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事不關己地依舊喃喃著瘋話。
弟弟妹妹們嚇哭了。
母親淚流滿麵卻不知所措。
來了幾位好鄰居，往我口中灌積酸菜的水，用雪擦我前胸後背……
我第二天醒來時已近中午，弟弟妹妹們一個也不在家，隻有服了安眠藥的哥哥睡在炕另一邊，發出輕微的鼾聲。還有母親，她斜蜷雙腿坐在我和哥哥之間，麵朝我，背對哥哥。
母親臉上毫無表情，一夜之間她更瘦了，幾無血色。以後，母親當時那張臉，深深地刻印在我記憶中了。
母親說：“我將你弟弟妹妹打發到鄰居家去了，單等著你醒過來。”
我閉上了眼睛。
“紹生，你想怎樣？”
母親的聲音很小，但是在我聽來，似乎被擴音器擴大了一百倍，以至於我的耳膜都被震得起了回聲似的。
良久，我才訥訥地說：“想死。”
我的聲音也很小，由自己聽來，如同一千裏之外的老舊電話中的耳語，伴著某種雜音——我的中耳炎被烈酒燒得復發了。又良久，我聽到母親一字一句地說：“大兒子那樣，二兒子這樣，你父親又遠在幾千裏之外，半夜的時候，我也起過想死的念頭。”我的心咯噔一下。
母親語調冰冷地問：“如果我真的死了，你怎麽打算？”我眼角淌下淚來，信誓旦旦地說：“那我就挑起咱們這個家的擔子，照料哥哥，帶大弟弟妹妹。”
“聽你這話的意思是，我死了對於咱們這個家也不要緊啦？”是生氣的口吻了。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內心產生了莫大的冤屈。
“知道我為什麽改變了想死的念頭嗎？”母親的話又恢復了平靜。
“媽你別問了行不行？”母親的話每一句都使我難受極了，我幾乎叫喊起來。
“因為你的行為說明你是個忤逆之子！我要是將你哥將你弟弟妹妹拋遺給你，那就害苦他們了！”母親的聲音突然大了，聽得出她情緒失控了，她一邊譴責一邊劈頭蓋臉地打我，而我用被角蒙住了頭，“全中國就我們一家有一個精神病患者嗎？還有人家媽媽瘋了的呢！還有人家爸爸瘋了的呢！還有一家出了兩個瘋子的呢！全中國就咱們家不幸啊！小紅樓裏有戶人家父母雙雙自殺了，人家是初中生的女兒也沒想死！你這麽經不住事，哪裏配是我的一個兒子？”
小紅樓是馬路邊幾年前蓋起的一幢六層小樓。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簡直就是醜小鴨。可在當年，它出現於我們那個貧民區附近，引起了普遍的羨慕甚至嫉妒實屬必然。住在小紅樓裏的，十之八九是各文藝單位的中青年人，大抵是重點培養對象。在“文革”前，那體現的是優待性的關懷。在“文革”中，當然就成了“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的罪證。我曾在小人書鋪認識了一個家住小紅樓裏的女孩，還到她家去借過書。她家其實也不算大，兩室一廳六十幾平方米的麵積而已。但給我的印象，卻如同冬妮婭的家最初留給保爾的印象。我和她之間的關係雖然並不屬於保爾和冬妮婭的那麽一種關係，雖然我壓根兒就沒幻想過那麽一種關係，但母親的話還是立刻使我替她擔憂了。我猛地掀掉被子，一言不發就匆匆穿鞋。
“你要哪兒去？”母親嚴厲地瞪著我。
我說去上廁所，話一說完，人已衝出了家門。
我好幾天沒走到小紅樓那裏去了，我暗想母親所說的那種不幸，肯定無疑就是這戶人家的不幸了。
我才拍了幾下門，門就開了，我認識的女孩從家裏探出頭來，詫異地問：“是你呀，有事嗎？”
我問：“你還好吧？”
她點點頭。
我吞吞吐吐地說我很替她難過。
她反問：“你也知道了？”
我點頭。
她邁出了家門，真摯地說：“謝謝你這麽關心我啊！”——指指上一層樓，又小聲說，“不是我的爸媽，我爸媽接受批鬥去了。是五樓一戶人家的事。”我抬頭朝樓上望一眼，復看著她，內心一時感慨萬端。
“瞧你連棉襖也沒穿就到這兒來了，進屋暖和暖和吧……”她從門旁閃開的同時拉開了門。
我猶豫。
她苦笑著說：“可惜沒書借給你了……一本也沒有了。你在我家見過的那些書，我幫著父母全都偷偷燒光了……”“那麽做是正確的！”——我一說完這一句愚蠢的話，猛轉身跑下樓去。
我進入家門，弟弟妹妹也都從鄰居家回到了家裏。母親很照顧我是二哥的自尊心，沒再當著弟弟妹妹的麵說什麽使我無地自容的話。但弟弟妹妹們接連幾天躲避我，他們對哥哥還並不那樣。他們看我時的目光是陌生而又忐忑的，我想他們都是被我的行為大大地驚嚇了一場，這使我內疚不已。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北大荒某農場的人來到二十九中作“上山下鄉”動員報告。一聽每月可掙32元工資，我頓時心嚮往之。報告會剛一結束，便迫不及待，不，簡直可以說是心急火燎地報了名……
自從我成了一名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戰士”，確切地說是自從我每月能夠掙到41元多的工資了（我所在的一團屬於寒帶地區，每月另有9元的寒帶補助），我再也沒做過撿錢之夢，一次都沒做過。想想吧，我每月至少可以往家寄20元錢了，多時可以寄25元。十幾年來，父親也隻不過能每月往家寄40元或45元。我終於成了父母的兒女中第一個可以為家庭掙份錢的人了。我如願以償了，什麽艱難困苦，對於我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了。每月的生活費多了一半，對於一戶城市裏的窮困人家，那是多麽大的境況改善啊！我每月寄回家裏的錢，最大限度地實現了我對父母的報恩願望。一想到母親臉上的愁雲定會因而減少，我心欣然。我也不再做與哈爾濱師範學校有關的夢了。對於我，哈爾濱師範學校不存在了。
我開始做另一種夢了。
世上的人其實也可這麽分為三類——一類是有生理基因的人。每個人都是這樣的人。生理基因即所謂先天遺傳，它對人生的影響很大，而且人對那種影響幾乎無法擺脫。縱然是負麵的影響，大抵也毫無辦法。第二類是不但有生理基因，還具有後天形成的文化“基因”的人。文化“基因”究詰起來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前提若非遺傳，“基因”之說便不成立。這裏所說之文化“基因”，是指人文思想充沛、人文元素飽滿的書籍對人的影響。那一種影響如果從一個人的少年時期就開始產生了，那麽其無法擺脫性起碼是難以擺脫性，與先天遺傳的生理基因對人的影響是完全可以視為同樣的。第三類也是具有所謂文化“基因”的人，但那所謂文化“基因”，是另一類書籍所給予的。而那另一類書籍，根本不承認有什麽“超階級的”、普世的人性原則之存在，也大抵根本否認除了一種被定義為“革命”人格之外，人另外還應恪守什麽人格底線。更不承認除了所謂“革命”的人格之外還有什麽可敬的人格可言，更不承認另外還有什麽崇高的人格可言。而他們所謂之“革命”，並不是以改革社會為使命，而是以專革別人的命為己任。
弟弟妹妹們嚇哭了。
母親淚流滿麵卻不知所措。
來了幾位好鄰居，往我口中灌積酸菜的水，用雪擦我前胸後背……
我第二天醒來時已近中午，弟弟妹妹們一個也不在家，隻有服了安眠藥的哥哥睡在炕另一邊，發出輕微的鼾聲。還有母親，她斜蜷雙腿坐在我和哥哥之間，麵朝我，背對哥哥。
母親臉上毫無表情，一夜之間她更瘦了，幾無血色。以後，母親當時那張臉，深深地刻印在我記憶中了。
母親說：“我將你弟弟妹妹打發到鄰居家去了，單等著你醒過來。”
我閉上了眼睛。
“紹生，你想怎樣？”
母親的聲音很小，但是在我聽來，似乎被擴音器擴大了一百倍，以至於我的耳膜都被震得起了回聲似的。
良久，我才訥訥地說：“想死。”
我的聲音也很小，由自己聽來，如同一千裏之外的老舊電話中的耳語，伴著某種雜音——我的中耳炎被烈酒燒得復發了。又良久，我聽到母親一字一句地說：“大兒子那樣，二兒子這樣，你父親又遠在幾千裏之外，半夜的時候，我也起過想死的念頭。”我的心咯噔一下。
母親語調冰冷地問：“如果我真的死了，你怎麽打算？”我眼角淌下淚來，信誓旦旦地說：“那我就挑起咱們這個家的擔子，照料哥哥，帶大弟弟妹妹。”
“聽你這話的意思是，我死了對於咱們這個家也不要緊啦？”是生氣的口吻了。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內心產生了莫大的冤屈。
“知道我為什麽改變了想死的念頭嗎？”母親的話又恢復了平靜。
“媽你別問了行不行？”母親的話每一句都使我難受極了，我幾乎叫喊起來。
“因為你的行為說明你是個忤逆之子！我要是將你哥將你弟弟妹妹拋遺給你，那就害苦他們了！”母親的聲音突然大了，聽得出她情緒失控了，她一邊譴責一邊劈頭蓋臉地打我，而我用被角蒙住了頭，“全中國就我們一家有一個精神病患者嗎？還有人家媽媽瘋了的呢！還有人家爸爸瘋了的呢！還有一家出了兩個瘋子的呢！全中國就咱們家不幸啊！小紅樓裏有戶人家父母雙雙自殺了，人家是初中生的女兒也沒想死！你這麽經不住事，哪裏配是我的一個兒子？”
小紅樓是馬路邊幾年前蓋起的一幢六層小樓。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簡直就是醜小鴨。可在當年，它出現於我們那個貧民區附近，引起了普遍的羨慕甚至嫉妒實屬必然。住在小紅樓裏的，十之八九是各文藝單位的中青年人，大抵是重點培養對象。在“文革”前，那體現的是優待性的關懷。在“文革”中，當然就成了“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的罪證。我曾在小人書鋪認識了一個家住小紅樓裏的女孩，還到她家去借過書。她家其實也不算大，兩室一廳六十幾平方米的麵積而已。但給我的印象，卻如同冬妮婭的家最初留給保爾的印象。我和她之間的關係雖然並不屬於保爾和冬妮婭的那麽一種關係，雖然我壓根兒就沒幻想過那麽一種關係，但母親的話還是立刻使我替她擔憂了。我猛地掀掉被子，一言不發就匆匆穿鞋。
“你要哪兒去？”母親嚴厲地瞪著我。
我說去上廁所，話一說完，人已衝出了家門。
我好幾天沒走到小紅樓那裏去了，我暗想母親所說的那種不幸，肯定無疑就是這戶人家的不幸了。
我才拍了幾下門，門就開了，我認識的女孩從家裏探出頭來，詫異地問：“是你呀，有事嗎？”
我問：“你還好吧？”
她點點頭。
我吞吞吐吐地說我很替她難過。
她反問：“你也知道了？”
我點頭。
她邁出了家門，真摯地說：“謝謝你這麽關心我啊！”——指指上一層樓，又小聲說，“不是我的爸媽，我爸媽接受批鬥去了。是五樓一戶人家的事。”我抬頭朝樓上望一眼，復看著她，內心一時感慨萬端。
“瞧你連棉襖也沒穿就到這兒來了，進屋暖和暖和吧……”她從門旁閃開的同時拉開了門。
我猶豫。
她苦笑著說：“可惜沒書借給你了……一本也沒有了。你在我家見過的那些書，我幫著父母全都偷偷燒光了……”“那麽做是正確的！”——我一說完這一句愚蠢的話，猛轉身跑下樓去。
我進入家門，弟弟妹妹也都從鄰居家回到了家裏。母親很照顧我是二哥的自尊心，沒再當著弟弟妹妹的麵說什麽使我無地自容的話。但弟弟妹妹們接連幾天躲避我，他們對哥哥還並不那樣。他們看我時的目光是陌生而又忐忑的，我想他們都是被我的行為大大地驚嚇了一場，這使我內疚不已。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北大荒某農場的人來到二十九中作“上山下鄉”動員報告。一聽每月可掙32元工資，我頓時心嚮往之。報告會剛一結束，便迫不及待，不，簡直可以說是心急火燎地報了名……
自從我成了一名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戰士”，確切地說是自從我每月能夠掙到41元多的工資了（我所在的一團屬於寒帶地區，每月另有9元的寒帶補助），我再也沒做過撿錢之夢，一次都沒做過。想想吧，我每月至少可以往家寄20元錢了，多時可以寄25元。十幾年來，父親也隻不過能每月往家寄40元或45元。我終於成了父母的兒女中第一個可以為家庭掙份錢的人了。我如願以償了，什麽艱難困苦，對於我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了。每月的生活費多了一半，對於一戶城市裏的窮困人家，那是多麽大的境況改善啊！我每月寄回家裏的錢，最大限度地實現了我對父母的報恩願望。一想到母親臉上的愁雲定會因而減少，我心欣然。我也不再做與哈爾濱師範學校有關的夢了。對於我，哈爾濱師範學校不存在了。
我開始做另一種夢了。
世上的人其實也可這麽分為三類——一類是有生理基因的人。每個人都是這樣的人。生理基因即所謂先天遺傳，它對人生的影響很大，而且人對那種影響幾乎無法擺脫。縱然是負麵的影響，大抵也毫無辦法。第二類是不但有生理基因，還具有後天形成的文化“基因”的人。文化“基因”究詰起來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前提若非遺傳，“基因”之說便不成立。這裏所說之文化“基因”，是指人文思想充沛、人文元素飽滿的書籍對人的影響。那一種影響如果從一個人的少年時期就開始產生了，那麽其無法擺脫性起碼是難以擺脫性，與先天遺傳的生理基因對人的影響是完全可以視為同樣的。第三類也是具有所謂文化“基因”的人，但那所謂文化“基因”，是另一類書籍所給予的。而那另一類書籍，根本不承認有什麽“超階級的”、普世的人性原則之存在，也大抵根本否認除了一種被定義為“革命”人格之外，人另外還應恪守什麽人格底線。更不承認除了所謂“革命”的人格之外還有什麽可敬的人格可言，更不承認另外還有什麽崇高的人格可言。而他們所謂之“革命”，並不是以改革社會為使命，而是以專革別人的命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