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當代人都該有這一份責任感！
性之所悟，心之所思，雖從俗而不可奪也！那就看功夫片，也是有收穫的……
身體整日裏歪著倒著的便愈軟弱愈沒了力氣，聽從朋友們的勸告，我到北醫三院去了一次。那醫生已認得我了，問：“又怎麽了？”
我說：“沒怎麽，想……再做一次b超……”
醫生皺起了眉頭：“還做b超？光我，就給你開過兩次預約單了！算這次就三次了！不相信科學？”
我說：“相信啊！”
他說：“相信就別做了。你不是說你可以不上班，在家休養嗎？”
又說：“想活得長久些，就長久地休養。你不就是作家嗎？你不就是寫小說的嗎？現在寫小說的不少，看小說的不多！我就不看，想看也沒工夫。你十年二十年的不寫小說，對咱們中國沒什麽大影響吧？”
我說：“絲毫影響也沒有。”
他說：“那不得啦！對你的生活會有影響吧？”
我說：“會的。”
他考慮了一下，再問：“現在稿費怎麽算？”
我說：“每千字十五至二十元。”
他說：“你聽我的——，從今以後，每個月，你前二十五天休養，後五天寫作。寫個六七千字的小東西就可以。每月都有一百多元的稿費，既補貼了生活又休養了身體，不是挺好的一種活法嘛！你怎麽就算不過來這個帳呢？”
門開著。
我聽到了外邊候診者的對話：
“嘿，聊起來了！”
“這可不是聊大天，這是醫生在給作家開偏方！”
醫生也聽見了這話，笑笑，說：“我給你開的這偏方，治本。再給你開兩瓶肌苷片，算是治標的。治本與治標結合吧，你要有信心。”
……
我對我的身體早已不信任。我頂不願意的事，便是到醫院去檢查身體或看病。
甚至可以說，我對我的身體懷有惡意——它不給我以健康，那我則幹脆不把它當成怎麽回事兒。所謂一報還一報。最大了不起，同歸於盡而已。我吸菸是因為我根本戒不了煙。我寫作像我吸菸一樣。文字尼古丁早已“毒害”了我，融入我的血液，形成某種異常的體質平衡。某些人戒了煙反而猝死。停止寫作我也等於緩慢自殺。
對於小說家而言，他的生命便是一頁永遠寫不滿字的稿紙。故他們的生命隻能了斷在逗號或刪節號上。大抵如此。這對他們都是沒奈何的也幾乎都是甘願的選擇。
精疲力竭的身體稍覺恢復了點兒，我忍不住翻開了我的記事本——那上麵記載著某處某月某日我所欠的“文債”。一個事實是，我不欠任何一家刊物任何一位編輯任何形式的債務。我頂不願過的日子便是似乎欠著別人某種債務似的日子。另一個事實是，我竟欠下了那麽多的“文債”，隻怕想還也是還不清的。我夾在這兩個事實之間做丈夫、做兒子、做父親、做小說家，失去了原本生氣勃勃的自我。哪一方麵我都想做好，哪一方麵也沒做好過。第三個事實便仿佛是命中注定了的——我不是一個好丈夫、好兒子、好父親、好小說家。
通常的情況往往是這樣——一位編輯登門約稿，倘是熟人、朋友，彼此訴訴苦衷，也就罷了。倘是第一次見麵呢？倘對方的虔誠令一位小說家感動了呢？倘對方給予你的期限極寬，不過寄他或她那虔誠的希望於小說家“將來”的某一天呢？那你還能斷然拒絕嗎？你好意思使對方仿佛感覺到你根本沒有了“將來”似的嗎？而我們的可敬的編輯們——這些兢兢業業為他人做嫁衣的文學“工蜂”們啊，他們初登某一位小說家的家門時，有哪一個不表現得極為虔誠呢？虔誠是他們的競爭法寶、通用的法寶。我們的小說家大抵被這一法寶所降服。即令最不講情麵的，也難免有俯首帖耳之一時。
何況我是個“抹不開情麵”的人。北方俗話所謂“破車子好攬債”。
這是性格悲劇。
沉重的現實生活為我們每個人規定了宿命的角色。我們往往無奈地陷入這樣一種尷尬的境地，它隻允許我們的內心發揮與這一角色相適應的特點。內心其他的部分正在死亡。
自我正在死亡。連企圖掙脫出自我的希望亦已在死亡。
在中國，一切被謂之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將“自我”活生生扼殺了的人。更令人沮喪的問題在於，倘我們做一個絕頂的“怪人”、“惡人”，現實便肯還給我們那點兒自我了嗎？倘我們拒人於千裏之外，情形便會好了一些嗎？倘我們囚自己於方寸之中，個性的自由反而會更大了一些嗎？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況下體驗人生，默默地認同那一種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屬於梁曉聲名下的“自我”。
在咄咄的現實中我常認為我們不是堂吉訶德便是桑丘。
反正都差不了多少。
西方人見麵時，從來不問：“你吃飯了嗎？”
中國人極少有為了維護自我而大聲說——“不”的。正如中國人即使在廁所裏見了麵也要問：“吃了沒有？”
每個人最經常承擔的負荷其實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負荷。
9. 缺失靈魂的城市發展
在我的“欠債簿子”上四五頁記載了二十幾筆“債”——而排在第一位的便是《花城》。這一筆“債”我已經拖欠了三年多了。每次收到刊物我都非常內疚。盡管《花城》早已經不再來催稿信了……
我想，我還是得寫。我還是得還“債”。
我希望我死之日，可以大言不慚地對自己說——在這個世界上，我不欠任何人任何方麵的什麽。我應諾過的竭力去做了……
於是我又寫……
寫出一篇草稿，我求人訂機票。
帶著草稿，我去往廣州。那是我第一次去廣州。飛機誤點五個小時，走出機場，已是晚上九點多。天在下雨。許多人舉著牌子接客。我一一細看那些牌子，沒有接我的。我拍給《花城》的電報，在他們下班後才送到。
同機乘客一出機場，便奔上各賓館專車。我早聽人說，廣州住宿很貴，又正值廣交會期間。八九十元住一夜通常事。故我一上車，先問房價。一聽房價，咂舌退下。如是者三，衣服便已淋濕。直至最後一輛車，是廣州軍區第幾招待所的，上去問最便宜的房價，十七元。十七元——我還猶豫。
沒有一個有點兒良心的作家居然不為編輯部的經濟而精打細算。
“走吧！再不走，沒車了！廣州這地方，十七元一宿夠便宜的了……”
有一個男人好心勸我。
車上已沒座了。
站著往窗外看，透過密織的雨簾，並未看到什麽不夜城的燦爛燈火。這裏那裏，稀稀疏疏的光亮，反而越離越遠了。車分明地是駛在城郊公路上……
性之所悟，心之所思，雖從俗而不可奪也！那就看功夫片，也是有收穫的……
身體整日裏歪著倒著的便愈軟弱愈沒了力氣，聽從朋友們的勸告，我到北醫三院去了一次。那醫生已認得我了，問：“又怎麽了？”
我說：“沒怎麽，想……再做一次b超……”
醫生皺起了眉頭：“還做b超？光我，就給你開過兩次預約單了！算這次就三次了！不相信科學？”
我說：“相信啊！”
他說：“相信就別做了。你不是說你可以不上班，在家休養嗎？”
又說：“想活得長久些，就長久地休養。你不就是作家嗎？你不就是寫小說的嗎？現在寫小說的不少，看小說的不多！我就不看，想看也沒工夫。你十年二十年的不寫小說，對咱們中國沒什麽大影響吧？”
我說：“絲毫影響也沒有。”
他說：“那不得啦！對你的生活會有影響吧？”
我說：“會的。”
他考慮了一下，再問：“現在稿費怎麽算？”
我說：“每千字十五至二十元。”
他說：“你聽我的——，從今以後，每個月，你前二十五天休養，後五天寫作。寫個六七千字的小東西就可以。每月都有一百多元的稿費，既補貼了生活又休養了身體，不是挺好的一種活法嘛！你怎麽就算不過來這個帳呢？”
門開著。
我聽到了外邊候診者的對話：
“嘿，聊起來了！”
“這可不是聊大天，這是醫生在給作家開偏方！”
醫生也聽見了這話，笑笑，說：“我給你開的這偏方，治本。再給你開兩瓶肌苷片，算是治標的。治本與治標結合吧，你要有信心。”
……
我對我的身體早已不信任。我頂不願意的事，便是到醫院去檢查身體或看病。
甚至可以說，我對我的身體懷有惡意——它不給我以健康，那我則幹脆不把它當成怎麽回事兒。所謂一報還一報。最大了不起，同歸於盡而已。我吸菸是因為我根本戒不了煙。我寫作像我吸菸一樣。文字尼古丁早已“毒害”了我，融入我的血液，形成某種異常的體質平衡。某些人戒了煙反而猝死。停止寫作我也等於緩慢自殺。
對於小說家而言，他的生命便是一頁永遠寫不滿字的稿紙。故他們的生命隻能了斷在逗號或刪節號上。大抵如此。這對他們都是沒奈何的也幾乎都是甘願的選擇。
精疲力竭的身體稍覺恢復了點兒，我忍不住翻開了我的記事本——那上麵記載著某處某月某日我所欠的“文債”。一個事實是，我不欠任何一家刊物任何一位編輯任何形式的債務。我頂不願過的日子便是似乎欠著別人某種債務似的日子。另一個事實是，我竟欠下了那麽多的“文債”，隻怕想還也是還不清的。我夾在這兩個事實之間做丈夫、做兒子、做父親、做小說家，失去了原本生氣勃勃的自我。哪一方麵我都想做好，哪一方麵也沒做好過。第三個事實便仿佛是命中注定了的——我不是一個好丈夫、好兒子、好父親、好小說家。
通常的情況往往是這樣——一位編輯登門約稿，倘是熟人、朋友，彼此訴訴苦衷，也就罷了。倘是第一次見麵呢？倘對方的虔誠令一位小說家感動了呢？倘對方給予你的期限極寬，不過寄他或她那虔誠的希望於小說家“將來”的某一天呢？那你還能斷然拒絕嗎？你好意思使對方仿佛感覺到你根本沒有了“將來”似的嗎？而我們的可敬的編輯們——這些兢兢業業為他人做嫁衣的文學“工蜂”們啊，他們初登某一位小說家的家門時，有哪一個不表現得極為虔誠呢？虔誠是他們的競爭法寶、通用的法寶。我們的小說家大抵被這一法寶所降服。即令最不講情麵的，也難免有俯首帖耳之一時。
何況我是個“抹不開情麵”的人。北方俗話所謂“破車子好攬債”。
這是性格悲劇。
沉重的現實生活為我們每個人規定了宿命的角色。我們往往無奈地陷入這樣一種尷尬的境地，它隻允許我們的內心發揮與這一角色相適應的特點。內心其他的部分正在死亡。
自我正在死亡。連企圖掙脫出自我的希望亦已在死亡。
在中國，一切被謂之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將“自我”活生生扼殺了的人。更令人沮喪的問題在於，倘我們做一個絕頂的“怪人”、“惡人”，現實便肯還給我們那點兒自我了嗎？倘我們拒人於千裏之外，情形便會好了一些嗎？倘我們囚自己於方寸之中，個性的自由反而會更大了一些嗎？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況下體驗人生，默默地認同那一種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屬於梁曉聲名下的“自我”。
在咄咄的現實中我常認為我們不是堂吉訶德便是桑丘。
反正都差不了多少。
西方人見麵時，從來不問：“你吃飯了嗎？”
中國人極少有為了維護自我而大聲說——“不”的。正如中國人即使在廁所裏見了麵也要問：“吃了沒有？”
每個人最經常承擔的負荷其實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負荷。
9. 缺失靈魂的城市發展
在我的“欠債簿子”上四五頁記載了二十幾筆“債”——而排在第一位的便是《花城》。這一筆“債”我已經拖欠了三年多了。每次收到刊物我都非常內疚。盡管《花城》早已經不再來催稿信了……
我想，我還是得寫。我還是得還“債”。
我希望我死之日，可以大言不慚地對自己說——在這個世界上，我不欠任何人任何方麵的什麽。我應諾過的竭力去做了……
於是我又寫……
寫出一篇草稿，我求人訂機票。
帶著草稿，我去往廣州。那是我第一次去廣州。飛機誤點五個小時，走出機場，已是晚上九點多。天在下雨。許多人舉著牌子接客。我一一細看那些牌子，沒有接我的。我拍給《花城》的電報，在他們下班後才送到。
同機乘客一出機場，便奔上各賓館專車。我早聽人說，廣州住宿很貴，又正值廣交會期間。八九十元住一夜通常事。故我一上車，先問房價。一聽房價，咂舌退下。如是者三，衣服便已淋濕。直至最後一輛車，是廣州軍區第幾招待所的，上去問最便宜的房價，十七元。十七元——我還猶豫。
沒有一個有點兒良心的作家居然不為編輯部的經濟而精打細算。
“走吧！再不走，沒車了！廣州這地方，十七元一宿夠便宜的了……”
有一個男人好心勸我。
車上已沒座了。
站著往窗外看，透過密織的雨簾，並未看到什麽不夜城的燦爛燈火。這裏那裏，稀稀疏疏的光亮，反而越離越遠了。車分明地是駛在城郊公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