闖蕩的女性。我也沒那股闖蕩勁兒。但我是男的，我想這種事兒應該我去辦。作家呀作家，在許多時刻，普遍的總那麽不願說出自己是作家。不說，人家也就沒來由地非照顧你一次……
我又沒手錶！
在我對幾位像站長其實並不是站長的人磨嘴皮子的時候，那一次列車已進了站。陳大姐對檢票的說了幾句陪同一位作家等等的話，人家也放行了。可是她們又找不到我……
待我沮喪地回到檢票口，列車已開走。
曉紅問：“怎麽樣？”
我說：“沒門兒！”
她嘆了口氣：“唉，你這個男人啊！陳大姐幾句話，檢票的就高抬貴手了！”
我說：“那好啊！”
她說：“好什麽啊？陳大姐在車上等，我在這兒等，車已經開走了！陳大姐的票在我這兒，她在車上還得再補一張票……”
她亮開手掌——兩張昨夜冒雨買的票，在她手中攥得濕漉漉的……
她苦笑道：“都作廢了……”
我慚愧地說：“我真笨……”
我很慚愧自己在這些方麵真是太笨了！
太多的時候，我們做人都做得太老成了。我相信我如果說明我是《雪城》的作者，一切都很順利，因為候車室正反覆播放著“天上有個太陽”。
回到廣州，老杜告訴我，福建《中篇小說選刊》來電話，請我務必去一次福建，說有對文壇對作家們極好的事要我去盡義務……
我猜想不到那該是一件什麽事。但既然對文壇對作家們極好，又是一種義務，那我就去吧……
於是第二天我告別了廣州。
我也不太喜歡廣州這座城市，說不清楚為什麽不太喜歡廣州這座城市。如果將廣州這座城市人格化——那麽它使我聯想起了當年知青中的一類人——他們或她們，用肥皂箱將自己的鋪位與左右相鄰鋪的位間隔開來。他們或她們，將自己的鋪位高高墊起，並且用蚊帳罩著。他們或她們的褥單常洗常換，盡量保持著難能可貴的清潔。但是，哪怕有雨水漏在別人的鋪位上，哪怕大宿舍裏到處是髒物，他們也仿佛視而不見，他們太“潔身自好”了！開會的時候，他們預先坐在自己的鋪位上，防止別人坐了，防止別人身上的土落在他們或她們的鋪位上。他們或她們每一個人都不愧是個人衛生的模範，但他們或她們心裏沒有環境衛生這個概念。仿佛他們或她們不是生活在環境之中。仿佛“環境”二字對於他們來說，不過就是他們或她們的鋪位似的。你從這一類當代的知青口中，很難聽到“我們宿舍”四個字。你從廣州人口中，很難聽到“中國”兩個字。中國——廣州——似乎廣州便是廣州人的中國了。似乎中國便是廣州人的廣州了。我甚至懷疑，廣州人在國外，是不是會很自然地順口就說出“我是廣州人”，而忘了廣州人首先應該是中國人這一點？
廣州在跟著一種什麽感覺走？
我預測廣州將越來越香港化，廣州人的心態越來越港埠人心態。
中國這個概念，對於香港人來說，是一個不即不離的概念。
中國這個概念，對於廣州人來說，也將會是一個不即不離的概念了吧？
中國有十個八個乃至二十幾個三十幾個香港那樣的城市，未嚐不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一切人都變成了香港那樣的城市裏的中國人，亦都不可避免地產生港埠之人的心態，則中國，是否隻是根本沒有香港那種前景的中國人心中之中國了呢？
上海人是很精明的。上海人的精明，是一種互相親親昵昵的精明。這一種親昵而精明的人際關係，使上海人在交往中互不吃虧又互利。上海的歷史，訓練上海人以這樣一種精明。它並不討嫌，然而它也不很可靠。上海人習慣於這一點、適應於這一點。甚可能都還有些自我欣賞。
廣州人也是很精明的。廣州人的精明是一種互相心照不宣的精明。在這一種關係中，他們檢驗自己是不是最精明的同時也似乎檢驗了別人是不是個大傻瓜。上海人因普遍的精明，可能就很尊重厚道。廣州人因都太想成為最精明的人，可能就輕蔑厚道吧？廣州人倘與老奸巨滑的外地人打交道，一旦吃虧，也許正會在於輕蔑厚道這一點上。人一般不太對自己輕蔑的對手施展心計。廣州人，警惕老奸巨滑的外地人在這一點上鑽你們的空子哇！
黃天霸就黃天霸了！在北影我沒看過。編劇又是作家張弦，就在這兒看看吧。
於是我買票進入電影院。空蕩蕩的，才百十來觀眾，盡管是新片。
看完《飛鏢黃天霸》，買了兩個杧果吃，時間仍早得很。就又買了一張票，又看了一遍《飛鏢黃天霸》。
編劇張弦和導演李文化，真是該感激我這麽熱心為功夫片捧場的觀眾啊！
看完第二遍《飛鏢黃天霸》，餓了，找了個僻靜地方，吃掉兩個麵包，我就毫不留戀地離開沙頭角，出了檢查站。檢查人員見我手中連個塑膠袋都沒拎，大大地起了疑心，對我的士兵書包非常之認真地檢查，不過字典、身份證、一本《世界之窗》、一包煙。
他翻我的身份證，朝我笑笑：“作家？”
我也笑笑。
“什麽都沒買？”——他好生奇怪——“這裏的金首飾是可以買一兩件的。內地不是搶著買嗎？”
我說：“下次來再買吧。”
沙頭角——我沒情緒再來了。
那麽一條小破街，沒給我留下什麽特殊的印象。
我買了一本《世界之窗》，坐在自行車棚——一塊磚頭上看。跟看自行車的老頭兒聊起來，得以混入老頭兒的小屋子，殷勤地向他接連敬了兩支煙，進而被允許躺在他的小竹榻上。
枕著我的書包，我睡著了。
出門在外半個月，那一覺我睡得最安穩、最香甜。
醒來一問老頭兒，五點半多了。趕快告辭，就往相聚的地方跑。老遠便見陳大姐焦急地舉目四望——曉紅又回到沙頭角那條街上找我去了……
她們以為把我丟了呢。
一會兒，曉紅從檢查站口出來，為找我找得滿頭是汗……
她問我到哪兒去了？
我說早就出來了。
陳大姐問我有什麽收穫、有什麽感想？
我說在裏邊看了兩遍我們北影拍的《飛鏢黃天霸》，在外邊睡了一覺。
陳大姐頓足道：“嘿，你呀！辜負了老杜一片心意。我看就憑這一點你成不了大作家！”
晚上，我和曉紅冒雨買返回廣州的火車票。結果隻買到了兩張。
在深圳火車站，離開車時間還有一個多小時，我自告奮勇去補票——當日當次的票已賣光。
陳大姐說可以上車補票。書生氣十足的曉紅說似乎車站執行規章很嚴格，不可以的，還是先找站長之類人物批個條才穩妥。曉紅她根本不是那種很闖蕩的女性。我也沒那股闖蕩勁兒。但我是男的，我想這種事兒應該我去辦。作家呀作家，在許多時刻，普遍的總那麽不願說出自己是作家。不說，人家也就沒來由地非照顧你一次……
我又沒手錶！
在我對幾位像站長其實並不是站長的人磨嘴皮子的時候，那一次列車已進了站。陳大姐對檢票的說了幾句陪同一位作家等等的話，人家也放行了。可是她們又找不到我……
待我沮喪地回到檢票口，列車已開走。
曉紅問：“怎麽樣？”
我說：“沒門兒！”
她嘆了口氣：“唉，你這個男人啊！陳大姐幾句話，檢票的就高抬貴手了！”
我說：“那好啊！”
她說：“好什麽啊？陳大姐在車上等，我在這兒等，車已經開走了！陳大姐的票在我這兒，她在車上還得再補一張票……”
她亮開手掌——兩張昨夜冒雨買的票，在她手中攥得濕漉漉的……
她苦笑道：“都作廢了……”
我慚愧地說：“我真笨……”
我很慚愧自己在這些方麵真是太笨了！
太多的時候，我們做人都做得太老成了。我相信我如果說明我是《雪城》的作者，一切都很順利，因為候車室正反覆播放著“天上有個太陽”。
回到廣州，老杜告訴我，福建《中篇小說選刊》來電話，請我務必去一次福建，說有對文壇對作家們極好的事要我去盡義務……
我猜想不到那該是一件什麽事。但既然對文壇對作家們極好，又是一種義務，那我就去吧……
於是第二天我告別了廣州。
我也不太喜歡廣州這座城市，說不清楚為什麽不太喜歡廣州這座城市。如果將廣州這座城市人格化——那麽它使我聯想起了當年知青中的一類人——他們或她們，用肥皂箱將自己的鋪位與左右相鄰鋪的位間隔開來。他們或她們，將自己的鋪位高高墊起，並且用蚊帳罩著。他們或她們的褥單常洗常換，盡量保持著難能可貴的清潔。但是，哪怕有雨水漏在別人的鋪位上，哪怕大宿舍裏到處是髒物，他們也仿佛視而不見，他們太“潔身自好”了！開會的時候，他們預先坐在自己的鋪位上，防止別人坐了，防止別人身上的土落在他們或她們的鋪位上。他們或她們每一個人都不愧是個人衛生的模範，但他們或她們心裏沒有環境衛生這個概念。仿佛他們或她們不是生活在環境之中。仿佛“環境”二字對於他們來說，不過就是他們或她們的鋪位似的。你從這一類當代的知青口中，很難聽到“我們宿舍”四個字。你從廣州人口中，很難聽到“中國”兩個字。中國——廣州——似乎廣州便是廣州人的中國了。似乎中國便是廣州人的廣州了。我甚至懷疑，廣州人在國外，是不是會很自然地順口就說出“我是廣州人”，而忘了廣州人首先應該是中國人這一點？
廣州在跟著一種什麽感覺走？
我預測廣州將越來越香港化，廣州人的心態越來越港埠人心態。
中國這個概念，對於香港人來說，是一個不即不離的概念。
中國這個概念，對於廣州人來說，也將會是一個不即不離的概念了吧？
中國有十個八個乃至二十幾個三十幾個香港那樣的城市，未嚐不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一切人都變成了香港那樣的城市裏的中國人，亦都不可避免地產生港埠之人的心態，則中國，是否隻是根本沒有香港那種前景的中國人心中之中國了呢？
上海人是很精明的。上海人的精明，是一種互相親親昵昵的精明。這一種親昵而精明的人際關係，使上海人在交往中互不吃虧又互利。上海的歷史，訓練上海人以這樣一種精明。它並不討嫌，然而它也不很可靠。上海人習慣於這一點、適應於這一點。甚可能都還有些自我欣賞。
廣州人也是很精明的。廣州人的精明是一種互相心照不宣的精明。在這一種關係中，他們檢驗自己是不是最精明的同時也似乎檢驗了別人是不是個大傻瓜。上海人因普遍的精明，可能就很尊重厚道。廣州人因都太想成為最精明的人，可能就輕蔑厚道吧？廣州人倘與老奸巨滑的外地人打交道，一旦吃虧，也許正會在於輕蔑厚道這一點上。人一般不太對自己輕蔑的對手施展心計。廣州人，警惕老奸巨滑的外地人在這一點上鑽你們的空子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