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酒於父親也是如此。
1963年冬季，春節前，父親從四川輾轉數千公裏回到了家。四川是他支援大三線建設的最後停駐地，他背回了一個自己縫作的特大的帆布袋，裏邊剩有二十幾個凍得很硬的大米麵饅頭、三雙從工地上撿的勞保鞋、十幾雙線的勞保手套、四頂兔毛帽子、幾件毛線背心、五十來斤四川大米。父親背著這些東西，首先要從山嶺間搭來往於工地的運輸卡車去到樂山；再從樂山乘長途公共汽車到成都；從成都乘列車到北京；從北京轉乘列車到哈爾濱。
當年的中國列車，最快時速也就80公裏，而通常的時速是60公裏。從四川到哈爾濱，父親經歷了五個整天。一名建築工人的探親假是不能享受臥鋪的。當年一名乘客即使買的是有座票，在長途列車上其實無座可坐也是司空見慣之事。因為當年列車超載很正常，有時超載人數甚至過半，而有些城市的列車車站幹脆售的就是無座票。
春節前是客運高峰時期，許多要趕回家過春節的人能買到一張無座票已覺相當幸運。正是列車經常嚴重超載的時期，列車上往往這麽廣播：“各位乘客，本次列車由於超載，決定取消座號，請乘客們發揚社會主義風格，互相謙讓，輪流而坐。男同誌應該照顧女同誌，成年人應該照顧老弱病殘及兒童……”
父親不但是成年人，而且是穿工作服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階級之一員，他一路上當然會自覺發揚社會主義風格。換一種說法那就是，五個整天裏他肯定經常是站在列車裏的。
父親回到家裏時，雙腿浮腫得一按一個坑，卻那麽高興。二十幾個凍得很硬的饅頭中，有半個上邊留下了父親的牙印。三雙勞保鞋是翻毛水牛皮的，每一隻都有磨破處，也都被父親用皮片兒補好了，那是他從工地上撿的，帶回來給我、哥哥和三弟穿。三雙由父親補過的勞保鞋，對於我們兄弟三人的腳都未免太大了。線手套也是父親從工地上撿的，也都由父親補過了。而毛線背心，則是父親將撿到的但破得沒法補的手套拆成了線，再用染料染了，一針針織成的。有母親一件，還有妹妹一件。四頂兔毛帽子卻是新的，是列車經過西北某站時父親在站台上買的，我們兄弟四人一人一頂。父親最後從大帆布袋裏取出的是一個牛皮紙包，有包一斤蛋糕的紙包那麽大。
他將紙包遞給母親，叮囑說：“這是茶，在咱們東北是稀罕東西，哪天要分給鄰居，放好，千萬別沾水。”
1963年我已經14歲了，還沒見過茶。但從讀過的小說裏知道，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飲料。
第二天，父親和母親一塊兒將茶分成十多份，一一用紅紙包好。紅紙是我替母親買的，5分錢一張，母親讓我買了兩張。母親本是要用紅紙親手做拉花的，而父親堅決主張用紅紙包茶，說那才顯得心誠。我在一旁裁紅紙時，母親一味絮叨些捨不得的話。母親陪著父親，挨家挨戶將茶送給鄰居，回家時都滿臉高興，我想那足以證明，收到茶的鄰居們也是都很高興的。初一上午，全院孩子們大串門兒。在我們那個大院兒，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輩開始的。
一戶鄰居家的大嬸問我：“除了茶，你爸還帶回了什麽好東西呀？”隨口一問的話。
我說：“還帶回了五十多斤大米呢！”也是隨口一答的話。
就見大嬸和大叔交換了一次意味深長的眼神。那是一戶和我家關係最好的鄰居。
我當時覺得大叔、大嬸的眼神很奇怪。
初二晚上，和我家關係最好的鄰居家的女孩來到了我家，將用紅紙包著的茶原封不動退送給我家了。女孩代她爹媽說，她家沒人喜歡飲茶，好東西別白瞎了。
在我看來，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幾年也見不著一次茶的哈爾濱人，對待並不留下吃飯的客人的禮節分為三個等級——白開水、白糖水、紅糖水。至於茶，其實並不比紅糖水的規格更高。所以既然不喜歡飲，再給我家送回來挺自然的。女孩走後，父親和母親滿臉困惑了。
父親說：“別是因為有什麽事使人家不高興了吧？”
母親說：“一向處得很好啊！”想了想，問我初一去拜年時說了什麽不得體的話沒有。我就將我在鄰居家說過的話又說了一遍，因母親之問感到冤枉。
父親一拍腦門說：“錯！錯！怎麽沒想到也送些大米給人家？”
1963年中國許多省份發生旱情，水稻嚴重減產。全哈爾濱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減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爺都是南方人，他家的大米從來不曾為過春節攢下過。
母親此時也想到了這一點，後悔極了，而父親已搬出米袋子往一隻盆裏倒米了。
母親說“行了”，父親嫌太少，但母親接著說出一句話，使父親猶豫不決了。
母親說：“隻送給一家，其他幾家不送，鄰裏間還不分出遠近來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來了在先，咱們又送米過去在後，不是反而鬧得雙方都不尷不尬的？”
如果給每戶鄰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戶兩三斤，那父親千裏迢迢背回的米也就隻剩一小半了。別說母親多麽捨不得了，連父親也覺得像割肉，而我們幾個兒女更捨不得。盡管，大米隻不過是四川糙米！
米最終沒送。
那包茶，母親後來送給了別家。
我們兩家鄰居的關係，並沒因而出現裂痕，但兩家的大人孩子，心裏都留下了隱隱的不悅，隻不過都盡量掩飾。
父親臨走時還埋怨我：“你說那麽一句幹什麽啊？”
從此，我與父親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時與家人團圓，僅兩個星期，並且通信也少，因為父親隻不過在“掃盲”運動中識過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請人讀，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親又必親筆回信，僅一頁紙而已，字體大且歪歪扭扭，夾雜著錯別字。這使我每次給父親寫信，總是難免猶豫不決。
1971年，也是春節前，我從兵團回哈爾濱探家。那個冬季多雪而寒冷，父親原本是準備與我同時探家的，卻沒成行——他在家信中寫的原因是：“建設任務緊張，請不下假來。”
自從1963年我與父親一別，我們父子二人已8年沒見過麵了。而母親在8年中，已蒼老成一個老太婆了。
母親告訴我，父親從四川寄回了一斤茶葉，信上說是花8元錢買的頭季芽茶，要我在春節前按地址送給某人。那一年我已22歲，還沒飲過一口茶水呢！父親每月最多才能往家裏寄40元，自己又節儉得要命，都捨不得花幾分錢買食堂的菜吃，一塊腐乳下三天的飯，卻居然用8元錢買一斤茶，千裏迢迢地寄回來送人，我想父親一定是欠了對方極大的人情。
那天，哥哥瘋著，母親關節炎很重，三弟也下鄉了，四弟、小妹沒辦過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貴的茶隻有我去送了。在當年的哈爾濱，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確乎算得上珍貴了。
“動力之鄉”在郊區，我家離那兒有三十多裏，且交通不便。當年是沒有什麽計程車的。我先乘公共汽車到了郊區某站，下車後開始步行。由於那一段公路來往車輛少，一尺多深的積雪尚未被壓平。我一腳一個雪坑走了二十來裏，才終於到達“動力之鄉”。在那一帶，樣式一律的平房和樓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遠。父親寄給家中的地址上僅寫了第幾工人宿舍區第幾排第幾號，而那是根本不能將茶送到的。因為當年的“動力之鄉”，是由三個大廠組成的。每個廠又分幹部宿舍區和工人宿舍區；多數幹部住樓房，多數工人住平房。這些父親都沒寫清楚，我忽東忽西奔走了一個多小時，也沒打聽出個結果，最後隻有氣喘籲籲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著一棟棟高樓、一排排平房，沮喪極了。
1963年冬季，春節前，父親從四川輾轉數千公裏回到了家。四川是他支援大三線建設的最後停駐地，他背回了一個自己縫作的特大的帆布袋，裏邊剩有二十幾個凍得很硬的大米麵饅頭、三雙從工地上撿的勞保鞋、十幾雙線的勞保手套、四頂兔毛帽子、幾件毛線背心、五十來斤四川大米。父親背著這些東西，首先要從山嶺間搭來往於工地的運輸卡車去到樂山；再從樂山乘長途公共汽車到成都；從成都乘列車到北京；從北京轉乘列車到哈爾濱。
當年的中國列車，最快時速也就80公裏，而通常的時速是60公裏。從四川到哈爾濱，父親經歷了五個整天。一名建築工人的探親假是不能享受臥鋪的。當年一名乘客即使買的是有座票，在長途列車上其實無座可坐也是司空見慣之事。因為當年列車超載很正常，有時超載人數甚至過半，而有些城市的列車車站幹脆售的就是無座票。
春節前是客運高峰時期，許多要趕回家過春節的人能買到一張無座票已覺相當幸運。正是列車經常嚴重超載的時期，列車上往往這麽廣播：“各位乘客，本次列車由於超載，決定取消座號，請乘客們發揚社會主義風格，互相謙讓，輪流而坐。男同誌應該照顧女同誌，成年人應該照顧老弱病殘及兒童……”
父親不但是成年人，而且是穿工作服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階級之一員，他一路上當然會自覺發揚社會主義風格。換一種說法那就是，五個整天裏他肯定經常是站在列車裏的。
父親回到家裏時，雙腿浮腫得一按一個坑，卻那麽高興。二十幾個凍得很硬的饅頭中，有半個上邊留下了父親的牙印。三雙勞保鞋是翻毛水牛皮的，每一隻都有磨破處，也都被父親用皮片兒補好了，那是他從工地上撿的，帶回來給我、哥哥和三弟穿。三雙由父親補過的勞保鞋，對於我們兄弟三人的腳都未免太大了。線手套也是父親從工地上撿的，也都由父親補過了。而毛線背心，則是父親將撿到的但破得沒法補的手套拆成了線，再用染料染了，一針針織成的。有母親一件，還有妹妹一件。四頂兔毛帽子卻是新的，是列車經過西北某站時父親在站台上買的，我們兄弟四人一人一頂。父親最後從大帆布袋裏取出的是一個牛皮紙包，有包一斤蛋糕的紙包那麽大。
他將紙包遞給母親，叮囑說：“這是茶，在咱們東北是稀罕東西，哪天要分給鄰居，放好，千萬別沾水。”
1963年我已經14歲了，還沒見過茶。但從讀過的小說裏知道，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飲料。
第二天，父親和母親一塊兒將茶分成十多份，一一用紅紙包好。紅紙是我替母親買的，5分錢一張，母親讓我買了兩張。母親本是要用紅紙親手做拉花的，而父親堅決主張用紅紙包茶，說那才顯得心誠。我在一旁裁紅紙時，母親一味絮叨些捨不得的話。母親陪著父親，挨家挨戶將茶送給鄰居，回家時都滿臉高興，我想那足以證明，收到茶的鄰居們也是都很高興的。初一上午，全院孩子們大串門兒。在我們那個大院兒，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輩開始的。
一戶鄰居家的大嬸問我：“除了茶，你爸還帶回了什麽好東西呀？”隨口一問的話。
我說：“還帶回了五十多斤大米呢！”也是隨口一答的話。
就見大嬸和大叔交換了一次意味深長的眼神。那是一戶和我家關係最好的鄰居。
我當時覺得大叔、大嬸的眼神很奇怪。
初二晚上，和我家關係最好的鄰居家的女孩來到了我家，將用紅紙包著的茶原封不動退送給我家了。女孩代她爹媽說，她家沒人喜歡飲茶，好東西別白瞎了。
在我看來，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幾年也見不著一次茶的哈爾濱人，對待並不留下吃飯的客人的禮節分為三個等級——白開水、白糖水、紅糖水。至於茶，其實並不比紅糖水的規格更高。所以既然不喜歡飲，再給我家送回來挺自然的。女孩走後，父親和母親滿臉困惑了。
父親說：“別是因為有什麽事使人家不高興了吧？”
母親說：“一向處得很好啊！”想了想，問我初一去拜年時說了什麽不得體的話沒有。我就將我在鄰居家說過的話又說了一遍，因母親之問感到冤枉。
父親一拍腦門說：“錯！錯！怎麽沒想到也送些大米給人家？”
1963年中國許多省份發生旱情，水稻嚴重減產。全哈爾濱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減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爺都是南方人，他家的大米從來不曾為過春節攢下過。
母親此時也想到了這一點，後悔極了，而父親已搬出米袋子往一隻盆裏倒米了。
母親說“行了”，父親嫌太少，但母親接著說出一句話，使父親猶豫不決了。
母親說：“隻送給一家，其他幾家不送，鄰裏間還不分出遠近來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來了在先，咱們又送米過去在後，不是反而鬧得雙方都不尷不尬的？”
如果給每戶鄰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戶兩三斤，那父親千裏迢迢背回的米也就隻剩一小半了。別說母親多麽捨不得了，連父親也覺得像割肉，而我們幾個兒女更捨不得。盡管，大米隻不過是四川糙米！
米最終沒送。
那包茶，母親後來送給了別家。
我們兩家鄰居的關係，並沒因而出現裂痕，但兩家的大人孩子，心裏都留下了隱隱的不悅，隻不過都盡量掩飾。
父親臨走時還埋怨我：“你說那麽一句幹什麽啊？”
從此，我與父親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時與家人團圓，僅兩個星期，並且通信也少，因為父親隻不過在“掃盲”運動中識過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請人讀，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親又必親筆回信，僅一頁紙而已，字體大且歪歪扭扭，夾雜著錯別字。這使我每次給父親寫信，總是難免猶豫不決。
1971年，也是春節前，我從兵團回哈爾濱探家。那個冬季多雪而寒冷，父親原本是準備與我同時探家的，卻沒成行——他在家信中寫的原因是：“建設任務緊張，請不下假來。”
自從1963年我與父親一別，我們父子二人已8年沒見過麵了。而母親在8年中，已蒼老成一個老太婆了。
母親告訴我，父親從四川寄回了一斤茶葉，信上說是花8元錢買的頭季芽茶，要我在春節前按地址送給某人。那一年我已22歲，還沒飲過一口茶水呢！父親每月最多才能往家裏寄40元，自己又節儉得要命，都捨不得花幾分錢買食堂的菜吃，一塊腐乳下三天的飯，卻居然用8元錢買一斤茶，千裏迢迢地寄回來送人，我想父親一定是欠了對方極大的人情。
那天，哥哥瘋著，母親關節炎很重，三弟也下鄉了，四弟、小妹沒辦過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貴的茶隻有我去送了。在當年的哈爾濱，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確乎算得上珍貴了。
“動力之鄉”在郊區，我家離那兒有三十多裏，且交通不便。當年是沒有什麽計程車的。我先乘公共汽車到了郊區某站，下車後開始步行。由於那一段公路來往車輛少，一尺多深的積雪尚未被壓平。我一腳一個雪坑走了二十來裏，才終於到達“動力之鄉”。在那一帶，樣式一律的平房和樓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遠。父親寄給家中的地址上僅寫了第幾工人宿舍區第幾排第幾號，而那是根本不能將茶送到的。因為當年的“動力之鄉”，是由三個大廠組成的。每個廠又分幹部宿舍區和工人宿舍區；多數幹部住樓房，多數工人住平房。這些父親都沒寫清楚，我忽東忽西奔走了一個多小時，也沒打聽出個結果，最後隻有氣喘籲籲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著一棟棟高樓、一排排平房，沮喪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