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家時，天已黑了。而我將一斤好茶丟在公共汽車上了。
當母親聽我說非但沒將茶送到，還將茶丟了，眼神呆呆地望著我，整個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許久，母親才緩過神來，惴惴不安地說：“這可咋辦？這可咋辦？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別為難的事，急著求人幫忙化解，不然會捨得花8元錢買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萬事不求人的性格啊！這可咋辦？兒子這可咋辦啊？由誰寫信告訴你爸實情呢？咱們總不該撒謊騙他吧？”
父親的性格我當然清楚，母親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當然告訴父親實情才是唯一正確的做法。
我對母親內疚地說：“媽，別急成這樣。急也沒用，由我寫信告訴我爸。”
因為那一斤茶的丟失，1971年的春節，我們全家誰都過得高興不起來。8元錢一斤的四川好茶也隻不過是茶，我們和母親高興不起來的主要原因是一種大的擔憂——父親他究竟遭遇到了什麽事，使他這個從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回到連隊，我才給父親寫信。我在信中實話實說，承認那包茶被我丟失了，接著用一大段文字細寫我尋找地址上的人家多麽多麽不容易，我認為那種客觀原因也是必須讓父親了解的。再接著，批評父親粗心大意，自己應該將地址搞詳細了嘛。最後，詢問父親究竟遇到了什麽為難的事，是否超出了自己克服不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如果並沒超出，那麽還不如自己迎難而上克服過去為好。那些話，反倒有一種兒子教訓父親的意味。
1971年整整一年內，父親沒回信。我明白，我傷了父親的自尊心，他生我氣了。
轉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親，也終於與我同時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鄉的第五個年頭，屈指算來，我與父親整整十年沒相見了。
父親已禿頂。我印象中那個身體強健的父親，變成了形銷骨立的老父親，兩眼卻還是那麽炯炯有神。也唯有此點，仍能顯出他倔強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父親又帶回了一斤好茶。
他要親自將茶送給據他所說的“一個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還是兩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
我說按照那個地址他肯定也會白辛苦一次，他卻一意孤行，沒法子，我隻得相陪而往。
一路上，我和父親都矢口不提兩年前被我丟失了的那一斤好茶。我也沒因兩年前寫給父親那封信而向父親認錯，因那麽一來，就會提到那一斤被我丟失的好茶。而父親也沒解釋什麽，更沒訓我，仿佛兩年前我們父子之間根本沒發生過什麽不愉快的事。
我和父親用了更長的時間尋找“一個好人”的家，卻沒找到。那天很熱，我和父親心裏同樣著急，我們父子倆的衣服都被汗濕透了。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了父親幾句，惹得父親光火起來，站在路旁沖我吼：“我是你父親！我做什麽事自有我的道理！你不埋怨我不行啊？”
我也冒火了，大聲頂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經是家裏實際上的長子，你究竟遇到了什麽事不必也不應該瞞我！我有權知道！”父親氣得舉起了巴掌，幾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團圓的日子裏，父親一直生我的氣。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氣才終於消了些。我往列車站送他時，他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到該告訴你知道的時候，當然就會告訴你。但也許，一輩子都不告訴你，也不告訴你媽，更不告訴你弟弟妹妹！”
父親將他帶回的一斤茶又帶回了四川，怕留在家裏，母親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他的話，使我心懷不安地離開了家。
1977年春節前，我從北京回到了哈爾濱。當時，我已經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名編輯，而父親已經退休了。父親是63歲才退休的，因為家中生活困難，單位照顧他晚退休3年。
雪後的一天，父親命我陪他將他再次從四川帶回的那斤茶給他所言的“一個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帶回哈爾濱時是綠的，再次被父親帶回時，已是褐色的了。父親捨不得一次次花錢買，便請四川茶廠裏的茶工將那斤茶焙成了幹茶，那樣就容易保存了。我提醒父親：“如果還是原先那地址，不去也罷。明明找不到卻非去，何必呢？”
父親表情深沉地說：“有新地址了。現在的地址確切無誤，今天咱們一定會找到他。”
路上，父親告訴我，“文革”開始不久，他這名獲得過許多獎狀的老建設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寫的一封信揭發成了“偽滿時期”的“漢奸特務”。因為父親會說幾句日本話，檔案裏又有在日本藥店當過小夥計的記載，所以造反派們對揭發深信不疑。
父親講得很平靜，我卻聽得驚心動魄——那是我這個“紅五類”的兒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我心疼地低聲說：“爸，其實你當時承認了也沒什麽。好漢不吃眼前虧啊！”
父親說：“那不行。我如果承認了，你1974年還能上大學嗎？我如果承認了，咱們家不就一下子變成‘黑五類’家庭了？你們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後的種種歧視嗎？我如果承認了，繼續逼我揭發別人，那我又該怎麽辦？所以當年我隻能橫下一條心，誣陷在我頭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認。”
父親的話使我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
我和父親並沒再去“動力之鄉”，父親引領我來到了近郊的一處公墓。在一塊木碑上，刻著“一個好人”的姓名。父親說：“就是他，咱們山東的一個人。也是我17歲那年到東北以後，給過我許多愛護的人。當年是他介紹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藥店去做小夥計的，而我經常向他匯報日本人尤其日本軍人到藥店去開藥的情況。當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聯’的人，解放後他當上了一個縣的武裝部部長。‘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來到哈爾濱向他搞外調，巴不得由他證明我千真萬確曾是‘漢奸特務’。那時他自己也進了‘牛棚’，但他將那些造反派頂得一愣一愣的。他說，你們想要從我這兒得到證言的事，完全是胡說八道！所以，造反派們才不得不結束對我的隔離審查，你才能夠順利地上了大學，咱們家才沒成為‘黑五類’家庭。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喝茶的習慣，但我總得表達一種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沒什麽更好的東西值得從四川帶回來送給他啊！”
父親將那包從四川帶回來又帶回去退休後再帶回來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墳前。
我說：“爸，這麽放這兒不行，會被看到的人拿走的。”
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
我將白酒澆在茶包上，用打火機將茶包點燃了。我和父親一樣，既是一個不喜歡喝酒的人，也是一個不喜歡飲茶的人。
父親已於十幾年前去世了。
如今，茶已成了中國人之間普遍送來送去的見麵禮，而且包裝越來越考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極其奢華的程度。
當母親聽我說非但沒將茶送到，還將茶丟了，眼神呆呆地望著我，整個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許久，母親才緩過神來，惴惴不安地說：“這可咋辦？這可咋辦？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別為難的事，急著求人幫忙化解，不然會捨得花8元錢買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萬事不求人的性格啊！這可咋辦？兒子這可咋辦啊？由誰寫信告訴你爸實情呢？咱們總不該撒謊騙他吧？”
父親的性格我當然清楚，母親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當然告訴父親實情才是唯一正確的做法。
我對母親內疚地說：“媽，別急成這樣。急也沒用，由我寫信告訴我爸。”
因為那一斤茶的丟失，1971年的春節，我們全家誰都過得高興不起來。8元錢一斤的四川好茶也隻不過是茶，我們和母親高興不起來的主要原因是一種大的擔憂——父親他究竟遭遇到了什麽事，使他這個從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回到連隊，我才給父親寫信。我在信中實話實說，承認那包茶被我丟失了，接著用一大段文字細寫我尋找地址上的人家多麽多麽不容易，我認為那種客觀原因也是必須讓父親了解的。再接著，批評父親粗心大意，自己應該將地址搞詳細了嘛。最後，詢問父親究竟遇到了什麽為難的事，是否超出了自己克服不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如果並沒超出，那麽還不如自己迎難而上克服過去為好。那些話，反倒有一種兒子教訓父親的意味。
1971年整整一年內，父親沒回信。我明白，我傷了父親的自尊心，他生我氣了。
轉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親，也終於與我同時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鄉的第五個年頭，屈指算來，我與父親整整十年沒相見了。
父親已禿頂。我印象中那個身體強健的父親，變成了形銷骨立的老父親，兩眼卻還是那麽炯炯有神。也唯有此點，仍能顯出他倔強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父親又帶回了一斤好茶。
他要親自將茶送給據他所說的“一個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還是兩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
我說按照那個地址他肯定也會白辛苦一次，他卻一意孤行，沒法子，我隻得相陪而往。
一路上，我和父親都矢口不提兩年前被我丟失了的那一斤好茶。我也沒因兩年前寫給父親那封信而向父親認錯，因那麽一來，就會提到那一斤被我丟失的好茶。而父親也沒解釋什麽，更沒訓我，仿佛兩年前我們父子之間根本沒發生過什麽不愉快的事。
我和父親用了更長的時間尋找“一個好人”的家，卻沒找到。那天很熱，我和父親心裏同樣著急，我們父子倆的衣服都被汗濕透了。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了父親幾句，惹得父親光火起來，站在路旁沖我吼：“我是你父親！我做什麽事自有我的道理！你不埋怨我不行啊？”
我也冒火了，大聲頂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經是家裏實際上的長子，你究竟遇到了什麽事不必也不應該瞞我！我有權知道！”父親氣得舉起了巴掌，幾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團圓的日子裏，父親一直生我的氣。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氣才終於消了些。我往列車站送他時，他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到該告訴你知道的時候，當然就會告訴你。但也許，一輩子都不告訴你，也不告訴你媽，更不告訴你弟弟妹妹！”
父親將他帶回的一斤茶又帶回了四川，怕留在家裏，母親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他的話，使我心懷不安地離開了家。
1977年春節前，我從北京回到了哈爾濱。當時，我已經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名編輯，而父親已經退休了。父親是63歲才退休的，因為家中生活困難，單位照顧他晚退休3年。
雪後的一天，父親命我陪他將他再次從四川帶回的那斤茶給他所言的“一個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帶回哈爾濱時是綠的，再次被父親帶回時，已是褐色的了。父親捨不得一次次花錢買，便請四川茶廠裏的茶工將那斤茶焙成了幹茶，那樣就容易保存了。我提醒父親：“如果還是原先那地址，不去也罷。明明找不到卻非去，何必呢？”
父親表情深沉地說：“有新地址了。現在的地址確切無誤，今天咱們一定會找到他。”
路上，父親告訴我，“文革”開始不久，他這名獲得過許多獎狀的老建設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寫的一封信揭發成了“偽滿時期”的“漢奸特務”。因為父親會說幾句日本話，檔案裏又有在日本藥店當過小夥計的記載，所以造反派們對揭發深信不疑。
父親講得很平靜，我卻聽得驚心動魄——那是我這個“紅五類”的兒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我心疼地低聲說：“爸，其實你當時承認了也沒什麽。好漢不吃眼前虧啊！”
父親說：“那不行。我如果承認了，你1974年還能上大學嗎？我如果承認了，咱們家不就一下子變成‘黑五類’家庭了？你們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後的種種歧視嗎？我如果承認了，繼續逼我揭發別人，那我又該怎麽辦？所以當年我隻能橫下一條心，誣陷在我頭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認。”
父親的話使我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
我和父親並沒再去“動力之鄉”，父親引領我來到了近郊的一處公墓。在一塊木碑上，刻著“一個好人”的姓名。父親說：“就是他，咱們山東的一個人。也是我17歲那年到東北以後，給過我許多愛護的人。當年是他介紹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藥店去做小夥計的，而我經常向他匯報日本人尤其日本軍人到藥店去開藥的情況。當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聯’的人，解放後他當上了一個縣的武裝部部長。‘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來到哈爾濱向他搞外調，巴不得由他證明我千真萬確曾是‘漢奸特務’。那時他自己也進了‘牛棚’，但他將那些造反派頂得一愣一愣的。他說，你們想要從我這兒得到證言的事，完全是胡說八道！所以，造反派們才不得不結束對我的隔離審查，你才能夠順利地上了大學，咱們家才沒成為‘黑五類’家庭。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喝茶的習慣，但我總得表達一種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沒什麽更好的東西值得從四川帶回來送給他啊！”
父親將那包從四川帶回來又帶回去退休後再帶回來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墳前。
我說：“爸，這麽放這兒不行，會被看到的人拿走的。”
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
我將白酒澆在茶包上，用打火機將茶包點燃了。我和父親一樣，既是一個不喜歡喝酒的人，也是一個不喜歡飲茶的人。
父親已於十幾年前去世了。
如今，茶已成了中國人之間普遍送來送去的見麵禮，而且包裝越來越考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極其奢華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