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人心的善，在“不尋常”年代往往更加感人至深。
隨著《悲慘世界》的讀者增多，米裏哀、襄？阿讓、郭文這三位文學形象，越來越引起全歐洲人沉思——那些小說中的好人的原則，難道真的不可以植入到現實生活中嗎？如果植入了，現實生活反而會變得更不好了嗎？
於是，文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開始“化”人。
而在英國，狄更斯比雨果在善文學即“好人文學”方麵走得更遠，也更極致。
暴動與鎮壓；一方開動了分屍輪，一方頻立絞刑架，在如此殘酷的背景下，狄更斯講述了一個悽美的三角戀愛情故事——法國貴族青年查爾斯？達雷與是律師助手的平民青年卡登，都深深地愛上了一個叫露茜的美麗姑娘。達雷因暗中向起義者提供槍枝而被關入監獄，等待他的將是死刑。卡登清楚，露茜愛的是達雷，給予他自己的卻是純潔的友誼。為了成全達雷與露茜的愛情，也出於對法國大革命的同情，卡登毅然潛入獄中，營救了達雷，第二天頂替達雷從容踏上斷頭台……
這故事的利他主義傾向當年使中學時代的我訝異萬分。
世上怎麽可能有卡登那種人啊！
然而正是在“文革”中我理解了雨果和狄更斯——他們將極善之人性置於血腥時代進行特別理想主義的呈現，乃是為了使人性善發出極致之光！
至於王爾德，這位主張“為文藝而文藝”，並且放浪形骸的文化知識分子，也滿懷真誠地為歐洲的孩子們寫出了《快樂王子》那麽動人的童話！它像《海的女兒》、《賣火柴的小女孩》、《醜小鴨》一樣，滋潤過幾代歐洲少年兒童的心靈。
以我的眼看來，啟蒙時期的歐洲作家及文化知識分子們，不遺餘力共同肩負起的文化自覺無非體現在這幾方麵——堅定不移地反對王權專製及其專製下的暴行與醜惡；堅定不移地主張並捍衛思想自由的權利，同時為新時代接生“新人”；以飽滿的熱飲呼喚善的人性與正義之人格。
因為他們知道，倘無善的特偵，所謂新人，也許還不如善的“舊人”值得尊敬。
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於“新人”如是說：“他們那麽做是因為他們身上最好的一麵要求他們那樣；如果他們換個做法，他們身上那最好的一麵就會感到屈辱和痛楚，使之煩惱，他們就會覺得對不起自己。”
至於尼采，我至今不知他為什麽會被稱為哲學家。“上帝死了”固然是一句包含哲學意味的話，但僅僅一句話構不成哲學。至於他為德意誌帝國所“接生”的“超人”們，在我看來是人類危險的敵人。因為他們的人性是冷酷無情的。一旦另一部分人類被他們視為敵人，他們便會按照尼采的思想指令係統，“將戰靴踏入敵人口中”。故希特勒後來在德國軍隊中散發尼采的“超人”小冊子一點兒也不奇怪。
三
梁啓超倡導“以小說塑新民”之當年，其實並沒幾人響應。魯迅在做著與契訶夫一樣的事，意義與契訶夫之於老俄國一樣深刻且深遠。幾乎隻有沈從文悟到了什麽，卻沒有根據證明他肯定受到了梁氏的感召。他的湘西山民係列小說中之人物，雖然區別於同時代許多作家筆下的中國男女，但由於著力於表現“原始的生命力”，故“蠻民”特徵顯然，便隻豐富了那時的文學人物畫廊，並不具有“新人”基因。多少受到東方佛教思想與西方基督思想影響的冰心也分明悟到了什麽，低調地秉持“愛的文學”亦即“善的文學”躋身文壇，但與風起雲湧蘊育著革命的時代格格不入，她以女性心溫所代表的一種文學現象，也沒獲得足夠的支持。巴金在《家》中的確塑造了覺民等“新青年”形象，但在初版的《家》中，覺民其實是無政府主義信徒，證明著他內心深處的迷惘。《早春二月》中的蕭澗秋其實算得上一個“新人”，因為他有拯救意識——先是參與了拯救國家的大革命，大革命失敗後退隱於小鎮，轉而拯救文嫂母女，卻成為小鎮人們舌尖上的飛短流長之笑柄，結果文嫂的女兒病死後，文嫂也自殺了，於是宣告他的拯救使命適得其反。電影《大浪淘沙》中的金恭綬與其革命引路人之間有一番對話耐人尋味，當金恭綬欲將僅有的兩塊銀圓送給可憐的老碼頭搬運工買藥時，他的革命引路人對他說：“你幫得了一個，幫不了全中國千千萬萬的受苦人！”
這句話暗含著的深意是——善即革命；上善即獻身於革命。否則，不能實現真善之願望。
四
回眸每望，新中國成立之後，我確乎能從歷史的光線中看到一批與新時代共舞的新人們的身影，但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後來許多新人按照一樣的思維說一樣的話，獨立思想等於飲毒自殺，人們逐漸習慣了四目相望鎖唇舌，連目光裏都不再流露半點兒真思想。於是恰恰是本有資質煥然一新的那些國人，幾乎統統變得比“莫談國事”時的中國的“舊人”更舊。
鬥爭文學成為主流文學。
一部農村小說中的翻身農民老漢說：“我以後活著隻有一件主要的事了，就是瞪大兩眼，每天盯著馬小辮的一舉一動。”
馬小辮者，老得僅剩幾顆牙的老地主而已。
階級鬥爭以話劇的形式演繹到了隻有三口人的家庭中，年輕的女婿與貪小便宜的丈母娘之間“原來”也存在著尋常日子裏的“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也進行到了公社的海椒地裏，這次英勇鬥爭的主角是少年——他發現也同樣老得僅剩幾顆牙的老地主偷了幾個海椒。階級鬥爭既然必須以“堅決鬥到底”的原則來進行，結果是不敵老地主的少年被掐死了——以真人真事為素材的話劇在全國上演，每一個觀看了的少男少女的頭腦中都從此不由自主地繃緊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一根弦。
“對敵人要像寒冬一樣殘酷無情”——這句令人不寒而慄的話成為了時代教義。
由於缺少宗教情懷的影響；也缺少“好人文化”的薰陶；“人性論”在文化之界內界外被批得體無完膚；那麽到了“文革”時期，暴力行徑比比皆是簡直自然而然，不那樣反倒怪了。
五
八十年代亦即新時期以來，“新人”形象首先出現在某些“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中。《天雲山傳奇》中的羅群與馮晴嵐，能夠在極左年代恪守起碼的獨立思想、人性和人格原則，當然在個人品質方麵具有絕不肯讓渡的“新人”特質。雖然根本不可能，但請允許我來假設——如果這樣的文學和影視作品恰恰及時出現於“文革”中，那麽在我看來，其所體現的文化自覺將是光芒萬丈的，價值遠在《父與子》、《怎麽辦》之上。還有《芙蓉鎮》，還有《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等等。雖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現實中人重新定位人何以為人存在疑問，但“新好人”出現在文學作品中這一事實，卻足可令梁任公泉下得慰了。
隨著《悲慘世界》的讀者增多，米裏哀、襄？阿讓、郭文這三位文學形象，越來越引起全歐洲人沉思——那些小說中的好人的原則，難道真的不可以植入到現實生活中嗎？如果植入了，現實生活反而會變得更不好了嗎？
於是，文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開始“化”人。
而在英國，狄更斯比雨果在善文學即“好人文學”方麵走得更遠，也更極致。
暴動與鎮壓；一方開動了分屍輪，一方頻立絞刑架，在如此殘酷的背景下，狄更斯講述了一個悽美的三角戀愛情故事——法國貴族青年查爾斯？達雷與是律師助手的平民青年卡登，都深深地愛上了一個叫露茜的美麗姑娘。達雷因暗中向起義者提供槍枝而被關入監獄，等待他的將是死刑。卡登清楚，露茜愛的是達雷，給予他自己的卻是純潔的友誼。為了成全達雷與露茜的愛情，也出於對法國大革命的同情，卡登毅然潛入獄中，營救了達雷，第二天頂替達雷從容踏上斷頭台……
這故事的利他主義傾向當年使中學時代的我訝異萬分。
世上怎麽可能有卡登那種人啊！
然而正是在“文革”中我理解了雨果和狄更斯——他們將極善之人性置於血腥時代進行特別理想主義的呈現，乃是為了使人性善發出極致之光！
至於王爾德，這位主張“為文藝而文藝”，並且放浪形骸的文化知識分子，也滿懷真誠地為歐洲的孩子們寫出了《快樂王子》那麽動人的童話！它像《海的女兒》、《賣火柴的小女孩》、《醜小鴨》一樣，滋潤過幾代歐洲少年兒童的心靈。
以我的眼看來，啟蒙時期的歐洲作家及文化知識分子們，不遺餘力共同肩負起的文化自覺無非體現在這幾方麵——堅定不移地反對王權專製及其專製下的暴行與醜惡；堅定不移地主張並捍衛思想自由的權利，同時為新時代接生“新人”；以飽滿的熱飲呼喚善的人性與正義之人格。
因為他們知道，倘無善的特偵，所謂新人，也許還不如善的“舊人”值得尊敬。
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於“新人”如是說：“他們那麽做是因為他們身上最好的一麵要求他們那樣；如果他們換個做法，他們身上那最好的一麵就會感到屈辱和痛楚，使之煩惱，他們就會覺得對不起自己。”
至於尼采，我至今不知他為什麽會被稱為哲學家。“上帝死了”固然是一句包含哲學意味的話，但僅僅一句話構不成哲學。至於他為德意誌帝國所“接生”的“超人”們，在我看來是人類危險的敵人。因為他們的人性是冷酷無情的。一旦另一部分人類被他們視為敵人，他們便會按照尼采的思想指令係統，“將戰靴踏入敵人口中”。故希特勒後來在德國軍隊中散發尼采的“超人”小冊子一點兒也不奇怪。
三
梁啓超倡導“以小說塑新民”之當年，其實並沒幾人響應。魯迅在做著與契訶夫一樣的事，意義與契訶夫之於老俄國一樣深刻且深遠。幾乎隻有沈從文悟到了什麽，卻沒有根據證明他肯定受到了梁氏的感召。他的湘西山民係列小說中之人物，雖然區別於同時代許多作家筆下的中國男女，但由於著力於表現“原始的生命力”，故“蠻民”特徵顯然，便隻豐富了那時的文學人物畫廊，並不具有“新人”基因。多少受到東方佛教思想與西方基督思想影響的冰心也分明悟到了什麽，低調地秉持“愛的文學”亦即“善的文學”躋身文壇，但與風起雲湧蘊育著革命的時代格格不入，她以女性心溫所代表的一種文學現象，也沒獲得足夠的支持。巴金在《家》中的確塑造了覺民等“新青年”形象，但在初版的《家》中，覺民其實是無政府主義信徒，證明著他內心深處的迷惘。《早春二月》中的蕭澗秋其實算得上一個“新人”，因為他有拯救意識——先是參與了拯救國家的大革命，大革命失敗後退隱於小鎮，轉而拯救文嫂母女，卻成為小鎮人們舌尖上的飛短流長之笑柄，結果文嫂的女兒病死後，文嫂也自殺了，於是宣告他的拯救使命適得其反。電影《大浪淘沙》中的金恭綬與其革命引路人之間有一番對話耐人尋味，當金恭綬欲將僅有的兩塊銀圓送給可憐的老碼頭搬運工買藥時，他的革命引路人對他說：“你幫得了一個，幫不了全中國千千萬萬的受苦人！”
這句話暗含著的深意是——善即革命；上善即獻身於革命。否則，不能實現真善之願望。
四
回眸每望，新中國成立之後，我確乎能從歷史的光線中看到一批與新時代共舞的新人們的身影，但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後來許多新人按照一樣的思維說一樣的話，獨立思想等於飲毒自殺，人們逐漸習慣了四目相望鎖唇舌，連目光裏都不再流露半點兒真思想。於是恰恰是本有資質煥然一新的那些國人，幾乎統統變得比“莫談國事”時的中國的“舊人”更舊。
鬥爭文學成為主流文學。
一部農村小說中的翻身農民老漢說：“我以後活著隻有一件主要的事了，就是瞪大兩眼，每天盯著馬小辮的一舉一動。”
馬小辮者，老得僅剩幾顆牙的老地主而已。
階級鬥爭以話劇的形式演繹到了隻有三口人的家庭中，年輕的女婿與貪小便宜的丈母娘之間“原來”也存在著尋常日子裏的“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也進行到了公社的海椒地裏，這次英勇鬥爭的主角是少年——他發現也同樣老得僅剩幾顆牙的老地主偷了幾個海椒。階級鬥爭既然必須以“堅決鬥到底”的原則來進行，結果是不敵老地主的少年被掐死了——以真人真事為素材的話劇在全國上演，每一個觀看了的少男少女的頭腦中都從此不由自主地繃緊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一根弦。
“對敵人要像寒冬一樣殘酷無情”——這句令人不寒而慄的話成為了時代教義。
由於缺少宗教情懷的影響；也缺少“好人文化”的薰陶；“人性論”在文化之界內界外被批得體無完膚；那麽到了“文革”時期，暴力行徑比比皆是簡直自然而然，不那樣反倒怪了。
五
八十年代亦即新時期以來，“新人”形象首先出現在某些“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中。《天雲山傳奇》中的羅群與馮晴嵐，能夠在極左年代恪守起碼的獨立思想、人性和人格原則，當然在個人品質方麵具有絕不肯讓渡的“新人”特質。雖然根本不可能，但請允許我來假設——如果這樣的文學和影視作品恰恰及時出現於“文革”中，那麽在我看來，其所體現的文化自覺將是光芒萬丈的，價值遠在《父與子》、《怎麽辦》之上。還有《芙蓉鎮》，還有《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等等。雖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現實中人重新定位人何以為人存在疑問，但“新好人”出現在文學作品中這一事實，卻足可令梁任公泉下得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