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全國到處開會學習“轉彎子”,但身為團部報導員的梁曉聲說:“轉不過來,不轉了。”“滴”,這種抗議之語,你當年也曾說過嗎?


    卻並沒有被打什麽小報告,因為我的知青戰友們,都特別理解我的思想苦悶,處處提醒、掩護。


    “滴”,你獲得過這種知青友情嗎?你沒有,不等於全中國就沒有吧?


    我們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二十幾名知青聚在某團舉辦創作學習班,每個人都為國家命運所焦慮,都無心寫作,天天談中國應向何處去;有一名知青打了小報告,兵團總政治部主任連夜乘吉普車前往“查謠”,但人人互證,沒有出賣現象。


    “滴”,此種愛國情懷,你身上當年也曾有點兒?


    我在木材加工廠蹲點,恰有鶴崗市某青年在師部醫院治病後,私自探家了——連裏要開除他的團籍,之後他將被調往偏遠連隊。


    能否保護一下?為什麽不啊?


    於是我組織團員學習團章,讀關於“民主”的語錄,結果是保其“過關”了呀!


    “滴”,你這種人根本不信的事,並不等於生活中絕對不可能吧?這麽一點兒常識你也不懂?


    我因而被“精簡”出團機關,回不了老連隊了,那就偏去木材廠!


    問:“你來能幹什麽?”


    反問:“什麽活最累?”


    答:“抬大木。”


    我道:“那我到抬木班!”


    “滴”,對於一名23歲的知青,這也算有點兒“節”吧?


    你當年有嗎?


    三月份到木材廠,五月份知青們推薦我上大學。


    明白為什麽會嗎?


    很簡單——那些知青們內心裏有“好人標準”。


    復旦大學的老師,因從《兵團戰士報》上讀到了我一篇小說《嚮導》,從佳木斯到哈爾濱到北安到黑河再到我們團部麵視我。


    問:“你對當前批判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麽看?”


    答:“中國將因此蒙羞。”


    問:“你對此書怎麽看?”


    答:“那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文學。”


    “滴”啊“滴”,在當年,這麽一點點獨立思想,你是有,還是完全沒有?


    老師囑咐:“三個月內,千萬別犯錯誤,我多麽希望能在復旦見到你。”


    “滴”啊“滴”,你信不信,自己努力做好點兒的人,那往往就會將更好的人吸引到你身邊!


    三個月中,我為老高三知青主持婚禮,因動用了卡車接新娘,招惹來了是現役軍人的團參謀長。敢不敢頂一下,將婚禮主持完畢?


    我敢了。


    “滴”,你當年也表現過此等知青豪氣嗎?看你現在這行徑,不太可能啊!


    入復旦,代表新生發言,明知張春橋說過“復旦是藏龍臥虎之地,也是虎豹材狼之窩”,眼望幾排老教授,坦言:不見虎豹犲狼,隻知藏龍臥虎,我們渴望知識,需要知識,願與老教授們教學相長。雖當然遭到紛紛批判,但仍麵不改色。


    弟啊,錯,你這類人哪配我稱弟!


    “滴”,就那麽一點點獨立思想之“節”,你身上當年可有?——問的多餘,你這號人當年瘋掉了,怎麽會有?


    北京粉碎“四人幫”,上海卻在爪牙們的忽悠下要向黨中央表示抗議——率先闖入黨委辦公室的是我,要求敞開校門,放學生到外灘去……


    因而我的檔案裏,有“與‘四人幫’做過鬥爭”一條。這當然是同學們的表揚,但證明當年沒和你一樣瘋掉!


    我很佩服雲南知青當年組織的返城大遊行,心中永遠向他們致敬!


    但是“滴”,觀你今日之行徑,斷不會是當年之勇者!


    你最了不起是個受益者!


    在兩會期間,麵對國家一號領導,朗聲讀稿曰:遮蔽,漂白歷史絕不可以!“禁區”不能固若金湯!……


    “滴”,這種文人“節”,你有嗎你?


    “禁區”別人繞行,我們偏闖!


    我們一個團隊咬定青山不放鬆,橫下一條心,何等不易!該妥協,妥協了。命剪,便剪!我們一點兒也不覺得羞恥;相反,換位思考,也能體量別人的難處——畢竟,審與被審雙方,竟達了高度共識,說是幸運也好,說別的什麽汙衊之詞也好,我們要多少呈現一些“文革”極左現象的初衷實現了!


    “滴”,這有什麽值得你攻擊起來沒完沒了的?


    你!你這個“滴”,用老百姓話講——如果你是你爹媽養育的,像我一樣,拿出點兒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男人氣概,自行去掉你那“滴”衣,報上真名實姓,道來你自己也可以說道說道的人味和氣節!——倘你但凡有點兒的話!


    你這個“滴”,頭腳不露地蒙著大被似的,這兒攻擊一陣,那兒筆伐一番,可就是不敢光明正大地來聲討——你不覺得行徑很醜陋嗎?


    你果而也是知青的話,你覺得你是長知青們的臉呢,還是丟知青們的臉呢?


    幸而當年的知青不全是你這一類人!倘竟多是,我才不一再地寫什麽知青!


    我如此將自己陳列於網絡,任爾等評說,若爾等竟還是不敢如我一樣,爾等何異於在網上低級廝混的潑皮?


    三


    我在接受《大家書齋》採訪之時,沈星姑娘說她前一晚上在北大與眾青年討論,皆言《知青》“美化”雲雲,並當即與其中一人撥通了手機,似乎“我們都還活著”一句與彼的知青父母有關。通後,沈星姑娘先問——回憶回憶,你看過的影視劇中,有哪一部呈現“文革”極左現象的片段超過《知青》——手機那端沉默良久,答曰:《活著》。


    沈星姑娘道:至今尚未通過的不算。


    答曰:《小姨多鶴》。


    那是我朋友嚴歌苓的作品,我竟沒看。


    我接過手機問:你父母當年下鄉何處?


    曰:不是父母,是一個姨。


    問:幾年?


    曰:四年。姨說,根本不像!


    問:根本不像,便是“美化”?隻表現了東北、西北,可叫我怎麽像湖北呢?


    沉默。


    問:那你姨自己來寫湖北知青,或你替她寫,以補一方麵之真實,不才是對的嗎?如果你替你姨寫了湖北一地知青,其他地區認為不像,皆聳動地說“我們還活著”!不是都不像了嗎?


    再無言。


    林昭是北大人。


    想及此,愴然。


    “文革”中的悲慘,非百集電視訪談而難以呈現。“知青”之遭遇,非幾百個人來寫而難以全麵。好比萬千棱之鏡,多一片鏡,總是好的。


    忽然很想到北大去對話——為我不相識卻又永遠心疼的林昭。自然也就同時想到了張誌新,遇羅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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