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中有我不可能知道的一股恨。
然而我發現，他短粗的指上戴著極大的金戒。
那家海鮮館頗有名氣，真的底層人是不在那兒消費的。
我立刻聯想到了紅眼睛阿義。
而兩個五六歲的孩子被嚇得怔怔地呆住了。
我又想，倘底層人們組織遊行，正當表達自己的訴求，那漢子必會帶著他那股邪火，口號喊得比誰都響，以偽裝底層人的“自己人”。倘底層民眾情緒失控，那漢子肯定會趁亂下狠手，行惡事。
於是騷亂成為暴亂。
紅眼睛阿義就在“民”中，興許就在我們附近——愛國的人們也罷，反腐敗的人們也罷，要求社會公平、正義或直接要求漲工資的人們也罷，瞪大雙眼，警惕他們啊！千萬不要因他們和自己們喊同樣的口號而誤以為他們是“自己人”。他們是給底層抹黑的傢夥！
當他們一旦打、砸、搶、燒、殺時，全社會的共識應是——他們是一切人的敵人！
13. 不甘於當“花瓶”的政協委員
算來，我以政協委員、“人大”代表身份參政議政，已有十五個年頭了。
起初五年，我是北京市政協委員。人們都知道的，政協委員履職的方式主要是議政。議政非清談也，更非空談。議就是要坦率談出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問題所在；並及時反應公眾對政府服務的種種合情合理的希望、訴求。也能給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最好。僅僅指出不足、問題，督促政府各部門盡量予以解決，亦可。
我曾對兩件事特別關注——一是計程車司機們享受國家所規定的主要長節假日期的權利問題，如“十一”長假、春節長期。但這一件事多次徵求各方意見後，並未正式寫過提案。因為在委員中看法其實也不統一。計程車司機這一特殊行業，與計程車公司之間所簽訂的勞務合同具有特殊性，其出勤與否、休息與否、有著相當大的靈活性。而這一靈活性也就是相當大的自主性，包括了長節期日在內。所以，這一關注後來我自己放棄了。
二是國企高層管理者的高工資和高獎金問題。
這裏所言之國企，是指北京市政府所直接任命高層管理者的公有製企業。他們既是企業高管，同時也是政府向企業派出的幹部。某年北京市“兩會”期間，我聽說有一家公有製性質的房地產公司的“老總”，年終獎金居然七百餘萬元。於是試圖深入調查了解，卻極難獲得第一手材料。因為那屬於“企業機密”。但凡是詢問到的人，皆言之鑿鑿七百餘萬元獎金屬實，卻也都言那是“獎勵條約”明文規定了的，屬“合理合法”所得。並且，當年“按經濟規律”辦事的主張乃是主流聲音，我的質疑有“左”的嫌疑，附合者寡，也隻得作罷。
但我的質疑並未打消，後以文章方式多次批判此現象。
我認為，所謂國企“高管”，一級國企也罷，二級國企也罷，他們首先是國家幹部、黨員。他們的工資以及獎金，理應限製在符合中國國情的範圍之內。若高出普遍國企員工工資近百倍、百餘倍，不可能不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牴觸情緒。
2002年我調入北京語言大學後，被公選為海澱區“人大”代表，同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的區別在於，某屆某級政府的產生，須經“人大”代表們表決通過方為合法，固直接參政的特點更顯然些。而政協委員的素質，則主要體現於監督的自覺和議政的水平。
在兩屆十年區“人大”代表之履職期間，也有兩件事給我留下較深印象——一是，某年區政府的財政報告顯示，上一年政府行政辦公經費，年終餘額近兩億元，這使代表們連發追問：錢沒花完是什麽原因？是否證明當初的預算高了？中央政府一再號召各級政府要成為節約型政府，預算為什麽還往高了定？既然事實證明定高了，下一年的預算又為什麽反而更高？區政府幹部隻得一番番解釋，但代表們不依不饒。最終，當年財政預算報告，僅獲“原則通過”。
關於兩會代表、委員，不過“花瓶”而已的說法，我知久矣。我自己也每認為，不管自己多麽認真，隻不過是想不僅僅做“花瓶”的“花瓶”而已。那件事給我一種教育，即如果大家都不僅僅滿足於做“花瓶”，則監督作用是會逐漸發揚光大的。
第二件事是——海澱區內，有一處老舊商場，多年前被拆除了，說是要蓋一處更大的商場，以滿足人民群眾的購物需要。但舊的沒了，新的遲遲不見動工。我那一代表小組內，有人詢問何時才能蓋起新的。我默聽問答良久，倍覺蹊蹺，不禁拍案猛起，大聲曰：必有腐敗！並希望以全組名義，聯合別組，要求主管副區長在全體代表會上做出詳細匯報。
全組肅然，都認為我的要求並不過分。
但問題是，主管副區長當時病了，不能全程到會。
會後不久，聞其已被雙規矣。並且，最終因受賄落馬了。
我的體會是，不甘於當“花瓶”，便不是“花瓶”。重要的是怎麽當的想法。患得患失，那就會每每三緘其口，確乎成了“沉默的花瓶”。自己當“花瓶”，還莫如看選美節目。兩會上沉默寡言，還莫如幹脆不當，在家中睡覺養生。
我屬於“兩會”上每每出言激烈的委員。故我的發言，記錄員通常很難整理。往往我說了五分鍾甚至十分鍾，他們最後隻打出幾行來給我過目。我的話常帶刺，不那麽中聽。他們出於對我的愛護，自作主張地替我刪除。我理解他們的好意，難為死他們了。
我拍過桌子，甚至罵過娘，甚至與我們民盟的領導也針鋒相對地辯論過。
但凡是接觸過我的人都會承認，生活中我是多麽言語溫和的一個人哪。
我在兩會期間按要求談過一兩次文化。
而我的自由發言，主要談的是腐敗問題、貧富懸殊問題、社會公平問題、共享改革成果問題。
我知我一向被視為有“異質思想”的人。
並且我一再強烈要求，僅僅包容我這類人本身是不夠的，更要包容我這類人的“異質思想”。
其實我這類人的“異質思想”的核心那也不過就是——改革尚未成功，改革必須繼續，深入，故中國仍須努力！
我的體會是——政協委員者，國家的複眼而已；重耳而已；社會觀察員而已；警報員而已。將民間實況帶到兩會上的民間良心的使者而已。
14. “悲觀”是一劑鎮靜藥
我曾許多次地，與從草根到精英到大學教授到學子們的許多人討論過我們中國的現在和明天。
我覺得長久以來，悲觀情緒在各式各樣的中國人心中瀰漫，這與在世界上尤其在西方國家間炒作的所謂“中國威脅論”形成相反對比。
然而我發現，他短粗的指上戴著極大的金戒。
那家海鮮館頗有名氣，真的底層人是不在那兒消費的。
我立刻聯想到了紅眼睛阿義。
而兩個五六歲的孩子被嚇得怔怔地呆住了。
我又想，倘底層人們組織遊行，正當表達自己的訴求，那漢子必會帶著他那股邪火，口號喊得比誰都響，以偽裝底層人的“自己人”。倘底層民眾情緒失控，那漢子肯定會趁亂下狠手，行惡事。
於是騷亂成為暴亂。
紅眼睛阿義就在“民”中，興許就在我們附近——愛國的人們也罷，反腐敗的人們也罷，要求社會公平、正義或直接要求漲工資的人們也罷，瞪大雙眼，警惕他們啊！千萬不要因他們和自己們喊同樣的口號而誤以為他們是“自己人”。他們是給底層抹黑的傢夥！
當他們一旦打、砸、搶、燒、殺時，全社會的共識應是——他們是一切人的敵人！
13. 不甘於當“花瓶”的政協委員
算來，我以政協委員、“人大”代表身份參政議政，已有十五個年頭了。
起初五年，我是北京市政協委員。人們都知道的，政協委員履職的方式主要是議政。議政非清談也，更非空談。議就是要坦率談出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問題所在；並及時反應公眾對政府服務的種種合情合理的希望、訴求。也能給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最好。僅僅指出不足、問題，督促政府各部門盡量予以解決，亦可。
我曾對兩件事特別關注——一是計程車司機們享受國家所規定的主要長節假日期的權利問題，如“十一”長假、春節長期。但這一件事多次徵求各方意見後，並未正式寫過提案。因為在委員中看法其實也不統一。計程車司機這一特殊行業，與計程車公司之間所簽訂的勞務合同具有特殊性，其出勤與否、休息與否、有著相當大的靈活性。而這一靈活性也就是相當大的自主性，包括了長節期日在內。所以，這一關注後來我自己放棄了。
二是國企高層管理者的高工資和高獎金問題。
這裏所言之國企，是指北京市政府所直接任命高層管理者的公有製企業。他們既是企業高管，同時也是政府向企業派出的幹部。某年北京市“兩會”期間，我聽說有一家公有製性質的房地產公司的“老總”，年終獎金居然七百餘萬元。於是試圖深入調查了解，卻極難獲得第一手材料。因為那屬於“企業機密”。但凡是詢問到的人，皆言之鑿鑿七百餘萬元獎金屬實，卻也都言那是“獎勵條約”明文規定了的，屬“合理合法”所得。並且，當年“按經濟規律”辦事的主張乃是主流聲音，我的質疑有“左”的嫌疑，附合者寡，也隻得作罷。
但我的質疑並未打消，後以文章方式多次批判此現象。
我認為，所謂國企“高管”，一級國企也罷，二級國企也罷，他們首先是國家幹部、黨員。他們的工資以及獎金，理應限製在符合中國國情的範圍之內。若高出普遍國企員工工資近百倍、百餘倍，不可能不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牴觸情緒。
2002年我調入北京語言大學後，被公選為海澱區“人大”代表，同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的區別在於，某屆某級政府的產生，須經“人大”代表們表決通過方為合法，固直接參政的特點更顯然些。而政協委員的素質，則主要體現於監督的自覺和議政的水平。
在兩屆十年區“人大”代表之履職期間，也有兩件事給我留下較深印象——一是，某年區政府的財政報告顯示，上一年政府行政辦公經費，年終餘額近兩億元，這使代表們連發追問：錢沒花完是什麽原因？是否證明當初的預算高了？中央政府一再號召各級政府要成為節約型政府，預算為什麽還往高了定？既然事實證明定高了，下一年的預算又為什麽反而更高？區政府幹部隻得一番番解釋，但代表們不依不饒。最終，當年財政預算報告，僅獲“原則通過”。
關於兩會代表、委員，不過“花瓶”而已的說法，我知久矣。我自己也每認為，不管自己多麽認真，隻不過是想不僅僅做“花瓶”的“花瓶”而已。那件事給我一種教育，即如果大家都不僅僅滿足於做“花瓶”，則監督作用是會逐漸發揚光大的。
第二件事是——海澱區內，有一處老舊商場，多年前被拆除了，說是要蓋一處更大的商場，以滿足人民群眾的購物需要。但舊的沒了，新的遲遲不見動工。我那一代表小組內，有人詢問何時才能蓋起新的。我默聽問答良久，倍覺蹊蹺，不禁拍案猛起，大聲曰：必有腐敗！並希望以全組名義，聯合別組，要求主管副區長在全體代表會上做出詳細匯報。
全組肅然，都認為我的要求並不過分。
但問題是，主管副區長當時病了，不能全程到會。
會後不久，聞其已被雙規矣。並且，最終因受賄落馬了。
我的體會是，不甘於當“花瓶”，便不是“花瓶”。重要的是怎麽當的想法。患得患失，那就會每每三緘其口，確乎成了“沉默的花瓶”。自己當“花瓶”，還莫如看選美節目。兩會上沉默寡言，還莫如幹脆不當，在家中睡覺養生。
我屬於“兩會”上每每出言激烈的委員。故我的發言，記錄員通常很難整理。往往我說了五分鍾甚至十分鍾，他們最後隻打出幾行來給我過目。我的話常帶刺，不那麽中聽。他們出於對我的愛護，自作主張地替我刪除。我理解他們的好意，難為死他們了。
我拍過桌子，甚至罵過娘，甚至與我們民盟的領導也針鋒相對地辯論過。
但凡是接觸過我的人都會承認，生活中我是多麽言語溫和的一個人哪。
我在兩會期間按要求談過一兩次文化。
而我的自由發言，主要談的是腐敗問題、貧富懸殊問題、社會公平問題、共享改革成果問題。
我知我一向被視為有“異質思想”的人。
並且我一再強烈要求，僅僅包容我這類人本身是不夠的，更要包容我這類人的“異質思想”。
其實我這類人的“異質思想”的核心那也不過就是——改革尚未成功，改革必須繼續，深入，故中國仍須努力！
我的體會是——政協委員者，國家的複眼而已；重耳而已；社會觀察員而已；警報員而已。將民間實況帶到兩會上的民間良心的使者而已。
14. “悲觀”是一劑鎮靜藥
我曾許多次地，與從草根到精英到大學教授到學子們的許多人討論過我們中國的現在和明天。
我覺得長久以來，悲觀情緒在各式各樣的中國人心中瀰漫，這與在世界上尤其在西方國家間炒作的所謂“中國威脅論”形成相反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