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少年時期就讀過了一些人文元素飽滿的書籍，這使我在我的同代人中成了具有“異質”之“文化基因”的另類。這對於我是幸運的，但在當年也分明是種“不幸”——頭腦中既有“異”於“文革”的思想存在著了，想要隱藏得很深很深對於一個本無城府可言的青年又談何容易呢？然而我知道那些思想是危險的，若在不適當的時候稍不小心脫口說出了幾句，必將給自己招致大的禍殃。在我當班長不久，有件事給我以極大的震動。那是夏季的中午，我正睡得很酣實，被班裏一個年齡最小的知青弄醒了。他告訴我，我班裏的幾名哈爾濱知青，正在當地一個有“特嫌”的老職工家裏審問對方。對方50多歲，無家室，已被“隔離”在家中，勒令交代“問題”。事實上，任何知青未經“專案組”允許而對那樣一個人進行所謂“審問”是嚴重違反知青紀律的。當我匆匆跑到現場時，僅著短褲躺在炕上的那“特嫌”人已然昏迷，身有多處青紫外傷。而我班裏的兩個手持棍棒的傢夥，仍一臉兇相，罵罵咧咧地還說那人“裝死”。打死人的事我已聽到過多次，但那一次暴力“革命”的結果可是近呈眼前，施暴的可是我班裏的幾名“戰士”！他們不久前還是城市裏的“紅衛兵”；他們隻不過上學到初一或初二；他們的頭腦裏除了被灌輸進了滿滿的“革命是暴烈的行動”之類的思想而外，再就沒接受過一點點別的思想——可以肯定，我看過的那些書他們連書名也沒聽說過。我找來了連隊衛生所的醫生，醫生當場宣布那人不是“裝死”，而是真的死了。
連裏“淡化處理”了那件事，向團裏匯報那人死於“心髒病突發”。否則怎麽辦呢？將那幾名打人者送交瀋陽軍區的軍事法庭進行審判？既然死者沒有任何親人替之喊冤，倒還莫如批評教育那幾名知青一番就算了。
但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陰影久久揮之不去。對我班裏那幾名戰士也嫌惡之極。另一件事是我聽說的，後來證實是真事——另一個團的一名知青，在慶祝又一條“最高指示”發表的一個夜晚貼大字報時，將“萬壽無疆”四字貼錯亂了，結果第二天早上人們看到的是“無壽萬疆”。他的家庭出身有“問題”，於是惡果降臨。往日的戰友翻臉無情，暴打了他一頓，接著批鬥。連裏也不敢不重視，隻得宣布那是一場“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那不幸的知青當然就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由知青變成了勞改犯，被打入另冊多年。終於可以為家裏掙錢了，再加上日日勞動艱苦，已經很少做夢的我，又開始經常做夢了。我每夢到自己在開什麽會時無意識地脫口說出一句被認為“反動”的話，或喊出一句被認為“反動”的口號、在一片紙上寫下了一行被認為“反動”的字，因而也禍從天降，結果非但不能往家裏寄錢了，還使父母及弟弟妹妹們增添新的精神負擔。然而頭腦裏有種思想總在否定，企圖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塊壓都壓不住。有時覺得壓住了，聽到些從北京傳來的政治消息，那思想又會從明哲保身的大石塊底下鑽出芽來。漸漸地，因為“政治夢多”，到北大荒後胖了一點兒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讀的那些書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書中的人文思想對於我的頭腦當然是營養；但在視人文思想為天敵的年代，頭腦裏裝入了人文思想就等於裝入了“毒藥”，甚或定時炸彈！
那時我在連裏有兩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叫李洪元，哈爾濱五中的高二知青，朝鮮族。他也是知青班長，後當過排長、炊事班長。另一位叫吳誌忠，原是北京四中的高一學生，“文革”前全家被遷出北京，也成了五中的學生。五中紅衛兵在哈爾濱的派性鬥爭挺出名，發生過幾次影響較大的武鬥。並且，還將派性對立帶到了連隊。但李洪元和吳誌忠，似乎從一開始就思想完全超脫於了，除了大家都喊口號時，從不說一句與“文革”態度沾邊的話。我是極想修煉成他倆那種人的，但做不到。
他倆成了我傾訴政治思想苦悶的可靠對象。他倆也是好朋友，有時我對其中一人傾訴，有時麵對他倆傾訴。往往是在晚上。他倆都愛喝酒，我要向他倆傾訴就也得喝酒。而又往往地，我還沒傾訴幾句呢，他倆就都說：“喝酒！喝酒！”
李洪元有次還說了一句我銘記至今的深奧的話：“你苦悶是因為你不清醒，你喝醉了你就清醒了！”
我喝傷過一次，聞到酒味都會醉三分的。那一時期我經常喝醉，盡管實際上隻不過喝了半兩一兩的。
有次吳誌忠帶著幾分醉問我：“曉聲你為什麽不跟你那幾個同班的好朋友說這些？”
當時我也有幾分醉了，實話實說：“怕萬一連累了他們。”半醉沒醉的李洪元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地訓我：“聽，我說得沒錯，他一醉就清醒，酒後吐真言了吧？哎你小子對我倆沒安好心啊？我倆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總對我倆說那些狗屁話就不怕連累我倆啦？你以為就你一個人有思想，別人都是豬腦子呀！呸你的狗屁思想！哪天你的話被別人聽到了，讓我倆怎麽辦？跟你劃清界限？揭發你？批判你？哎，你不為咱們哥仨的親密關係考慮，也得為你那個鬧心的家考慮考慮吧？虧你還自認為是孝子！你孝個屁呀你！以後再滿嘴胡咧咧那些狗屁話，我倆跟你絕交算了！都老大不小的了，誰也不是誰家長，你還覺得我倆真有義務替你操這份心啊！……”
那天洪元借著幾分醉，將我罵了個狗血噴頭。我被罵惱了，好長一段日子裏不理他。
不久團報導組發來了調令，調我到團報導組去當報導員。行前，知青朋友們湊錢買了幾聽罐頭為我送行，而那是不能沒有酒的。大家都微醉之際，洪元倒了大半碗酒，端著鄭重地說：“我那天罵你，你小子不要往心裏去。”
我說：“怎麽會！”
他又說：“你就要離開哥幾個了，希望我那天罵你的話，你走時牢記著。團機關不比連隊，你要好自為之！如果你真覺得我罵得對，那就喝下這半碗酒！”接著，他竟雙手將碗舉至我麵前，由坐著而跪著了。
朋友們包括與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學，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麽的依依惜別，也聽出了他的話是多麽的真摯，就居然沒一個替我搪擋一下的。
我看著那喝粥碗裏的半碗酒，一時呆住。
洪元他跪在那兒，一動不動。
朋友們的目光，一會兒一齊看他，一會兒一齊看我，一會兒一齊看酒。
在一片沉默中，我與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鍾。
我終於說出一句話是：“捨命陪君子。”——雙手接過碗，兩眼一閉，一飲而盡。
洪元緊接著又往那隻碗裏倒酒，都快倒滿了，也雙手捧起來一飲而盡。
連裏“淡化處理”了那件事，向團裏匯報那人死於“心髒病突發”。否則怎麽辦呢？將那幾名打人者送交瀋陽軍區的軍事法庭進行審判？既然死者沒有任何親人替之喊冤，倒還莫如批評教育那幾名知青一番就算了。
但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陰影久久揮之不去。對我班裏那幾名戰士也嫌惡之極。另一件事是我聽說的，後來證實是真事——另一個團的一名知青，在慶祝又一條“最高指示”發表的一個夜晚貼大字報時，將“萬壽無疆”四字貼錯亂了，結果第二天早上人們看到的是“無壽萬疆”。他的家庭出身有“問題”，於是惡果降臨。往日的戰友翻臉無情，暴打了他一頓，接著批鬥。連裏也不敢不重視，隻得宣布那是一場“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那不幸的知青當然就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由知青變成了勞改犯，被打入另冊多年。終於可以為家裏掙錢了，再加上日日勞動艱苦，已經很少做夢的我，又開始經常做夢了。我每夢到自己在開什麽會時無意識地脫口說出一句被認為“反動”的話，或喊出一句被認為“反動”的口號、在一片紙上寫下了一行被認為“反動”的字，因而也禍從天降，結果非但不能往家裏寄錢了，還使父母及弟弟妹妹們增添新的精神負擔。然而頭腦裏有種思想總在否定，企圖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塊壓都壓不住。有時覺得壓住了，聽到些從北京傳來的政治消息，那思想又會從明哲保身的大石塊底下鑽出芽來。漸漸地，因為“政治夢多”，到北大荒後胖了一點兒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讀的那些書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書中的人文思想對於我的頭腦當然是營養；但在視人文思想為天敵的年代，頭腦裏裝入了人文思想就等於裝入了“毒藥”，甚或定時炸彈！
那時我在連裏有兩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叫李洪元，哈爾濱五中的高二知青，朝鮮族。他也是知青班長，後當過排長、炊事班長。另一位叫吳誌忠，原是北京四中的高一學生，“文革”前全家被遷出北京，也成了五中的學生。五中紅衛兵在哈爾濱的派性鬥爭挺出名，發生過幾次影響較大的武鬥。並且，還將派性對立帶到了連隊。但李洪元和吳誌忠，似乎從一開始就思想完全超脫於了，除了大家都喊口號時，從不說一句與“文革”態度沾邊的話。我是極想修煉成他倆那種人的，但做不到。
他倆成了我傾訴政治思想苦悶的可靠對象。他倆也是好朋友，有時我對其中一人傾訴，有時麵對他倆傾訴。往往是在晚上。他倆都愛喝酒，我要向他倆傾訴就也得喝酒。而又往往地，我還沒傾訴幾句呢，他倆就都說：“喝酒！喝酒！”
李洪元有次還說了一句我銘記至今的深奧的話：“你苦悶是因為你不清醒，你喝醉了你就清醒了！”
我喝傷過一次，聞到酒味都會醉三分的。那一時期我經常喝醉，盡管實際上隻不過喝了半兩一兩的。
有次吳誌忠帶著幾分醉問我：“曉聲你為什麽不跟你那幾個同班的好朋友說這些？”
當時我也有幾分醉了，實話實說：“怕萬一連累了他們。”半醉沒醉的李洪元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地訓我：“聽，我說得沒錯，他一醉就清醒，酒後吐真言了吧？哎你小子對我倆沒安好心啊？我倆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總對我倆說那些狗屁話就不怕連累我倆啦？你以為就你一個人有思想，別人都是豬腦子呀！呸你的狗屁思想！哪天你的話被別人聽到了，讓我倆怎麽辦？跟你劃清界限？揭發你？批判你？哎，你不為咱們哥仨的親密關係考慮，也得為你那個鬧心的家考慮考慮吧？虧你還自認為是孝子！你孝個屁呀你！以後再滿嘴胡咧咧那些狗屁話，我倆跟你絕交算了！都老大不小的了，誰也不是誰家長，你還覺得我倆真有義務替你操這份心啊！……”
那天洪元借著幾分醉，將我罵了個狗血噴頭。我被罵惱了，好長一段日子裏不理他。
不久團報導組發來了調令，調我到團報導組去當報導員。行前，知青朋友們湊錢買了幾聽罐頭為我送行，而那是不能沒有酒的。大家都微醉之際，洪元倒了大半碗酒，端著鄭重地說：“我那天罵你，你小子不要往心裏去。”
我說：“怎麽會！”
他又說：“你就要離開哥幾個了，希望我那天罵你的話，你走時牢記著。團機關不比連隊，你要好自為之！如果你真覺得我罵得對，那就喝下這半碗酒！”接著，他竟雙手將碗舉至我麵前，由坐著而跪著了。
朋友們包括與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學，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麽的依依惜別，也聽出了他的話是多麽的真摯，就居然沒一個替我搪擋一下的。
我看著那喝粥碗裏的半碗酒，一時呆住。
洪元他跪在那兒，一動不動。
朋友們的目光，一會兒一齊看他，一會兒一齊看我，一會兒一齊看酒。
在一片沉默中，我與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鍾。
我終於說出一句話是：“捨命陪君子。”——雙手接過碗，兩眼一閉，一飲而盡。
洪元緊接著又往那隻碗裏倒酒，都快倒滿了，也雙手捧起來一飲而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