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須聲明如下：
我們是在以法國大革命時期“發生的現象”為例，而這對法國大革命也許是不公正的，甚至有詆毀之嫌。我的例子來自某些以法國大革命為內容的書籍，包括某些文學作品。那些書籍本身對法國大革命也許便持歪曲的態度。但法國大革命時期肯定是法國充滿了血雨腥風的時期，這一點雨果在《九三年》中有令讀者不寒而慄的描寫。英國宣布為共和國之前的內戰時期亦如此。
不論任何國家的血雨腥風的時期，都是暴民們所樂見的時期。
暴民基本上是不參與暴動的。因為暴動須有組織性和紀律性來保障成功。比如光復會的徐錫霖們當年所進行的暴動，暴民預先是混入不了的。暴動的組織者們鄙視他們，他們也絕對沒有參與暴動的膽魄。
當暴動發生，暴民是密切關注的看客。
當暴動失敗，暴動者被殘酷鎮壓，暴民更是看客。不管哪一方勝利哪一方失敗哪一方鎮壓哪一方，暴民都愛看。因為鎮壓往往是冷酷無情之事，能間接滿足暴民殘暴的心理快感。
而當暴動大獲成功，往往會引發連暴動者們也始料不及的騷亂、混亂。而此時暴民便有事可幹了，在亂中打砸搶燒殺。來得及姦淫婦女便姦淫她們，來不及便殺了她們。他們作惡時，“聰明”地呼喊著勝利者們慶祝勝利、仇視敵人的口號。這會使勝利者們困惑，以為他們是“自己人”。而他們那時樂得被視為“自己人”。因為“自己人”對“自己人”的暴行往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即使內心裏認為未免殘暴，但卻會錯誤地認為那是因共同的仇恨所至。一這麽認為，便等於不反對了。
更錯誤的是，有時暴動的一方，為了聲勢浩大，明知暴民之不可靠，卻利用之。
而凡是犯這種錯誤的，不論曰暴動也罷，造反也罷，革命也罷，沒有不最終失敗的。那時大多數暴民逃之夭夭，隱跡遁形了。而他們留給了鎮壓者們血腥鎮壓的正當理由——“鎮壓暴民”是不必手軟的。
如果那個殺死了一個貴族少女，並將她的頭插在矛尖的男人自我辯護道：“我這麽做因為我比你們更仇恨我們共同的敵人啊！”
又如果當年我們是法國大革命的組織者，諸位，我們該怎麽說呢？
我給出的說法乃是：“那你也必須被公開絞死！”
因為革命是人進行的事，而暴民是“民”外表的非人。
容忍了他們的暴行，便是容忍了對革命的玷汙。
在古代，中國、外國都發生過這樣的事——戰鬥終於決出勝敗，獲勝的一方下令屠城。而此時，軍隊集體成了暴民集團。在任何一本書籍中，任何文藝作品中，此類罪行都是人類諸宗罪中的首宗罪。
日軍侵華期間，便一次次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那首宗罪。
中國之“文革”十年，也是暴行多多的十年。
我堅決反對“文革”十年全民都瘋狂了的說法，更堅決反對全民皆有罪的說法。
幾乎全民都被捲入了運動，這一說法比較的實事求是。
僅僅呼喊過口號，參加過遊行，對別人進行過文字批判，並不足以被定性為暴行。
但活活將人打死肯定是暴行。後來的事實證明，當年全部被活活打死的人，與打死他們的人相比，無一例外都是好人，起碼比打死他們的人好。
那麽，打死他們的人其實是暴民。年齡不同、性別不同的暴民而已。
這難道同樣不也是暴行嗎？
那麽幹的難道不是暴民嗎？
比之於將人活活打死的暴民，後者們罪輕一等。但即使罪輕一等，也還是罪輕一等的暴民。
“文革”十年中，暴行罄竹難書，暴民幾乎哪一座城市、哪一個鄉村都有。
暴民行暴需要“正當”的口號，當年“正當”的口號是“誓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如果今天有誰自辯他或她當年的暴行是由於“太革命了”，難道不是混帳話嗎？
我認為，暴民大抵都是天生的，是基因決定的壞種。
世道再亂，社會再不公平，但鄭老栓不會成為暴民的。他即使日子過不下去，一橫心投身革命了，他都不會是暴民。即使他後來又叛變了革命，出賣了同誌，成為可恥的叛徒，他也還是成不了暴民。
閨土是那種即便打死他，他也不肯成為暴民的人。
連阿q也不會成為暴民，不論對小d、小尼姑、吳媽，包括假洋鬼子、趙老太爺，他都是下不去狠手的人。若有時夠狠，他也就不是阿q了。他的基因決定，他對一切人都下不去狠心狠手的。他最大膽了，也就隻敢調戲一下小尼姑，以及趁亂搶幾樣富人家的東西。
小d自然也斷不會成為暴民。
魯訊筆下，隻有一個人一發生騷亂便會趁勢而上，便是《藥》中的牢頭紅眼睛阿義。
我讀《藥》時，感覺他有暴民基因，盡管魯訊隻寫到他幾筆。
紅眼睛阿義正是那種矛頭上可插人頭自取其樂的人類壞種。
他矛頭上插的可以是夏瑜的頭，也可以是阿q、小d、鄭老栓的頭。隻要官府宣布誰有罪，監斬官說：“喏，那顆人頭賞你玩兒去吧！”便正中他的下懷。倘哪路“革命軍”得勢，將縣官老爺、趙老太爺及假洋鬼子砍了頭，他也會喜歡玩他們的頭。若世道亂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那麽他肯定會欺負小尼姑、吳媽、假洋鬼子的夫人們的。倘她們反抗，他會眼都不眨一下地殺了她們，並砍下她們的頭玩。一時興起，八成還會奸屍。
在有秩序的社會，不管是多麽不堪忍受的秩序，哪怕給他一個牢頭做，他都會有一種在“體製”中的傲慢，有限度地行那一“體製”默許之惡。一旦那“體製”連牢頭都不給他做了，他則會不但恨那“體製”，也恨幾乎一概看似活得比他強點兒的人。
此時的他是反社會的。
他的基因會經常慫恿他幹狠事，行大惡。
但他有自知之明，會竭力克製，伺機而動。
他明白他需要一股強大勢力所呼喊的口號。
騷亂有時體現為一種貌似強大的“勢力”。
那麽，不管騷亂之眾喊什麽口號，他都會跟著喊，且喊得比別人都響。
口號本身對紅眼睛阿義其實沒什麽重要。
重要的僅僅是，他須通過他那時的喊表明——他是騷亂之眾的“自己人”。在眾多的“自己人”中，他狠起來、惡起來，覺得會有支持者。倘他那時還當著牢頭，準是看客。還將替官家注意，哪些人喊口號喊得起勁兒。因為連牢頭都做不成了，才盼著那場騷亂。
騷亂由於有了他這種人的參與，往往的，必演變為暴亂。
不久前，我行在一條街的人行道上，那人行道擺滿了供食客吃海鮮的排檔餐桌椅。有兩個五六歲的小孩子追逐於其間，引得一黑壯漢子大怒。他對兩個五六歲的孩子，一串串大聲罵出極骯髒的話，那是我的筆不能寫出來的。
我們是在以法國大革命時期“發生的現象”為例，而這對法國大革命也許是不公正的，甚至有詆毀之嫌。我的例子來自某些以法國大革命為內容的書籍，包括某些文學作品。那些書籍本身對法國大革命也許便持歪曲的態度。但法國大革命時期肯定是法國充滿了血雨腥風的時期，這一點雨果在《九三年》中有令讀者不寒而慄的描寫。英國宣布為共和國之前的內戰時期亦如此。
不論任何國家的血雨腥風的時期，都是暴民們所樂見的時期。
暴民基本上是不參與暴動的。因為暴動須有組織性和紀律性來保障成功。比如光復會的徐錫霖們當年所進行的暴動，暴民預先是混入不了的。暴動的組織者們鄙視他們，他們也絕對沒有參與暴動的膽魄。
當暴動發生，暴民是密切關注的看客。
當暴動失敗，暴動者被殘酷鎮壓，暴民更是看客。不管哪一方勝利哪一方失敗哪一方鎮壓哪一方，暴民都愛看。因為鎮壓往往是冷酷無情之事，能間接滿足暴民殘暴的心理快感。
而當暴動大獲成功，往往會引發連暴動者們也始料不及的騷亂、混亂。而此時暴民便有事可幹了，在亂中打砸搶燒殺。來得及姦淫婦女便姦淫她們，來不及便殺了她們。他們作惡時，“聰明”地呼喊著勝利者們慶祝勝利、仇視敵人的口號。這會使勝利者們困惑，以為他們是“自己人”。而他們那時樂得被視為“自己人”。因為“自己人”對“自己人”的暴行往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即使內心裏認為未免殘暴，但卻會錯誤地認為那是因共同的仇恨所至。一這麽認為，便等於不反對了。
更錯誤的是，有時暴動的一方，為了聲勢浩大，明知暴民之不可靠，卻利用之。
而凡是犯這種錯誤的，不論曰暴動也罷，造反也罷，革命也罷，沒有不最終失敗的。那時大多數暴民逃之夭夭，隱跡遁形了。而他們留給了鎮壓者們血腥鎮壓的正當理由——“鎮壓暴民”是不必手軟的。
如果那個殺死了一個貴族少女，並將她的頭插在矛尖的男人自我辯護道：“我這麽做因為我比你們更仇恨我們共同的敵人啊！”
又如果當年我們是法國大革命的組織者，諸位，我們該怎麽說呢？
我給出的說法乃是：“那你也必須被公開絞死！”
因為革命是人進行的事，而暴民是“民”外表的非人。
容忍了他們的暴行，便是容忍了對革命的玷汙。
在古代，中國、外國都發生過這樣的事——戰鬥終於決出勝敗，獲勝的一方下令屠城。而此時，軍隊集體成了暴民集團。在任何一本書籍中，任何文藝作品中，此類罪行都是人類諸宗罪中的首宗罪。
日軍侵華期間，便一次次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那首宗罪。
中國之“文革”十年，也是暴行多多的十年。
我堅決反對“文革”十年全民都瘋狂了的說法，更堅決反對全民皆有罪的說法。
幾乎全民都被捲入了運動，這一說法比較的實事求是。
僅僅呼喊過口號，參加過遊行，對別人進行過文字批判，並不足以被定性為暴行。
但活活將人打死肯定是暴行。後來的事實證明，當年全部被活活打死的人，與打死他們的人相比，無一例外都是好人，起碼比打死他們的人好。
那麽，打死他們的人其實是暴民。年齡不同、性別不同的暴民而已。
這難道同樣不也是暴行嗎？
那麽幹的難道不是暴民嗎？
比之於將人活活打死的暴民，後者們罪輕一等。但即使罪輕一等，也還是罪輕一等的暴民。
“文革”十年中，暴行罄竹難書，暴民幾乎哪一座城市、哪一個鄉村都有。
暴民行暴需要“正當”的口號，當年“正當”的口號是“誓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如果今天有誰自辯他或她當年的暴行是由於“太革命了”，難道不是混帳話嗎？
我認為，暴民大抵都是天生的，是基因決定的壞種。
世道再亂，社會再不公平，但鄭老栓不會成為暴民的。他即使日子過不下去，一橫心投身革命了，他都不會是暴民。即使他後來又叛變了革命，出賣了同誌，成為可恥的叛徒，他也還是成不了暴民。
閨土是那種即便打死他，他也不肯成為暴民的人。
連阿q也不會成為暴民，不論對小d、小尼姑、吳媽，包括假洋鬼子、趙老太爺，他都是下不去狠手的人。若有時夠狠，他也就不是阿q了。他的基因決定，他對一切人都下不去狠心狠手的。他最大膽了，也就隻敢調戲一下小尼姑，以及趁亂搶幾樣富人家的東西。
小d自然也斷不會成為暴民。
魯訊筆下，隻有一個人一發生騷亂便會趁勢而上，便是《藥》中的牢頭紅眼睛阿義。
我讀《藥》時，感覺他有暴民基因，盡管魯訊隻寫到他幾筆。
紅眼睛阿義正是那種矛頭上可插人頭自取其樂的人類壞種。
他矛頭上插的可以是夏瑜的頭，也可以是阿q、小d、鄭老栓的頭。隻要官府宣布誰有罪，監斬官說：“喏，那顆人頭賞你玩兒去吧！”便正中他的下懷。倘哪路“革命軍”得勢，將縣官老爺、趙老太爺及假洋鬼子砍了頭，他也會喜歡玩他們的頭。若世道亂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那麽他肯定會欺負小尼姑、吳媽、假洋鬼子的夫人們的。倘她們反抗，他會眼都不眨一下地殺了她們，並砍下她們的頭玩。一時興起，八成還會奸屍。
在有秩序的社會，不管是多麽不堪忍受的秩序，哪怕給他一個牢頭做，他都會有一種在“體製”中的傲慢，有限度地行那一“體製”默許之惡。一旦那“體製”連牢頭都不給他做了，他則會不但恨那“體製”，也恨幾乎一概看似活得比他強點兒的人。
此時的他是反社會的。
他的基因會經常慫恿他幹狠事，行大惡。
但他有自知之明，會竭力克製，伺機而動。
他明白他需要一股強大勢力所呼喊的口號。
騷亂有時體現為一種貌似強大的“勢力”。
那麽，不管騷亂之眾喊什麽口號，他都會跟著喊，且喊得比別人都響。
口號本身對紅眼睛阿義其實沒什麽重要。
重要的僅僅是，他須通過他那時的喊表明——他是騷亂之眾的“自己人”。在眾多的“自己人”中，他狠起來、惡起來，覺得會有支持者。倘他那時還當著牢頭，準是看客。還將替官家注意，哪些人喊口號喊得起勁兒。因為連牢頭都做不成了，才盼著那場騷亂。
騷亂由於有了他這種人的參與，往往的，必演變為暴亂。
不久前，我行在一條街的人行道上，那人行道擺滿了供食客吃海鮮的排檔餐桌椅。有兩個五六歲的小孩子追逐於其間，引得一黑壯漢子大怒。他對兩個五六歲的孩子，一串串大聲罵出極骯髒的話，那是我的筆不能寫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