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人的一切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負，無不建立在帝王思想的基礎之上。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此乃經文人之口說出的政治思想。但其實並不代表文人們自己的政治思想，而是由文人們表達出來的，主要體現在庶民百姓們身上的政治思想。“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這才是文人們頭腦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負。
“閑居非吾誌，甘心赴國憂”、“身在江海上，心連京國深”、“小來思報國，不是愛封侯”、“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這又是自覺懷才不遇、鬱鬱不得誌的文人們的政治心態之一種。
“每憤胡兵父，常為漢國羞”、“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但得將軍能百戰，不須天子築長城”、“黃河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這是將帥們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負。
“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了卻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安得壯士挽天河，盡洗甲兵長不用”——這又是大功告成以後，名帥勇將們的生活歸於尋常寂寞之境時的心態。他們那時內心深處，相信皆有反思和失落，當然折射出的也是一種政治心態。所引雖為古詩古詞，但從古至今乃至將來，凡將帥，凡軍人，心路莫不如此。別國的將帥軍人也不例外。巴頓便是極典型的一個。
“光被四表，格子上下”、“一軌九州，同風天下”、“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澤被魚鳥悅，令行草木春”——這便是以攝國政為己任的帝王們的思想的至高境界和抱負的遠大無邊了。
“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意指帝儀王威的影響，直可達到四麵八方極廣袤的疆域，而且存在於天地之間。
“一軌九州，同風天下”——當然指的是億萬人的意誌和意識，統統統一在帝王所頒的神聖的種種法令之下。
“澤被魚鳥悅，令行草木春”——李白的兩句詩。非常明白地形容：其恩澤連魚和鳥都感到愉悅、感到幸福，其旨令所及之處，使花木如同春天到來一樣欣欣向榮……
以上便是帝王思想中最積極的內核。當然，並不產生於帝王們的頭腦中。古今中外的帝王們，頭腦中沒什麽政治思想的比頭腦中有點兒政治思想的多得多。帝王們頭腦中的政治思想，或者不用“政治思想”這個詞，而用“治國思想”四個字來說——大抵是在知識分子們的“思想教育”之下形成的。中國民國以前的知識分子們亦即傳統文人。所以歷代中國帝王們的治國思想，又幾乎是歷代中國傳統文人們的治國思想的“折光板”。故中國五千餘年的歷史中，其實沒有幾位帝王真正算得上是政治思想家的。進言之，中國帝王思想中所體現的那一部分最積極的治國思想，歸根到底是中國歷代傳統文人們治國思想精華的集大成耳。由於這一種思想首先從傳統文人們頭腦中產生，總是具有著非常顯明的理想主義的色彩。
這一種理想的終極目標，一向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而非是一個“共和”性質的國家；一向是以一個好皇帝為前提的，而非是以一個好製度為前提的；一向是以王權為最高權威的，而非是以憲法和法律為權威的；它主張從“人治”走向“仁治”，但是幾乎從來也沒提出過以法製取代“人治”的主張。更不敢提出以“法製”限製王權的要求。盡管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呼籲，但止於王子，絕不敢再往上比說王子的老子帝王本身。並且，那呼籲乃是在較開明的帝王們執政時鬥膽說出的……
那麽，青年時代的毛澤東，亦即沒有係統地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前的毛澤東，他頭腦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負是怎樣的呢？
須知在那一時代，完整的係統的馬克思著作的中譯本尚沒在中國出現。在中國出現的第一冊中譯本的馬克思著作是《共產黨宣言》。而青年時期的毛澤東也非常令後世遺憾地並不曾出國留過學。
斯時歐洲各國政治思想活躍，“共和”思想的主張和要求極為盛行，日漸成為被普遍認同和接受的嶄新的國家觀念。它與歷代中國文人們所理想的由一位好皇帝替一個國家當家做主的國家觀念是有本質區別的。當年凡是出國留過學的，有遠大政治抱負的進步青年，頭腦中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共和”思想。他們中最敢作敢為的偉大的實踐者是孫中山。
孫中山當然是一位偉大的“造反”者。他的“造反”目的極其明確，不僅是要改變他所處的黑暗中國的現實，而且要徹底剷除影響中國文明、進步、發展的延續了五千餘年的帝王政治的根基。要建立一個“共和”性質的新國家。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未達目的，死不瞑目。
毫無疑問，孫中山頭腦中思考過“功成身退”的問題。因為他明白這乃是一個“共和”性質的新國家的至高原則。總統不同於帝王之處正在於總統不可以終身。一個“共和”性質的國家的憲法中若無這一條，它必是一個虛假的共和性質的國家。孫中山當然並不想創建一個徒有虛名的“共和”性質的國家。盡管他曾被公選為“終身大總統”。但是當袁世凱逼位時，他並沒有為保住自己“終身大總統”的地位即刻下令討袁。他讓位的前提是，要求袁世凱保證繼續“共和”製。袁氏背信棄義，復辟帝製，這才激起孫中山向全國發布討袁令……
《共產黨宣言》中的火藥味兒，想必非常鼓舞青年毛澤東頭腦中的激情。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文革”中被譜了曲，由千千萬萬紅衛兵唱遍全中國的兩段“語錄”，據言就是從歷史資料中翻閱到的，青年毛澤東說過的兩段話。
現在我們知道，馬克思本人並不標榜自己是什麽所謂馬克思主義者。更明確地說，馬克思本人並不是“暴力革命”的積極的倡導者和鼓吹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並不希望看到“暴力革命”真的發生的社會學者。他的《共產黨宣言》，是在以學者的敏感和卓越的社會洞察力向資本主義發出最後的最嚴峻的“報警”——如果資本主義本身還不能以有效的方式緩解它所造成的尖銳的階級矛盾，那麽暴力革命的發生勢在必行。
現在我們也從歷史資料中知道，“巴黎公社”起義之前，馬克思本人並不贊同。隻是在起義成為事實之後，他才本著一位有大無畏正義感的社會學者的良知，對起義進行輿論上的道義上的聲援。並且嚴厲譴責資產階級武裝對起義的血腥鎮壓。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此乃經文人之口說出的政治思想。但其實並不代表文人們自己的政治思想，而是由文人們表達出來的，主要體現在庶民百姓們身上的政治思想。“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這才是文人們頭腦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負。
“閑居非吾誌，甘心赴國憂”、“身在江海上，心連京國深”、“小來思報國，不是愛封侯”、“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這又是自覺懷才不遇、鬱鬱不得誌的文人們的政治心態之一種。
“每憤胡兵父，常為漢國羞”、“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但得將軍能百戰，不須天子築長城”、“黃河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這是將帥們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負。
“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了卻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安得壯士挽天河，盡洗甲兵長不用”——這又是大功告成以後，名帥勇將們的生活歸於尋常寂寞之境時的心態。他們那時內心深處，相信皆有反思和失落，當然折射出的也是一種政治心態。所引雖為古詩古詞，但從古至今乃至將來，凡將帥，凡軍人，心路莫不如此。別國的將帥軍人也不例外。巴頓便是極典型的一個。
“光被四表，格子上下”、“一軌九州，同風天下”、“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澤被魚鳥悅，令行草木春”——這便是以攝國政為己任的帝王們的思想的至高境界和抱負的遠大無邊了。
“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意指帝儀王威的影響，直可達到四麵八方極廣袤的疆域，而且存在於天地之間。
“一軌九州，同風天下”——當然指的是億萬人的意誌和意識，統統統一在帝王所頒的神聖的種種法令之下。
“澤被魚鳥悅，令行草木春”——李白的兩句詩。非常明白地形容：其恩澤連魚和鳥都感到愉悅、感到幸福，其旨令所及之處，使花木如同春天到來一樣欣欣向榮……
以上便是帝王思想中最積極的內核。當然，並不產生於帝王們的頭腦中。古今中外的帝王們，頭腦中沒什麽政治思想的比頭腦中有點兒政治思想的多得多。帝王們頭腦中的政治思想，或者不用“政治思想”這個詞，而用“治國思想”四個字來說——大抵是在知識分子們的“思想教育”之下形成的。中國民國以前的知識分子們亦即傳統文人。所以歷代中國帝王們的治國思想，又幾乎是歷代中國傳統文人們的治國思想的“折光板”。故中國五千餘年的歷史中，其實沒有幾位帝王真正算得上是政治思想家的。進言之，中國帝王思想中所體現的那一部分最積極的治國思想，歸根到底是中國歷代傳統文人們治國思想精華的集大成耳。由於這一種思想首先從傳統文人們頭腦中產生，總是具有著非常顯明的理想主義的色彩。
這一種理想的終極目標，一向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而非是一個“共和”性質的國家；一向是以一個好皇帝為前提的，而非是以一個好製度為前提的；一向是以王權為最高權威的，而非是以憲法和法律為權威的；它主張從“人治”走向“仁治”，但是幾乎從來也沒提出過以法製取代“人治”的主張。更不敢提出以“法製”限製王權的要求。盡管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呼籲，但止於王子，絕不敢再往上比說王子的老子帝王本身。並且，那呼籲乃是在較開明的帝王們執政時鬥膽說出的……
那麽，青年時代的毛澤東，亦即沒有係統地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前的毛澤東，他頭腦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負是怎樣的呢？
須知在那一時代，完整的係統的馬克思著作的中譯本尚沒在中國出現。在中國出現的第一冊中譯本的馬克思著作是《共產黨宣言》。而青年時期的毛澤東也非常令後世遺憾地並不曾出國留過學。
斯時歐洲各國政治思想活躍，“共和”思想的主張和要求極為盛行，日漸成為被普遍認同和接受的嶄新的國家觀念。它與歷代中國文人們所理想的由一位好皇帝替一個國家當家做主的國家觀念是有本質區別的。當年凡是出國留過學的，有遠大政治抱負的進步青年，頭腦中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共和”思想。他們中最敢作敢為的偉大的實踐者是孫中山。
孫中山當然是一位偉大的“造反”者。他的“造反”目的極其明確，不僅是要改變他所處的黑暗中國的現實，而且要徹底剷除影響中國文明、進步、發展的延續了五千餘年的帝王政治的根基。要建立一個“共和”性質的新國家。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未達目的，死不瞑目。
毫無疑問，孫中山頭腦中思考過“功成身退”的問題。因為他明白這乃是一個“共和”性質的新國家的至高原則。總統不同於帝王之處正在於總統不可以終身。一個“共和”性質的國家的憲法中若無這一條，它必是一個虛假的共和性質的國家。孫中山當然並不想創建一個徒有虛名的“共和”性質的國家。盡管他曾被公選為“終身大總統”。但是當袁世凱逼位時，他並沒有為保住自己“終身大總統”的地位即刻下令討袁。他讓位的前提是，要求袁世凱保證繼續“共和”製。袁氏背信棄義，復辟帝製，這才激起孫中山向全國發布討袁令……
《共產黨宣言》中的火藥味兒，想必非常鼓舞青年毛澤東頭腦中的激情。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文革”中被譜了曲，由千千萬萬紅衛兵唱遍全中國的兩段“語錄”，據言就是從歷史資料中翻閱到的，青年毛澤東說過的兩段話。
現在我們知道，馬克思本人並不標榜自己是什麽所謂馬克思主義者。更明確地說，馬克思本人並不是“暴力革命”的積極的倡導者和鼓吹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並不希望看到“暴力革命”真的發生的社會學者。他的《共產黨宣言》，是在以學者的敏感和卓越的社會洞察力向資本主義發出最後的最嚴峻的“報警”——如果資本主義本身還不能以有效的方式緩解它所造成的尖銳的階級矛盾，那麽暴力革命的發生勢在必行。
現在我們也從歷史資料中知道，“巴黎公社”起義之前，馬克思本人並不贊同。隻是在起義成為事實之後，他才本著一位有大無畏正義感的社會學者的良知，對起義進行輿論上的道義上的聲援。並且嚴厲譴責資產階級武裝對起義的血腥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