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下旬的一天，母親袖著手回到了家，臉凍紅了，鼻尖上凍住著一滴鼻涕。她一進家門就把我叫到桌前，從兜裏掏出一個小紙包，讓我找個小空瓶，將裏邊的東西裝瓶裏。我看出母親雙眼也紅紅的，分明哭過。紙包裏是一手心那麽多紫紅色的結晶物，有指甲那麽大，更多是米粒那麽大的。我知道，那些東西便是所謂“硃砂”了。
母親不知聽誰說的，硃砂是可以治好哥哥的病的，於是四處借錢，求一位有門路的街坊給買到了。
那些東西究竟是不是硃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但母親卻對那些東西是硃砂深信不疑。她為買那一小包東西居然花了20多元！而20多元是一家人半個月的生活費，而那20多元還是借的！而全家人的生活僅靠父親一個人寄回家的錢維持！而父親再多一元錢也沒能力往家寄了！
我埋怨地問：“媽，不過了？”
母親淡淡地說：“過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
不用我操心？哥哥瘋了，我就是家裏實際上的長子了呀！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嗎？盡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我一邊往一個空了的小藥瓶裏裝那些所謂的硃砂，一邊生母親的氣。
對於哥哥的病，我和母親有不同的想法。母親聽人說，精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精神病人的，隻不過是替家屬管理精神病人的地方罷了。我承認這基本上是事實，但我更知道這世界上根本沒有能治好精神病的藥，而這一點基本上也是事實。那麽，我認為就完全不必為買藥而借錢而白花錢了。但凡能湊足一筆錢的話，以求人將哥哥送去住院為好。若能那樣，全家人起碼可過一兩個月消停的日子。如果不這麽想問題，說不定哪一天家裏會被哥哥鬧騰出第二個瘋子來，而且那第二個也許是我。
1967年，在我和母親之間，經常發生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鬥爭。而實際上哪一種思想哪一條路線都同樣不能使哥哥的瘋病好起來，隻不過是兩種都無可奈何的思想和路線的鬥爭罷了，也可以說是本質上毫無意義的思想和路線的鬥爭。
我還沒將硃砂全部裝入小瓶裏呢，母親又從抽屜裏翻出了一張酒票，給了我幾元錢，命我去買回一瓶成瓶的酒來。我賭氣將小瓶往桌上一扔，小瓶滾落地上，硃砂撒了出來。母親吃一驚。趁她彎腰撿時，我衝出了家門。
1967年冬季的那一天，幹冷幹冷，估計超過零下30度了。當年的哈爾濱，每戶每月發一張酒票、一張煙票。一張酒票可買一瓶酒，一張煙票可買兩條普通煙。沒有票隻能在黑市上買，而在黑市上買菸酒是投機倒把，破壞社會主義市場，不論買方還是賣方，被抓住了輕則被送入思想教育學習班，重則要被勞改。我家的菸酒票一向是送人的，是母親的公關成本。母親經常向街坊鄰居借錢，不維繫良好的公共關係是不行的。對於母親，也隻能付出那麽一點兒象徵性的成本。年底年初也就是春節前的酒票，可以買到一瓶好酒。而所謂好酒，也不過就是一瓶酒濃度較純、水成分少點兒的酒而已。我曾聽母親說過，那樣的一瓶好酒，是要親自送給替我家買到硃砂的街坊的，以謝人家的費心。我買到酒往家走時，心裏不禁產生了這麽一種想法：好酒，好酒，我寧肯自己喝光了它，而讓母親送不成人！誰知那硃砂是真的假的，就那點兒值不值二十幾元？就算是真的，就算確值二十幾元，想要靠那點兒硃砂治好哥哥的瘋病，明擺著是愚蠢的嘛！母親，母親，明明我的思想才是正確的思想，我主張的路線才是正確的路線，為什麽就是不聽我的呢？
那好，我要將這瓶好酒喝光！
心裏這麽想著，張口就咬瓶蓋。當年牙也結實，輕易就將瓶蓋咬了下來。還沒喝呢，濃烈的酒味已通過鼻孔刺激出了兩行眼淚。但我意已決，不肯作罷，用衣袖揩去眼淚，閉著雙眼，咕嘟喝了一大口！
那是60度的烈性酒。我才18歲，此前一滴酒也沒沾過。我父親從不飲酒，似乎連聞到酒味都會微醉起來。我分明繼承了父親的基因，註定是個酒精過敏的男人。
但當時我豁出去了。
一大口酒咽下，胃裏像頓時燃起了熊熊大火，仿佛要從嗓子裏冒出一股濃煙似的，連眼窩裏都感覺被煙火烤熱了。我趕緊抓起一把雪塞入口中。
往家走的一路上，我左手握著酒瓶的細脖子，右手攥一團雪，不時地仰頭咕嘟灌一大口酒，緊接著吞一口雪。
那時是下午三點多鍾，中午吃的一個窩頭已被胃腸消化掉了，腹中空空如也，烈酒對胃腸的刺激是那麽的兇猛，好像每一口咽下的都是鏹水兒。倘不一口一口地吞雪，第一口酒後我是絕不會再喝第二口的。冰涼的雪麻痹了我的口腔和胃腸，使酒精的刺激似乎暫時變得還可以忍受。
那對於我純粹是一種自虐。
如果說喝下第一口、第二口時，我還沒喪失理智，隻不過企圖通過那種自虐般的方式對母親的“錯誤思想”、“錯誤路線”表示抗議，那麽第三口、第四口酒喝下去之後，我的理智漸漸喪失了。我不僅想一醉方休，還進而想醉死拉倒。並且，我的抗議心理，由起先隻不過是對於母親而轉向對於貧窮、對於“文革”年代了。18歲的我當時已在中學時期參加過幾次下鄉勞動了。從城市到農村，我的眼見到了許許多多的貧窮現象。僅以我家住的那一條髒街為例，如果不是由於我的哥哥瘋了，我家的生活還算不上最困難的呢。我的男同學中，有人不享受幾元錢助學金是根本上不起學的。街頭街尾有的人家的屋子，簡直就形同土坯壘的一個窩。而在農村，廣大農民每個工分才合幾分錢，辛辛苦苦幹了一年反倒欠下生產隊的錢，那是一點兒也不稀奇的事。有的農民家，窮得十幾年換不起一領新炕席，每年發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髮，因為窮得沒錢買新布！
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對治好我哥哥的瘋病絕望了，對我們這個國家也幾乎徹底絕望了：它十幾年沒給我的父親漲工資了；它使我哥哥之復學成為破滅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學也找不到一份哪怕隻能掙少得可憐的錢的工作；它使從城市到農村貧窮景象隨處可見；現在它又使工廠停工，農業生產遭到人為幹擾，一部分人將另一部分人置於死地而後快……
那會兒，喪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決絕一念，想要通過一瓶烈性的酒與它了斷一切關係，我想到了“魚死網破”四個字。
“階級鬥爭是個綱，綱舉目張。”“綱”就是網綱；“目”就是網眼。好大的一張網，那網眼又是那麽的細密！而18歲的、對個人命運完全尋找不到方向的我，僅從年齡說是一條不大不小的“魚”。我對於那張將我收入其中的巨網是無可奈何的。既然不能破網而由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那麽我這一條不大不小的魚起碼還可以選擇死！
我不知我是怎麽回到家裏的。
總之我趴在炕上，頭耷拉在炕沿前嘔吐不止。腹中空空，吐出來的隻不過是一大口一大口的胃水。後來吐出的胃水發綠了，那是因為連膽汁也在吐著了。
母親不知聽誰說的，硃砂是可以治好哥哥的病的，於是四處借錢，求一位有門路的街坊給買到了。
那些東西究竟是不是硃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但母親卻對那些東西是硃砂深信不疑。她為買那一小包東西居然花了20多元！而20多元是一家人半個月的生活費，而那20多元還是借的！而全家人的生活僅靠父親一個人寄回家的錢維持！而父親再多一元錢也沒能力往家寄了！
我埋怨地問：“媽，不過了？”
母親淡淡地說：“過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
不用我操心？哥哥瘋了，我就是家裏實際上的長子了呀！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嗎？盡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我一邊往一個空了的小藥瓶裏裝那些所謂的硃砂，一邊生母親的氣。
對於哥哥的病，我和母親有不同的想法。母親聽人說，精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精神病人的，隻不過是替家屬管理精神病人的地方罷了。我承認這基本上是事實，但我更知道這世界上根本沒有能治好精神病的藥，而這一點基本上也是事實。那麽，我認為就完全不必為買藥而借錢而白花錢了。但凡能湊足一筆錢的話，以求人將哥哥送去住院為好。若能那樣，全家人起碼可過一兩個月消停的日子。如果不這麽想問題，說不定哪一天家裏會被哥哥鬧騰出第二個瘋子來，而且那第二個也許是我。
1967年，在我和母親之間，經常發生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鬥爭。而實際上哪一種思想哪一條路線都同樣不能使哥哥的瘋病好起來，隻不過是兩種都無可奈何的思想和路線的鬥爭罷了，也可以說是本質上毫無意義的思想和路線的鬥爭。
我還沒將硃砂全部裝入小瓶裏呢，母親又從抽屜裏翻出了一張酒票，給了我幾元錢，命我去買回一瓶成瓶的酒來。我賭氣將小瓶往桌上一扔，小瓶滾落地上，硃砂撒了出來。母親吃一驚。趁她彎腰撿時，我衝出了家門。
1967年冬季的那一天，幹冷幹冷，估計超過零下30度了。當年的哈爾濱，每戶每月發一張酒票、一張煙票。一張酒票可買一瓶酒，一張煙票可買兩條普通煙。沒有票隻能在黑市上買，而在黑市上買菸酒是投機倒把，破壞社會主義市場，不論買方還是賣方，被抓住了輕則被送入思想教育學習班，重則要被勞改。我家的菸酒票一向是送人的，是母親的公關成本。母親經常向街坊鄰居借錢，不維繫良好的公共關係是不行的。對於母親，也隻能付出那麽一點兒象徵性的成本。年底年初也就是春節前的酒票，可以買到一瓶好酒。而所謂好酒，也不過就是一瓶酒濃度較純、水成分少點兒的酒而已。我曾聽母親說過，那樣的一瓶好酒，是要親自送給替我家買到硃砂的街坊的，以謝人家的費心。我買到酒往家走時，心裏不禁產生了這麽一種想法：好酒，好酒，我寧肯自己喝光了它，而讓母親送不成人！誰知那硃砂是真的假的，就那點兒值不值二十幾元？就算是真的，就算確值二十幾元，想要靠那點兒硃砂治好哥哥的瘋病，明擺著是愚蠢的嘛！母親，母親，明明我的思想才是正確的思想，我主張的路線才是正確的路線，為什麽就是不聽我的呢？
那好，我要將這瓶好酒喝光！
心裏這麽想著，張口就咬瓶蓋。當年牙也結實，輕易就將瓶蓋咬了下來。還沒喝呢，濃烈的酒味已通過鼻孔刺激出了兩行眼淚。但我意已決，不肯作罷，用衣袖揩去眼淚，閉著雙眼，咕嘟喝了一大口！
那是60度的烈性酒。我才18歲，此前一滴酒也沒沾過。我父親從不飲酒，似乎連聞到酒味都會微醉起來。我分明繼承了父親的基因，註定是個酒精過敏的男人。
但當時我豁出去了。
一大口酒咽下，胃裏像頓時燃起了熊熊大火，仿佛要從嗓子裏冒出一股濃煙似的，連眼窩裏都感覺被煙火烤熱了。我趕緊抓起一把雪塞入口中。
往家走的一路上，我左手握著酒瓶的細脖子，右手攥一團雪，不時地仰頭咕嘟灌一大口酒，緊接著吞一口雪。
那時是下午三點多鍾，中午吃的一個窩頭已被胃腸消化掉了，腹中空空如也，烈酒對胃腸的刺激是那麽的兇猛，好像每一口咽下的都是鏹水兒。倘不一口一口地吞雪，第一口酒後我是絕不會再喝第二口的。冰涼的雪麻痹了我的口腔和胃腸，使酒精的刺激似乎暫時變得還可以忍受。
那對於我純粹是一種自虐。
如果說喝下第一口、第二口時，我還沒喪失理智，隻不過企圖通過那種自虐般的方式對母親的“錯誤思想”、“錯誤路線”表示抗議，那麽第三口、第四口酒喝下去之後，我的理智漸漸喪失了。我不僅想一醉方休，還進而想醉死拉倒。並且，我的抗議心理，由起先隻不過是對於母親而轉向對於貧窮、對於“文革”年代了。18歲的我當時已在中學時期參加過幾次下鄉勞動了。從城市到農村，我的眼見到了許許多多的貧窮現象。僅以我家住的那一條髒街為例，如果不是由於我的哥哥瘋了，我家的生活還算不上最困難的呢。我的男同學中，有人不享受幾元錢助學金是根本上不起學的。街頭街尾有的人家的屋子，簡直就形同土坯壘的一個窩。而在農村，廣大農民每個工分才合幾分錢，辛辛苦苦幹了一年反倒欠下生產隊的錢，那是一點兒也不稀奇的事。有的農民家，窮得十幾年換不起一領新炕席，每年發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髮，因為窮得沒錢買新布！
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對治好我哥哥的瘋病絕望了，對我們這個國家也幾乎徹底絕望了：它十幾年沒給我的父親漲工資了；它使我哥哥之復學成為破滅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學也找不到一份哪怕隻能掙少得可憐的錢的工作；它使從城市到農村貧窮景象隨處可見；現在它又使工廠停工，農業生產遭到人為幹擾，一部分人將另一部分人置於死地而後快……
那會兒，喪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決絕一念，想要通過一瓶烈性的酒與它了斷一切關係，我想到了“魚死網破”四個字。
“階級鬥爭是個綱，綱舉目張。”“綱”就是網綱；“目”就是網眼。好大的一張網，那網眼又是那麽的細密！而18歲的、對個人命運完全尋找不到方向的我，僅從年齡說是一條不大不小的“魚”。我對於那張將我收入其中的巨網是無可奈何的。既然不能破網而由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那麽我這一條不大不小的魚起碼還可以選擇死！
我不知我是怎麽回到家裏的。
總之我趴在炕上，頭耷拉在炕沿前嘔吐不止。腹中空空，吐出來的隻不過是一大口一大口的胃水。後來吐出的胃水發綠了，那是因為連膽汁也在吐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