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倘中國有一個由恪守獨立思想，在人性方麵發乎本能的善良，在人格方麵當仁不讓地正義的人們形成的群體，我是多麽的願意躋身其中而引以為榮，而與時俱進！
但我長期望尋，望得眼都累了，卻並沒望到過。
具有“獨立思想”的人是越來越多了，但卻未必各個善良，有的甚至很不善良，也談不上有多少正義感。
與他們相比，我倒寧肯與那些雖無什麽獨立思想可言，甚至幾無思想習慣，心靈裏卻似乎先天具有“善根”的人為伍。
中國的“新人”也越來越多了，但在他們的新的服裳之下，我看清了比“舊人”更舊、更醜陋、不可救藥的心性。
美國電影中反覆出現過壞得難以想像的壞人。
但美國乃至整個歐洲人中的大多數確信——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那麽壞的人也是個別現象，生活中還是好人多。
中國小說或電影中一旦出現較好一點兒的人，尤其反映現實生活一類——看後的中國人會想：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也是個別現象，真實的生活中才沒幾個真的好人。
我想，八十年代曾在泉下欣慰一時的梁任公，後來又鬱悶得恨不能再死一回了吧？
但是我已不太相信“好人文化”或能培育出成批的“新好人”的傳說。
但是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我的筆在批判現實的同時，每稍一歇擱，轉而便寫一個又一個的好人，或感覺到的，或聽說的，即使他們隻不過好那麽一次、好那麽一時、好那麽一點兒。
因為我知道，好人在中國絕對並沒絕種。
我不寫好人，對不起好人的存在。讓善的種子永遠在我的文字中發芽、生長，對我也是不那麽做“就會感到煩惱”的事。“行為藝術”而已。
七
我相信——“精神變物質”這一句話。對於“好人文化”和好人的關係也是如此。“好人文化”如果影響了某些人，善良會沉澱在他們的身體裏形成物質性的好人基因。那麽他們的下一代一出生便也先天具有好人基因了，亦即民間所言“善根”。
八
在2008～2010年創作《知青》的過程中，我確乎是將我的“好人文化”之理念全盤地“種牛痘”般地刺種在那些知青人物的心裏了。我預料到那將會給人以不真實的感覺——但我當時的想法是：管那些呢！讓我所感恩的好人們先在我的筆下活起來！何況即使在“文革”中，我自己便結交了多少好人啊！他們使我不以一篇題為《感激》的散文紀念便感覺罪過。
“文革”也不是好人絕種了的時代。恰在“文革”中，潘光旦死在他學生費孝通懷裏；上海一位江姓女工認領了傅雷夫婦的骨灰……
當變瘋了的沈力手舉磨得鋒快的鐮刀威脅戰友們，而趙天亮久久凝視他，終於默默從他手中接過去鐮刀時，唐曾那一種目光使我為之動容了——我從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東西”。
除了《知青》成為我的機會，使我得以如願以償地呈現“文革”年代一些知青們心底的善；在現實中，我又能另外“幸獲”什麽機會呢？
我對人性善與人格正義，真的已理想得太久太久。
人們啊，不管處在什麽年代，隻要沒被關進集中營裏，沒被剝奪起碼的言行自由，能像他們那樣好一點兒，好幾次，其實不是“難於上青天”之事……
5. “鬱悶”的當代文化
中國有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都是科學院。胡適先生說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那就是科學的思想；馬克思也說過“在科學的道路上，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隻有在那崎嶇小路上攀登的不畏勞苦的人們，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這也是社會學知識分子的科學思想、科學思維和科學精神，科學與文化從來都是相互滲透的。這個題目給我的感覺就是說現在的文化人沒有科學精神，得趕緊請科學家來往文化人的頭腦裏注入一些科學精神，這太小看我們文化人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當下，我們的文化人也罷，科學知識分子也罷，都叫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確實缺點什麽，我認為缺的是士精神，就是士人風骨，這一點冰心老先生去世前說過：“無士當如何？”那時冰心已經看到無論是從事科學的，還是文化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是缺了士精神。現在無論我們怎麽說，我們骨子裏是缺的，不是說所有的人都缺，而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大群體都缺。一個國家幾乎沒有了這樣的知識分子了。我想起了葉企孫，以前我也不知道這個人物，我是在《讀者》中偶然讀到了中央電視台記者柴靜的一篇文章《而我卻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柴靜說她根本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說來慚愧，我也不知道葉企孫，但是我看到柴靜那篇文章後，非常感動。我在大學上的大課有二百多名學子，就將文章內容全罩上，隻在投影上放出了一張葉企孫的照片。一張頭像，像正規的標準工作照。我讓我的學生就這張麵容來談談印象。學生們說，首先是知識分子，然後是內心有秉持，然後能看出他善良。但是，不知道他是誰。當我讀這篇文章的時候，大家才補上了“知道他的存在”這一課。
關於文化，我認為文化在政治之上，這是毋庸置疑的。何為科學發展觀，有文化的發展觀而已。文化當然也體現於政治之中，但是絕不僅僅是附著在政治這張皮上的毛。文化在政治之上，自古如此，沒有文化的人類根本就不可能產生文明，沒有文化的進步也根本不可能有進步的政治。中國的問題，最終就是對文化的認識而已。當然，這裏所言的文化不僅是供人欣賞的優雅文藝，滿足人娛樂的所謂通俗文藝。文化從來都和思想連在一起。喪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根本就不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先進力量。喪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是次品質的文化。同時我們要看到，世界了解一個國家，主要還是看這個國家的當下文化是怎麽反映當下現實的。是誠實的反映，還是不誠實的反映。整體上不能誠實地表現思想力的文化知識分子是很難被外國同行瞧得起的。如果外國同行不能由衷地瞧得起某一國家的知識分子，那麽也就決然不能瞧得起某一國家的當代文化。那麽即使這個國家財大氣粗，還是難以真正地獲得尊重。我們不應該讓這種包袱一代代地壓在我們中國人身上。
今天，除了用文化去影響我們的民族，似乎也沒別的辦法了。這將是漫長的文化任務，但也應是文化知識分子必須擔起的任務。
我們文化的啟迪影響力不夠。我很擔心我們將來有一天會受到文化的報應。我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到現在如果還不趕緊真誠地補上人文這一課的話，有一天，人文文化的缺失會給我們帶來悔之晚矣的後果。
我們對待文化的態度可分為兩個時期。一個時期是我們相信文化的力量很大。但這個時期，我們其實僅僅將文化當作政治的工具在利用。一種宣傳的工具。而且這種宣傳並不指向人心。那時文化隻是政治的“齒輪和螺絲釘”，並沒有把文化作為一種保證社會和諧運轉的“機器”中的主機來看待。這個時期過去後，我們又轉為一種沮喪的想法，覺得文化起不到那個作用了，甚至想幹脆就放棄此種文化作用，因此現在的文化變成不起人文作用的文化了，喪失了文化的自覺性。
倘中國有一個由恪守獨立思想，在人性方麵發乎本能的善良，在人格方麵當仁不讓地正義的人們形成的群體，我是多麽的願意躋身其中而引以為榮，而與時俱進！
但我長期望尋，望得眼都累了，卻並沒望到過。
具有“獨立思想”的人是越來越多了，但卻未必各個善良，有的甚至很不善良，也談不上有多少正義感。
與他們相比，我倒寧肯與那些雖無什麽獨立思想可言，甚至幾無思想習慣，心靈裏卻似乎先天具有“善根”的人為伍。
中國的“新人”也越來越多了，但在他們的新的服裳之下，我看清了比“舊人”更舊、更醜陋、不可救藥的心性。
美國電影中反覆出現過壞得難以想像的壞人。
但美國乃至整個歐洲人中的大多數確信——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那麽壞的人也是個別現象，生活中還是好人多。
中國小說或電影中一旦出現較好一點兒的人，尤其反映現實生活一類——看後的中國人會想：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也是個別現象，真實的生活中才沒幾個真的好人。
我想，八十年代曾在泉下欣慰一時的梁任公，後來又鬱悶得恨不能再死一回了吧？
但是我已不太相信“好人文化”或能培育出成批的“新好人”的傳說。
但是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我的筆在批判現實的同時，每稍一歇擱，轉而便寫一個又一個的好人，或感覺到的，或聽說的，即使他們隻不過好那麽一次、好那麽一時、好那麽一點兒。
因為我知道，好人在中國絕對並沒絕種。
我不寫好人，對不起好人的存在。讓善的種子永遠在我的文字中發芽、生長，對我也是不那麽做“就會感到煩惱”的事。“行為藝術”而已。
七
我相信——“精神變物質”這一句話。對於“好人文化”和好人的關係也是如此。“好人文化”如果影響了某些人，善良會沉澱在他們的身體裏形成物質性的好人基因。那麽他們的下一代一出生便也先天具有好人基因了，亦即民間所言“善根”。
八
在2008～2010年創作《知青》的過程中，我確乎是將我的“好人文化”之理念全盤地“種牛痘”般地刺種在那些知青人物的心裏了。我預料到那將會給人以不真實的感覺——但我當時的想法是：管那些呢！讓我所感恩的好人們先在我的筆下活起來！何況即使在“文革”中，我自己便結交了多少好人啊！他們使我不以一篇題為《感激》的散文紀念便感覺罪過。
“文革”也不是好人絕種了的時代。恰在“文革”中，潘光旦死在他學生費孝通懷裏；上海一位江姓女工認領了傅雷夫婦的骨灰……
當變瘋了的沈力手舉磨得鋒快的鐮刀威脅戰友們，而趙天亮久久凝視他，終於默默從他手中接過去鐮刀時，唐曾那一種目光使我為之動容了——我從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東西”。
除了《知青》成為我的機會，使我得以如願以償地呈現“文革”年代一些知青們心底的善；在現實中，我又能另外“幸獲”什麽機會呢？
我對人性善與人格正義，真的已理想得太久太久。
人們啊，不管處在什麽年代，隻要沒被關進集中營裏，沒被剝奪起碼的言行自由，能像他們那樣好一點兒，好幾次，其實不是“難於上青天”之事……
5. “鬱悶”的當代文化
中國有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都是科學院。胡適先生說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那就是科學的思想；馬克思也說過“在科學的道路上，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隻有在那崎嶇小路上攀登的不畏勞苦的人們，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這也是社會學知識分子的科學思想、科學思維和科學精神，科學與文化從來都是相互滲透的。這個題目給我的感覺就是說現在的文化人沒有科學精神，得趕緊請科學家來往文化人的頭腦裏注入一些科學精神，這太小看我們文化人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當下，我們的文化人也罷，科學知識分子也罷，都叫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確實缺點什麽，我認為缺的是士精神，就是士人風骨，這一點冰心老先生去世前說過：“無士當如何？”那時冰心已經看到無論是從事科學的，還是文化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是缺了士精神。現在無論我們怎麽說，我們骨子裏是缺的，不是說所有的人都缺，而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大群體都缺。一個國家幾乎沒有了這樣的知識分子了。我想起了葉企孫，以前我也不知道這個人物，我是在《讀者》中偶然讀到了中央電視台記者柴靜的一篇文章《而我卻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柴靜說她根本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說來慚愧，我也不知道葉企孫，但是我看到柴靜那篇文章後，非常感動。我在大學上的大課有二百多名學子，就將文章內容全罩上，隻在投影上放出了一張葉企孫的照片。一張頭像，像正規的標準工作照。我讓我的學生就這張麵容來談談印象。學生們說，首先是知識分子，然後是內心有秉持，然後能看出他善良。但是，不知道他是誰。當我讀這篇文章的時候，大家才補上了“知道他的存在”這一課。
關於文化，我認為文化在政治之上，這是毋庸置疑的。何為科學發展觀，有文化的發展觀而已。文化當然也體現於政治之中，但是絕不僅僅是附著在政治這張皮上的毛。文化在政治之上，自古如此，沒有文化的人類根本就不可能產生文明，沒有文化的進步也根本不可能有進步的政治。中國的問題，最終就是對文化的認識而已。當然，這裏所言的文化不僅是供人欣賞的優雅文藝，滿足人娛樂的所謂通俗文藝。文化從來都和思想連在一起。喪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根本就不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先進力量。喪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是次品質的文化。同時我們要看到，世界了解一個國家，主要還是看這個國家的當下文化是怎麽反映當下現實的。是誠實的反映，還是不誠實的反映。整體上不能誠實地表現思想力的文化知識分子是很難被外國同行瞧得起的。如果外國同行不能由衷地瞧得起某一國家的知識分子，那麽也就決然不能瞧得起某一國家的當代文化。那麽即使這個國家財大氣粗，還是難以真正地獲得尊重。我們不應該讓這種包袱一代代地壓在我們中國人身上。
今天，除了用文化去影響我們的民族，似乎也沒別的辦法了。這將是漫長的文化任務，但也應是文化知識分子必須擔起的任務。
我們文化的啟迪影響力不夠。我很擔心我們將來有一天會受到文化的報應。我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到現在如果還不趕緊真誠地補上人文這一課的話，有一天，人文文化的缺失會給我們帶來悔之晚矣的後果。
我們對待文化的態度可分為兩個時期。一個時期是我們相信文化的力量很大。但這個時期，我們其實僅僅將文化當作政治的工具在利用。一種宣傳的工具。而且這種宣傳並不指向人心。那時文化隻是政治的“齒輪和螺絲釘”，並沒有把文化作為一種保證社會和諧運轉的“機器”中的主機來看待。這個時期過去後，我們又轉為一種沮喪的想法，覺得文化起不到那個作用了，甚至想幹脆就放棄此種文化作用，因此現在的文化變成不起人文作用的文化了，喪失了文化的自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