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那青年傳個話——倘能聚起百人以上“美化”論者，我去答辯。人多更好，別忘了“人自備話筒”，稍帶為我備一支。
四
恰在“文革”中，我應感激的好人，給我留下的回憶最深。
復旦大學的老師不必再說。為感激他，我寫出過《復旦與我》。
兵團總司令部宣傳處的崔幹事，一位六六屆牡丹江師範大學的畢業生，當年為關心我的處境，連續轉車，兼程四月，還借了一身現役軍裝穿在身上，當著我們政治部主任的麵說：如果一團不能照顧一下樑曉聲的身體，我今天就將他帶走。當時終日勞累於電鋸流水線上的我，已累出肝炎而不自知。我寫出了九萬字的《又是中秋》，以紀念當年友誼。
作家林予，被打成“右派”後又打成“右傾翻案急先鋒”，然與我不但成了忘年交，還是“思想同誌”。
黑龍江出版社的肖沉，也是忘年交及“思想同誌”。
我們復旦中文係的翁世榮、於成鯤、袁越、牛耕老師，皆對我關懷有加。
我老連隊小學校的魏校長夫妻待我如親弟，魏校長去世後我寫過《致嫂子》。
我木材加工廠的上海知青劉鴻飛，當年知道我在復旦思想備受壓抑，探親假期間，陪我去他鄉下的外婆家住了多日。我曾在《解放日報》發表整版的《上海好人劉鴻飛》，以紀念那份知青情誼。
《知青》肯定是我關於我當年的“同類”的最後一次創作——最大程度呈現“文革”傷害人性與人格的願望我實現了；將知青們在極左年代尋找人性支點和人格底線的心路程也大致描畫出來了。
對於我當年的“同類”們，我也隻能做這麽多了。
至於斥“滴”們，非是胸懷狹窄殊不能容，而是因為——人人都言網上語言暴力如何可怕，聚蚊可以成雷，攻擊如排山倒海，故皆懼之，一旦遭遇，唯忍之。
我偏是不信邪的人。
於是挑戰而已。
是的，我挑戰網上肆意攻擊的紅衛兵遺風；統統上吧，我看究竟能咋的！
17. 拐彎抹角的“民意”
近日，讀到《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題客調查網和民意中國網，以“你看好未來十年的中國發展嗎”為題，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11405名網友實施的在線即時調查；困惑頓生。
首先聲明，我的困惑與調查本身無關。我認為不論“中青報”的調查中心還是兩家網站，所做都是有必要、有意義之事。中國在許多時候需要類似的民情、民意調查。於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此乃經常之事，並且極有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我所困惑的是調查所呈現的民意狀態。
此調查的結果是：
一、最期待哪些領域的問題能夠得到顯著改善：
排在首位的是“醫療”；排在第六位的是“反腐敗”。
二、最有可能阻礙中國未來十年發展的問題依次是：
“貧富分化嚴重”、“權力不受製約”、“集團利益坐大”……
三、未來十年，公眾最期待哪些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反腐機製改革”……竊以為，“顯著改善”也罷，“阻礙發展”也罷，“期待改革”也罷，皆是“中國問題”。那麽，同是“腐敗”，為什麽忽而排在第六，忽而被“權力不受製約”、“集團利益坐大”所取代，又忽而成了“反腐機製改革”了呢？
困惑於此也。
這使我聯想到兩本書、一句話。
第一本書是《中國人的氣質》，一位是傳教士的美國人明恩薄寫的，初版於1890年。作者對我們中國人雖不無偏見和誤解，但基本態度還是友善的。書中有一章標題是“拐彎抹角的才能”。舉例介紹中國人不喜歡直來直去地談問題，而善於拐彎抹角地表達態度。比如僕人向主人告假，言鄉下的“姨媽”病了，決定辭職，真實的情況卻可能是受另外某個僕人的欺負，希望有可能不願放他走的主人去深入了解，掌握了真相，於是替之解決問題……
這個例子雖然比較“中國特色”，卻並非唯中國才有的說話現象。其實，放之四海而皆準。
但作為中國人，竊以為，即使今天，我們中國人也還是經常拐彎抹角地表達意思，習以為常。
第二本書是《你到底要什麽？》，蘇聯的一部小說，“文革”時期曾“內部出版”，供批判用。那時的蘇聯，權力也乏製約，腐敗現象也比比皆是，公眾尤其青年對國家前途感到失望與迷惘，卻又無可奈何；於是產生了那樣一部社會問題小說。
我所聯想到的一句話是——在某電視台的一檔音樂節目中，嘉賓問已經做了父親的流浪歌手：“在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和一首屬於自己的主打歌曲之間，你首先要什麽？”
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得兼。
魚與熊掌並非永遠不可得兼。對於大多數人，隻不過不可同時得兼罷了。
中國被諸社會問題所纏繞，公眾首先希望解決什麽問題；這是個問題。
如果，以上調查再深入一步，將三個問題中的第一個問題都列出來，那麽將分別是：“醫療”、“貧富分化嚴重”、“收入分配改革”。
看，“最”問題的問題依然在，但“腐敗”已不知哪裏去了，影子都與“最”不沾邊了。
而我，經常聽到的最多的民間聲音，卻恰恰是對腐敗的深惡痛絕。故我一向以為，隻要進行社會問題調查，“腐敗”當必在一二之間。
為什麽真切的往往最強的民間之聲，一成調查結果，便大大地靠後了呢？
我再次聲明，這樣來問，也不是針對調查本身的。
我認為，情況可能是這樣——更多的公眾，受直接困擾的先是諸民生問題。其困擾難以排除甚或加劇的話，於是憎惡腐敗的心理變得強烈甚而劇烈。
那麽，最後的問題便是：
在中國，醫療保險製度改善了，看病不太難了；一般工薪階層的工資有所提高了，退休金也增加了；收入分配進行某種程度的改革了，底層人過日子的鈔票餘額多了點兒……
以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態勢來看，在往後若幹年，逐步完成以上目標是可能的——果而如此，腐敗問題究竟還是不是令中國公眾“最”惱火的問題了？
抑或，問題對於我們中國人其實隻不過是這麽一個“分配問題”：隻要讓我的日子也好過點，別人們的腐敗我姑且不說了？
這個問題真的是個問題！
因為，倘大多數公眾如此思維的話，便不配有一個不怎麽腐敗的國家。
18. 帝王思想中的“折光板”
在中國當代史上，毛澤東的偉人地位永遠不可動搖。繼孫中山之後，無人可與其相提並論。進言之，在中國五千餘年的文明史上，“毛澤東”這個名字，使歷代帝王將相以及歷代傑出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他的攝政權威超越於一切中國帝王；他的軍事謀略堪稱中國的另一部《孫子兵法》；他的思想在其逝世後的今天，仍對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頭腦，尤其45歲以上的中國人的頭腦，發生著先入為主的，同時又依賴難捨的影響。目前“憶毛”書籍和文章的形形色色的作家們、作者們，懷著對毛澤東各不相同的心態，試圖達到三個目的：將毛澤東這位曾被神話的領袖“請下神壇”歸於“凡人”加以看待；通過對毛澤東的追記“梳理”清楚中國共產黨史上的某些重要事件的“內幕”；或者顛覆，起碼動搖毛澤東在中國近代史上無人企及的偉大地位。這最後一個目的是最不可能達到的。因為企圖否認毛澤東是偉人，正如蔑視泰山是大山一樣，動念一出，先自離事實本質遠矣。誰都可以認為泰山不是這樣的山而是那樣的山，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但是誰若否認泰山不是大山，那麽他自己並不實事求是的態度首先必遭否認。當然，據我看來，這樣的書遲早是會在中國公開出版的。偉人既逝，隨著時間的推移，便漸成“歷史人物”。偉人的名字一旦完全的歷史化了，也就沒有了現實中人所享有的肖像權、隱私權、名譽權等一概起碼的“公民權”可言，往往被當作“出版自由”的“一道菜譜”。但這肯定是很久以後才有可能在中國發生的事。並且，僅僅是有可能而已。
四
恰在“文革”中，我應感激的好人，給我留下的回憶最深。
復旦大學的老師不必再說。為感激他，我寫出過《復旦與我》。
兵團總司令部宣傳處的崔幹事，一位六六屆牡丹江師範大學的畢業生，當年為關心我的處境，連續轉車，兼程四月，還借了一身現役軍裝穿在身上，當著我們政治部主任的麵說：如果一團不能照顧一下樑曉聲的身體，我今天就將他帶走。當時終日勞累於電鋸流水線上的我，已累出肝炎而不自知。我寫出了九萬字的《又是中秋》，以紀念當年友誼。
作家林予，被打成“右派”後又打成“右傾翻案急先鋒”，然與我不但成了忘年交，還是“思想同誌”。
黑龍江出版社的肖沉，也是忘年交及“思想同誌”。
我們復旦中文係的翁世榮、於成鯤、袁越、牛耕老師，皆對我關懷有加。
我老連隊小學校的魏校長夫妻待我如親弟，魏校長去世後我寫過《致嫂子》。
我木材加工廠的上海知青劉鴻飛，當年知道我在復旦思想備受壓抑，探親假期間，陪我去他鄉下的外婆家住了多日。我曾在《解放日報》發表整版的《上海好人劉鴻飛》，以紀念那份知青情誼。
《知青》肯定是我關於我當年的“同類”的最後一次創作——最大程度呈現“文革”傷害人性與人格的願望我實現了；將知青們在極左年代尋找人性支點和人格底線的心路程也大致描畫出來了。
對於我當年的“同類”們，我也隻能做這麽多了。
至於斥“滴”們，非是胸懷狹窄殊不能容，而是因為——人人都言網上語言暴力如何可怕，聚蚊可以成雷，攻擊如排山倒海，故皆懼之，一旦遭遇，唯忍之。
我偏是不信邪的人。
於是挑戰而已。
是的，我挑戰網上肆意攻擊的紅衛兵遺風；統統上吧，我看究竟能咋的！
17. 拐彎抹角的“民意”
近日，讀到《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題客調查網和民意中國網，以“你看好未來十年的中國發展嗎”為題，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11405名網友實施的在線即時調查；困惑頓生。
首先聲明，我的困惑與調查本身無關。我認為不論“中青報”的調查中心還是兩家網站，所做都是有必要、有意義之事。中國在許多時候需要類似的民情、民意調查。於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此乃經常之事，並且極有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我所困惑的是調查所呈現的民意狀態。
此調查的結果是：
一、最期待哪些領域的問題能夠得到顯著改善：
排在首位的是“醫療”；排在第六位的是“反腐敗”。
二、最有可能阻礙中國未來十年發展的問題依次是：
“貧富分化嚴重”、“權力不受製約”、“集團利益坐大”……
三、未來十年，公眾最期待哪些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反腐機製改革”……竊以為，“顯著改善”也罷，“阻礙發展”也罷，“期待改革”也罷，皆是“中國問題”。那麽，同是“腐敗”，為什麽忽而排在第六，忽而被“權力不受製約”、“集團利益坐大”所取代，又忽而成了“反腐機製改革”了呢？
困惑於此也。
這使我聯想到兩本書、一句話。
第一本書是《中國人的氣質》，一位是傳教士的美國人明恩薄寫的，初版於1890年。作者對我們中國人雖不無偏見和誤解，但基本態度還是友善的。書中有一章標題是“拐彎抹角的才能”。舉例介紹中國人不喜歡直來直去地談問題，而善於拐彎抹角地表達態度。比如僕人向主人告假，言鄉下的“姨媽”病了，決定辭職，真實的情況卻可能是受另外某個僕人的欺負，希望有可能不願放他走的主人去深入了解，掌握了真相，於是替之解決問題……
這個例子雖然比較“中國特色”，卻並非唯中國才有的說話現象。其實，放之四海而皆準。
但作為中國人，竊以為，即使今天，我們中國人也還是經常拐彎抹角地表達意思，習以為常。
第二本書是《你到底要什麽？》，蘇聯的一部小說，“文革”時期曾“內部出版”，供批判用。那時的蘇聯，權力也乏製約，腐敗現象也比比皆是，公眾尤其青年對國家前途感到失望與迷惘，卻又無可奈何；於是產生了那樣一部社會問題小說。
我所聯想到的一句話是——在某電視台的一檔音樂節目中，嘉賓問已經做了父親的流浪歌手：“在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和一首屬於自己的主打歌曲之間，你首先要什麽？”
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得兼。
魚與熊掌並非永遠不可得兼。對於大多數人，隻不過不可同時得兼罷了。
中國被諸社會問題所纏繞，公眾首先希望解決什麽問題；這是個問題。
如果，以上調查再深入一步，將三個問題中的第一個問題都列出來，那麽將分別是：“醫療”、“貧富分化嚴重”、“收入分配改革”。
看，“最”問題的問題依然在，但“腐敗”已不知哪裏去了，影子都與“最”不沾邊了。
而我，經常聽到的最多的民間聲音，卻恰恰是對腐敗的深惡痛絕。故我一向以為，隻要進行社會問題調查，“腐敗”當必在一二之間。
為什麽真切的往往最強的民間之聲，一成調查結果，便大大地靠後了呢？
我再次聲明，這樣來問，也不是針對調查本身的。
我認為，情況可能是這樣——更多的公眾，受直接困擾的先是諸民生問題。其困擾難以排除甚或加劇的話，於是憎惡腐敗的心理變得強烈甚而劇烈。
那麽，最後的問題便是：
在中國，醫療保險製度改善了，看病不太難了；一般工薪階層的工資有所提高了，退休金也增加了；收入分配進行某種程度的改革了，底層人過日子的鈔票餘額多了點兒……
以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態勢來看，在往後若幹年，逐步完成以上目標是可能的——果而如此，腐敗問題究竟還是不是令中國公眾“最”惱火的問題了？
抑或，問題對於我們中國人其實隻不過是這麽一個“分配問題”：隻要讓我的日子也好過點，別人們的腐敗我姑且不說了？
這個問題真的是個問題！
因為，倘大多數公眾如此思維的話，便不配有一個不怎麽腐敗的國家。
18. 帝王思想中的“折光板”
在中國當代史上，毛澤東的偉人地位永遠不可動搖。繼孫中山之後，無人可與其相提並論。進言之，在中國五千餘年的文明史上，“毛澤東”這個名字，使歷代帝王將相以及歷代傑出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他的攝政權威超越於一切中國帝王；他的軍事謀略堪稱中國的另一部《孫子兵法》；他的思想在其逝世後的今天，仍對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頭腦，尤其45歲以上的中國人的頭腦，發生著先入為主的，同時又依賴難捨的影響。目前“憶毛”書籍和文章的形形色色的作家們、作者們，懷著對毛澤東各不相同的心態，試圖達到三個目的：將毛澤東這位曾被神話的領袖“請下神壇”歸於“凡人”加以看待；通過對毛澤東的追記“梳理”清楚中國共產黨史上的某些重要事件的“內幕”；或者顛覆，起碼動搖毛澤東在中國近代史上無人企及的偉大地位。這最後一個目的是最不可能達到的。因為企圖否認毛澤東是偉人，正如蔑視泰山是大山一樣，動念一出，先自離事實本質遠矣。誰都可以認為泰山不是這樣的山而是那樣的山，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但是誰若否認泰山不是大山，那麽他自己並不實事求是的態度首先必遭否認。當然，據我看來，這樣的書遲早是會在中國公開出版的。偉人既逝，隨著時間的推移，便漸成“歷史人物”。偉人的名字一旦完全的歷史化了，也就沒有了現實中人所享有的肖像權、隱私權、名譽權等一概起碼的“公民權”可言，往往被當作“出版自由”的“一道菜譜”。但這肯定是很久以後才有可能在中國發生的事。並且，僅僅是有可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