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終於到達。三人一房間，同宿舍乃兩小青年，從上海到廣州跑買賣的。一對合夥的“阿慶”。我一向認為，買賣之事，一步一個兇險，才二十來歲，便下海經商，足見當代青年鋌而走險的氣魄，不禁由衷佩服。兩小青年，神神秘秘的樣子，頻頻做耳語狀，喁喁咕咕的，仿佛看出我是個緝私的便衣。我不願討人嫌，何必主動攀談？道句“晚安”，倒頭便睡……
沒睡多久，被激烈的吵罵聲驚醒，猛睜眼，但見屋裏多了一個妙齡女郎，抄起不論什麽，發瘋似的打一對小青年中的一個，飛快的上海話夾雜著黑話行話……
同室操戈，內部火併。
我隻好充當勸架的角色。勸不開，遂請來了服務員。女服務員揉著眼睛，惺忪忪的，老大不高興，還以為我是他們一夥的……
第二天早晨，找了半天鞋，終於在門外找到，想必是昨夜被當了武器。
兩小青年很不過意，硬要塞給我十元錢，算是補償我的睡眠損失。
我不要。他們更加過意不去，硬塞給我三包“駱駝”煙。
書包裏還有飛機上吃剩下的一個麵包，吃掉，結帳。步出招待所，天已轉晴。大門外有三四輛出租小汽車，司機們迎上，爭相招攬乘客。一問車價，又一咂舌。路旁有公共汽車站牌，打聽清楚，是開往市內的，便老老實實在站牌下等。一等，便等了近一個小時。好在帶了本書是史達林女兒阿利盧那娃的《僅僅一年》。
終於上了公共汽車，問《花城》編輯部，無人知曉。卻有人給我出主意，說這車在《南方日報》附近停站，莫如去報社詢問。
下了公共汽車，心中為給《花城》編輯部節省了幾十元錢，很是高興。鼻子底下一張嘴，走幾步，問一問，還是沒找到《南方日報》，卻找到了《羊城晚報》。借電話給《花城》掛通電話，接電話的是位姑娘，說《羊城晚報》離《花城》不甚遠了，但你可能仍會迷路，攔輛出租汽車吧！我想既然不甚遠了，那錢花的豈不冤枉？鼻子底下一張嘴，問。又乘公共汽車，到了大沙頭。天又下起雨來。從那路公共汽車終點至《花城》，約十五分鍾的路，邊問邊走，就走了有半個小時。待坐在《花城》編輯部，衣服已經濕透。兩位非常之年輕的編輯姑娘，友邦驚詫，似想不到眼前這神情倦慵的、麵呈病容的、身體單薄的水淋淋的人，便是作家梁曉聲。我出示工作證給她們看，她們便急急地去找來了副主編杜漸坤。
老杜一見我，笑了：“我還以為你應該是位東北大漢呢，怎麽這般瘦？”
我說：“照片上的我，幾乎都不像我。”
“怎麽渾身濕？怎麽來的？剛剛我們還傳看電報，不知去哪兒接你呢！”
“坐公共汽車來的，路上淋濕的。”
“幹嗎不坐出租汽車？我們廣州的出租汽車挺方便啊！”
“能省就省點兒吧，看你們這破破爛爛的編輯部……”
我竟不知如何表達我的意思——每每踏入那些嚴肅的、有影響的文學刊物的編輯部，見小說家們的手稿，是在擁擠不堪的、光線不足的、亂亂糟糟的境況之中，被編排出版，就覺得寒心。某些刊物和某些作家的境況，可謂同病相憐。
“是啊是啊……”比我還瘦的老杜，搓著他的雙手，做豪邁狀地笑著，感激地說，“你能這麽體恤我們，那咱們就是自己人啦！不過嘛，編輯部再窮，也還是接待得起作家的……你有沒有衣服換啊？”
我說有。他說換上換上，濕漉漉的，叫我們看著怪慚愧的……
這時我才發現，唯一的小手提包丟了——細想了想，大概是丟在《羊城晚報》的傳達室了……
老杜很有些急——他說他們就是安排我在那兒住，快一同去找找……
雨仍未停。我們走到車輛多的馬路上，老杜非要攔一輛出租小汽車。我看得出，他那份兒內疚是很真實的，隻好服從。結果是他沒攔到。最後我們還是坐公共汽車。他上午已在開一個重要的編務會。我一來，他會也開不成，反使我感到他太把我當成回事兒，便有幾分拘謹。其實，他完全可以指派一位編輯安排我的。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書卷氣十足，熱情，真摯，對作家極其坦誠友好。
《羊城晚報》招待所，典型的鴿子籠式招待所，每個房間大概僅有六平方米——一張單人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竟還有一張沙發。無窗。門頂上的小窗就算是窗了。房租很便宜——十五元。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十五元住單間，條件算相當不錯了。何況還有電視機。
各自落座，說了幾句話，到中午了，老杜非要陪我去吃飯。我拗他不過，就在馬路對麵一青年飯店共進午餐。
吃飯間，老杜問：“房間大小，不會影響你的寫作情緒吧？”
我說：“比我在家裏的寫作條件好多了。我爭取寫出一篇好小說。”
第二天起，我就以每天四千字的進度，寫《冰壩》。剛從大學畢業時，我一天可寫一萬字。而現在，每天寫四千字，已是從早寫到晚，比當年寫一萬字還覺得累。我從沒感到寫作是輕鬆愉快的事。不，我常感到寫作是很摧毀人的健康的事。寫作時，我吸的煙比平常多三倍。有時幾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我想的我的肺早已被煙燻黑了吧？尼古丁的作用，隻有尼古丁的作用，才能使我潛下心思，精神完全進入到我的小說之中……
老杜給我派的責編叫蕭曉紅——廣州中山大學中文係碩士研究生。一位女研究生做我的責編，讓我覺得怪委屈了人家的。她出差到北京時，找過我一次，隨和得要命，說話總是那麽娓娓的。一言以蔽之，是位靜若處子的女性，身上絕少現代派色彩。思想觀念、文學觀念也並不很先鋒。她不喜歡侃，我沒時間侃。所以我們總是互相禮禮貌貌的。我討厭能侃的編輯。討厭一切能侃的人——不論男人或女人。倘若哪一位小說家攤上位責編是侃姐兒，那可就倒了黴了。侃、麻將、酒——這三方麵使中國的許多男人和女人顯得俗不可耐。而現實似乎繼續一批批大量地滋生著這些個男女。他們在城市、鄉鎮，乃至鄉村，如同蟑螂迅速繁殖。有了一個幾個，不久便有了一群幾群。他們就最最無聊的話題侃得熱火朝天。他們傳染賭博之風。他們今天撮一頓明天又撮一頓，你不知他們究竟是在吃的誰們。他們仿佛是一類職業的侃爺、賭徒、食客，他們真是令人厭惡透了！
《羊城晚報》招待所的早餐很不錯——米粥、鹹菜、烤小餅。由於胃病，十幾年來，粥和鹹菜成了我每天主要的攝食內容。餐廳的衛生也令人滿意得無可挑剔。隻是早餐開得太早——七點半，而我一進入寫作狀態，同時便受習慣性失眠之苦，七點半常常起不來。並且，我已早就沒有了戴手錶的習慣。進入寫作狀態的我，亦便同時沒有了時間概念……午餐我在家裏也常常是對付或根本不吃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每天更需要的仿佛不是吃飯而是睡覺。我去小店買回了幾袋方便麵、麵包、榨菜，於是索性完全自由，連午飯和晚飯也很少到餐廳去吃了。
沒睡多久，被激烈的吵罵聲驚醒，猛睜眼，但見屋裏多了一個妙齡女郎，抄起不論什麽，發瘋似的打一對小青年中的一個，飛快的上海話夾雜著黑話行話……
同室操戈，內部火併。
我隻好充當勸架的角色。勸不開，遂請來了服務員。女服務員揉著眼睛，惺忪忪的，老大不高興，還以為我是他們一夥的……
第二天早晨，找了半天鞋，終於在門外找到，想必是昨夜被當了武器。
兩小青年很不過意，硬要塞給我十元錢，算是補償我的睡眠損失。
我不要。他們更加過意不去，硬塞給我三包“駱駝”煙。
書包裏還有飛機上吃剩下的一個麵包，吃掉，結帳。步出招待所，天已轉晴。大門外有三四輛出租小汽車，司機們迎上，爭相招攬乘客。一問車價，又一咂舌。路旁有公共汽車站牌，打聽清楚，是開往市內的，便老老實實在站牌下等。一等，便等了近一個小時。好在帶了本書是史達林女兒阿利盧那娃的《僅僅一年》。
終於上了公共汽車，問《花城》編輯部，無人知曉。卻有人給我出主意，說這車在《南方日報》附近停站，莫如去報社詢問。
下了公共汽車，心中為給《花城》編輯部節省了幾十元錢，很是高興。鼻子底下一張嘴，走幾步，問一問，還是沒找到《南方日報》，卻找到了《羊城晚報》。借電話給《花城》掛通電話，接電話的是位姑娘，說《羊城晚報》離《花城》不甚遠了，但你可能仍會迷路，攔輛出租汽車吧！我想既然不甚遠了，那錢花的豈不冤枉？鼻子底下一張嘴，問。又乘公共汽車，到了大沙頭。天又下起雨來。從那路公共汽車終點至《花城》，約十五分鍾的路，邊問邊走，就走了有半個小時。待坐在《花城》編輯部，衣服已經濕透。兩位非常之年輕的編輯姑娘，友邦驚詫，似想不到眼前這神情倦慵的、麵呈病容的、身體單薄的水淋淋的人，便是作家梁曉聲。我出示工作證給她們看，她們便急急地去找來了副主編杜漸坤。
老杜一見我，笑了：“我還以為你應該是位東北大漢呢，怎麽這般瘦？”
我說：“照片上的我，幾乎都不像我。”
“怎麽渾身濕？怎麽來的？剛剛我們還傳看電報，不知去哪兒接你呢！”
“坐公共汽車來的，路上淋濕的。”
“幹嗎不坐出租汽車？我們廣州的出租汽車挺方便啊！”
“能省就省點兒吧，看你們這破破爛爛的編輯部……”
我竟不知如何表達我的意思——每每踏入那些嚴肅的、有影響的文學刊物的編輯部，見小說家們的手稿，是在擁擠不堪的、光線不足的、亂亂糟糟的境況之中，被編排出版，就覺得寒心。某些刊物和某些作家的境況，可謂同病相憐。
“是啊是啊……”比我還瘦的老杜，搓著他的雙手，做豪邁狀地笑著，感激地說，“你能這麽體恤我們，那咱們就是自己人啦！不過嘛，編輯部再窮，也還是接待得起作家的……你有沒有衣服換啊？”
我說有。他說換上換上，濕漉漉的，叫我們看著怪慚愧的……
這時我才發現，唯一的小手提包丟了——細想了想，大概是丟在《羊城晚報》的傳達室了……
老杜很有些急——他說他們就是安排我在那兒住，快一同去找找……
雨仍未停。我們走到車輛多的馬路上，老杜非要攔一輛出租小汽車。我看得出，他那份兒內疚是很真實的，隻好服從。結果是他沒攔到。最後我們還是坐公共汽車。他上午已在開一個重要的編務會。我一來，他會也開不成，反使我感到他太把我當成回事兒，便有幾分拘謹。其實，他完全可以指派一位編輯安排我的。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書卷氣十足，熱情，真摯，對作家極其坦誠友好。
《羊城晚報》招待所，典型的鴿子籠式招待所，每個房間大概僅有六平方米——一張單人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竟還有一張沙發。無窗。門頂上的小窗就算是窗了。房租很便宜——十五元。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十五元住單間，條件算相當不錯了。何況還有電視機。
各自落座，說了幾句話，到中午了，老杜非要陪我去吃飯。我拗他不過，就在馬路對麵一青年飯店共進午餐。
吃飯間，老杜問：“房間大小，不會影響你的寫作情緒吧？”
我說：“比我在家裏的寫作條件好多了。我爭取寫出一篇好小說。”
第二天起，我就以每天四千字的進度，寫《冰壩》。剛從大學畢業時，我一天可寫一萬字。而現在，每天寫四千字，已是從早寫到晚，比當年寫一萬字還覺得累。我從沒感到寫作是輕鬆愉快的事。不，我常感到寫作是很摧毀人的健康的事。寫作時，我吸的煙比平常多三倍。有時幾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我想的我的肺早已被煙燻黑了吧？尼古丁的作用，隻有尼古丁的作用，才能使我潛下心思，精神完全進入到我的小說之中……
老杜給我派的責編叫蕭曉紅——廣州中山大學中文係碩士研究生。一位女研究生做我的責編，讓我覺得怪委屈了人家的。她出差到北京時，找過我一次，隨和得要命，說話總是那麽娓娓的。一言以蔽之，是位靜若處子的女性，身上絕少現代派色彩。思想觀念、文學觀念也並不很先鋒。她不喜歡侃，我沒時間侃。所以我們總是互相禮禮貌貌的。我討厭能侃的編輯。討厭一切能侃的人——不論男人或女人。倘若哪一位小說家攤上位責編是侃姐兒，那可就倒了黴了。侃、麻將、酒——這三方麵使中國的許多男人和女人顯得俗不可耐。而現實似乎繼續一批批大量地滋生著這些個男女。他們在城市、鄉鎮，乃至鄉村，如同蟑螂迅速繁殖。有了一個幾個，不久便有了一群幾群。他們就最最無聊的話題侃得熱火朝天。他們傳染賭博之風。他們今天撮一頓明天又撮一頓，你不知他們究竟是在吃的誰們。他們仿佛是一類職業的侃爺、賭徒、食客，他們真是令人厭惡透了！
《羊城晚報》招待所的早餐很不錯——米粥、鹹菜、烤小餅。由於胃病，十幾年來，粥和鹹菜成了我每天主要的攝食內容。餐廳的衛生也令人滿意得無可挑剔。隻是早餐開得太早——七點半，而我一進入寫作狀態，同時便受習慣性失眠之苦，七點半常常起不來。並且，我已早就沒有了戴手錶的習慣。進入寫作狀態的我，亦便同時沒有了時間概念……午餐我在家裏也常常是對付或根本不吃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每天更需要的仿佛不是吃飯而是睡覺。我去小店買回了幾袋方便麵、麵包、榨菜，於是索性完全自由，連午飯和晚飯也很少到餐廳去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