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8年乃至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中國，第一種人太多太多太多。
1949年以前還不至於那麽多。因為1949年以前，文盲雖然也是中國人的絕大多數，但文盲者並不等同於完全沒有文化“基因”隻有生理基因的人。中國數千年文化中關於人的人文營養，不可能對文盲眾多的民間毫無正麵影響。文化那種“潤物細無聲”的化人滲透力，除了書籍之外，也能通過戲劇、詩歌、諺語、民間故事甚至輩輩相傳的“老話”的方式，直達文盲者的芸芸眾生的心間。舉例來說，文盲自然是不會去讀什麽《朱子治家格言》的，而且大抵不知“朱子”者何許人也。但“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因事相爭，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再想”、“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見貧窮而作驕態者賤”……這樣一些直接來自《朱子治家格言》的話語，或同樣意思的“老話”，在文盲多多的民間世代誡傳，足以證明文化“化”文盲絕非童話。
但1949年以後中國的民間起了大的變化。傳統文化中初級人文思想元素那種“潤物細無聲”的滲透力，被指斥為“封建”的、“危害”大眾心智的，甚至“反動”的文化“毒素”了。而與之一脈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國民間發生過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於是，大眾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隻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們又是大眾中的絕大多數。他們的頭腦，被變成了“一張白紙”，“可畫最美、最好的圖畫”。由別人往他們的頭腦裏畫，畫別人認為“最美、最好的圖畫”。這一種情況，也可以直接說是“政治洗腦”。
新一代也就是我這一代人成長起來了。不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我這一代人中喜歡讀書的人，所能接觸到的書籍種類基本上是相同的——1949年以後每年出版兩三部的“革命文學”；蘇聯的“革命文學”；以托爾斯泰、契訶夫、屠格涅夫為代表的不多的幾位老俄羅斯時期的作家的書；少數法國作家諸如雨果、巴爾紮克、福樓拜、左拉等的小說，以及盧梭、伏爾泰等的政見書。我這一代人當年所能讀到的英國文學著作是極少的，除了對莎士比亞戲劇的一鱗半爪的知識，大抵再也就隻能讀到狄更斯的小說了。莎士比亞戲劇太古典，不怎麽會引起我這一代人的理解共鳴。而狄更斯在當年是應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的。當年老版本的譯作之出版前言上，每印著這樣的字句：“由於作家所持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立場，其對革命不可避免地會進行歪曲，書中對人民的革命行動，每進行暴力色彩的描寫，而這一點是需要以革命思想來進行批判性閱讀的。”連雨果也不能倖免於“批判性閱讀”之外，他的《悲慘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變成了可悲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至於他的《九三年》，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印數極少的，因為小說居然傳播這樣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確的人道主義。這直接就與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相針對。因為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暴烈的行動”——這是毛澤東對“暴動”亦即“革命”給出的最權威的結論。這種結論自然也可以導出“革命即暴力”的邏輯關係。毛澤東的這一條語錄顯然也是極具針對性的，所針對的是一切中國之“虛偽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那麽，雨果的《九三年》在當年之中國，幾乎等於“反動文學”了。
相比於英國書籍，倒是美國作家們的作品在當年的中國反而出版得多一些，比如霍桑的、傑克？倫敦的、馬克？吐溫的、歐？亨利的、海明威的。也許因為，美國雖然被中國定性為“頭號公敵”，但歷史很短的美國之“暴烈的”階級鬥爭現象極少。這使美國作家們的作品內容不太涉及所謂階級鬥爭，於是作品大抵不會打上“階級的烙印”，也就不太會成為中國革命文學理論家或批評家的箭靶。美國最嚴重的國家問題之一是“種族歧視”，二是如何維護社會公平原則。所以斯陀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木屋》和馬克？吐溫、歐？亨利諷刺美國社會資本崇拜主義的小說在我們這一代讀書青年的記憶中印象深刻。此外，薄伽丘的《十日談》、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也深受我這一代讀書青年所喜愛。但真讀過的人其實不多。總體而言，我這一代人中的讀書青年的比例，與現在之讀書青年的比例相比，確乎要小。因為在當年，對於大多數我這一代人而言，買書是特別特別奢侈的事，互相有書可借的圈子很少，也很小。而以上那些書，在區級圖書館幾乎是借不到的，還不是人人都有資格辦得到一張市級圖書館的借閱卡。即使在某些大學的圖書館，那些書往往也是限係、限專業借閱的。
當年是讀書青年，不，確切地說是讀書少年的我，對於中國“革命文學”和蘇聯的大多數“革命文學”也是喜歡閱讀的。我不可能不對兩類書中堅定的革命者形象和“二戰”時期的英雄形象心懷敬意。但，當我也讀了一些老俄國文學及歐美文學之後，我對某些“革命文學”中的革命人物便心生出某種不認可來了。
相比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怎麽辦》其實太缺少吸引人的故事性。
然而《怎麽辦》中的男主人公對待愛情亦即對待女主人公的那一種“理解萬歲”的態度在我這兒遠比保爾對於冬妮婭的態度更合我意。進言之，不讀《怎麽辦》時，我隻不過覺得保爾對待冬妮婭太不近人情。而讀了《怎麽辦》之後，則沒法不以批判的眼光來重新審視保爾對待冬妮婭那種自以為最革命、最具有階級立場的態度了。甚而認為，在列車線路除雪的保爾邂逅已結婚了的冬妮婭的那種冰冷態度，其實摻雜了小肚雞腸的男人的失落、嫉妒和由此產生的惱羞成怒，而這使保爾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大打折扣。但即使這樣，我對於奧斯特洛夫斯基本人與嚴重癱瘓作鬥爭的堅韌意誌力的欽佩仍未改變。
在未讀海明威的《戰地鍾聲》時，我對《葉爾紹夫兄弟》中的老三斯傑潘隻不過懷有自知不可與人交流的同情；而讀了《戰地鍾聲》以後，則對斯傑潘周圍形形色色的人們的歧視權利產生了質疑。對“二戰”中的蘇德之戰是多麽的慘烈眾所周知，對於一名在完全喪失了抵抗意義之情況下成了德軍俘虜的青年軍人，當同樣歷經苦難的他重新回到家鄉，普通的人們是否更應多一些憐憫，而少一些鄙視呢？遭到幾乎所有親人的嫌棄難道對他真的是公正的嗎？我如今似乎想明白了一件事，即人受主要文化載體書籍（當年是那樣）的影響的年齡，大約主要是在少年至青年這十幾年中。若言一個中年人由於看了些什麽書而改變了與前不同的世界觀，這樣的例子不能說沒有，但相對要少得多。
1949年以前還不至於那麽多。因為1949年以前，文盲雖然也是中國人的絕大多數，但文盲者並不等同於完全沒有文化“基因”隻有生理基因的人。中國數千年文化中關於人的人文營養，不可能對文盲眾多的民間毫無正麵影響。文化那種“潤物細無聲”的化人滲透力，除了書籍之外，也能通過戲劇、詩歌、諺語、民間故事甚至輩輩相傳的“老話”的方式，直達文盲者的芸芸眾生的心間。舉例來說，文盲自然是不會去讀什麽《朱子治家格言》的，而且大抵不知“朱子”者何許人也。但“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因事相爭，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再想”、“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見貧窮而作驕態者賤”……這樣一些直接來自《朱子治家格言》的話語，或同樣意思的“老話”，在文盲多多的民間世代誡傳，足以證明文化“化”文盲絕非童話。
但1949年以後中國的民間起了大的變化。傳統文化中初級人文思想元素那種“潤物細無聲”的滲透力，被指斥為“封建”的、“危害”大眾心智的，甚至“反動”的文化“毒素”了。而與之一脈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國民間發生過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於是，大眾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隻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們又是大眾中的絕大多數。他們的頭腦，被變成了“一張白紙”，“可畫最美、最好的圖畫”。由別人往他們的頭腦裏畫，畫別人認為“最美、最好的圖畫”。這一種情況，也可以直接說是“政治洗腦”。
新一代也就是我這一代人成長起來了。不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我這一代人中喜歡讀書的人，所能接觸到的書籍種類基本上是相同的——1949年以後每年出版兩三部的“革命文學”；蘇聯的“革命文學”；以托爾斯泰、契訶夫、屠格涅夫為代表的不多的幾位老俄羅斯時期的作家的書；少數法國作家諸如雨果、巴爾紮克、福樓拜、左拉等的小說，以及盧梭、伏爾泰等的政見書。我這一代人當年所能讀到的英國文學著作是極少的，除了對莎士比亞戲劇的一鱗半爪的知識，大抵再也就隻能讀到狄更斯的小說了。莎士比亞戲劇太古典，不怎麽會引起我這一代人的理解共鳴。而狄更斯在當年是應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的。當年老版本的譯作之出版前言上，每印著這樣的字句：“由於作家所持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立場，其對革命不可避免地會進行歪曲，書中對人民的革命行動，每進行暴力色彩的描寫，而這一點是需要以革命思想來進行批判性閱讀的。”連雨果也不能倖免於“批判性閱讀”之外，他的《悲慘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變成了可悲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至於他的《九三年》，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印數極少的，因為小說居然傳播這樣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確的人道主義。這直接就與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相針對。因為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暴烈的行動”——這是毛澤東對“暴動”亦即“革命”給出的最權威的結論。這種結論自然也可以導出“革命即暴力”的邏輯關係。毛澤東的這一條語錄顯然也是極具針對性的，所針對的是一切中國之“虛偽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那麽，雨果的《九三年》在當年之中國，幾乎等於“反動文學”了。
相比於英國書籍，倒是美國作家們的作品在當年的中國反而出版得多一些，比如霍桑的、傑克？倫敦的、馬克？吐溫的、歐？亨利的、海明威的。也許因為，美國雖然被中國定性為“頭號公敵”，但歷史很短的美國之“暴烈的”階級鬥爭現象極少。這使美國作家們的作品內容不太涉及所謂階級鬥爭，於是作品大抵不會打上“階級的烙印”，也就不太會成為中國革命文學理論家或批評家的箭靶。美國最嚴重的國家問題之一是“種族歧視”，二是如何維護社會公平原則。所以斯陀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木屋》和馬克？吐溫、歐？亨利諷刺美國社會資本崇拜主義的小說在我們這一代讀書青年的記憶中印象深刻。此外，薄伽丘的《十日談》、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也深受我這一代讀書青年所喜愛。但真讀過的人其實不多。總體而言，我這一代人中的讀書青年的比例，與現在之讀書青年的比例相比，確乎要小。因為在當年，對於大多數我這一代人而言，買書是特別特別奢侈的事，互相有書可借的圈子很少，也很小。而以上那些書，在區級圖書館幾乎是借不到的，還不是人人都有資格辦得到一張市級圖書館的借閱卡。即使在某些大學的圖書館，那些書往往也是限係、限專業借閱的。
當年是讀書青年，不，確切地說是讀書少年的我，對於中國“革命文學”和蘇聯的大多數“革命文學”也是喜歡閱讀的。我不可能不對兩類書中堅定的革命者形象和“二戰”時期的英雄形象心懷敬意。但，當我也讀了一些老俄國文學及歐美文學之後，我對某些“革命文學”中的革命人物便心生出某種不認可來了。
相比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怎麽辦》其實太缺少吸引人的故事性。
然而《怎麽辦》中的男主人公對待愛情亦即對待女主人公的那一種“理解萬歲”的態度在我這兒遠比保爾對於冬妮婭的態度更合我意。進言之，不讀《怎麽辦》時，我隻不過覺得保爾對待冬妮婭太不近人情。而讀了《怎麽辦》之後，則沒法不以批判的眼光來重新審視保爾對待冬妮婭那種自以為最革命、最具有階級立場的態度了。甚而認為，在列車線路除雪的保爾邂逅已結婚了的冬妮婭的那種冰冷態度，其實摻雜了小肚雞腸的男人的失落、嫉妒和由此產生的惱羞成怒，而這使保爾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大打折扣。但即使這樣，我對於奧斯特洛夫斯基本人與嚴重癱瘓作鬥爭的堅韌意誌力的欽佩仍未改變。
在未讀海明威的《戰地鍾聲》時，我對《葉爾紹夫兄弟》中的老三斯傑潘隻不過懷有自知不可與人交流的同情；而讀了《戰地鍾聲》以後，則對斯傑潘周圍形形色色的人們的歧視權利產生了質疑。對“二戰”中的蘇德之戰是多麽的慘烈眾所周知，對於一名在完全喪失了抵抗意義之情況下成了德軍俘虜的青年軍人，當同樣歷經苦難的他重新回到家鄉，普通的人們是否更應多一些憐憫，而少一些鄙視呢？遭到幾乎所有親人的嫌棄難道對他真的是公正的嗎？我如今似乎想明白了一件事，即人受主要文化載體書籍（當年是那樣）的影響的年齡，大約主要是在少年至青年這十幾年中。若言一個中年人由於看了些什麽書而改變了與前不同的世界觀，這樣的例子不能說沒有，但相對要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