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鷹在《我是城管》中，對此點多有描寫，真實可信，此不贅述。
我建議亞鷹自己先看一看《撞車》，也讓自己筆下的城管隊員們看一看，討論一番。
我覺得，中國城管隊員與形形色色的被管理者之間的矛盾衝突，其實體現為一種中國之當下宿命。是中國之當下宿命，將城管隊員與形形色色的被管理者以無形的不可抗力似的強力擠壓到了一起，想不被“矛盾化”是不可能的，想杜絕衝突也是不可能的。故我進一步認為，對於城管一方，同樣是宿命性的角色。對於被管理者，尤其為了生計而心生對抗情緒的被管理者，境地也是宿命性的。
既然矛盾衝突是宿命性的，也就隻有盡一切可能不使矛盾升級，不使衝突激化。
城管是執法一方，因而體現為強勢一方。哪怕強勢一方有百種道理，一旦執法行為稍顯過激，輿論也斷不會傾向於城管一方。所以，忍往往被視為城管人員素質的高標準。但不能指望每一名城管隊員都是大肚彌陀。即使極善於忍的城管隊員，也有一忍二忍三忍終於忍無可忍的時候，《我是城管》中，對忍也是有保留看法的，並講述到了一些以“智”實現管理目的之方案。
我認為“智”在城管隊員的素質標準中，理應得到更充分的重視和培養。“智”加上“仁”、“誠”，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對立也許會一定程度地改變。作為城管局局長的周亞鷹，事實上已在盡量發揮自己智性管理的能力了，比如他對gg牌問題的解決辦法，就很智慧地作為了一番。但依我想來，何不在必要之處，留下幾塊城管可以對缺乏“城市意識”的人們進行溫馨提示和教育的宣傳欄？缺乏“城市意識”的人們是多麽需要教育無須多論，由城管部門擔負起教育的義務責無旁貸。周局長對環衛工人的關心值得讚許，但設想一下，若能與小攤小販們也定期舉行見麵會，聽聽他們為生計所迫的苦楚，幫他們解決力所能及的實際生計困難，那效果會是怎樣的呢？
最後我來說說，我為什麽對《我是城管》有種起訴書般的印象？
因為，字裏行間，流露著一種自我（也代表城管隊員們）辯護和指控般的意味。
這不是否定看法。恰恰相反，我認為這正是《我是城管》的與眾不同之處，也是成功之處。我是認可並喜歡這一點的。該自我辯護時，為什麽不呢？理直氣壯有什麽不對呢？
中國之發展太快，尤其近二十年，所謂城鎮化、城市化的速度突飛猛進。小鎮恨不得一兩年內就變成縣城；縣城恨不得一兩年就變成地級城市；而地級城市也都各有擴大規模、增加人口的強烈衝動。
但許許多多小鎮、縣城、地級城市並沒有做好突飛猛進的種種準備。急迫地一心要脫胎換骨變為城裏人的農民，其實也沒有做好意識轉變的準備。
於是兩種衝動，即城市本身的發展衝動，與農民急迫地要變為城裏人的衝動，將城管隊員與農民推到了幾乎隻有互相“戰鬥”的“前線”。
對急於變為城裏人的農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對為了生計而進城占道擺攤的農民，是無奈的。
對城管隊員們，則是無辜且委屈，沒轍的。
誰之過？
不能說是發展之過。
隻能說是速度之過。
一言以蔽之，都是速度惹的禍！
但起訴“速度”沒有用。它既不應訴也不辯護，更不會現形於法庭，與“城管”部門對簿公堂。
再一言以蔽之，“城管”幹部和隊員與嚴重缺乏“城市意識”的形形色色的人們的“戰鬥”，是極“中國特色”的一場“戰鬥”，也必將是一場“持久戰”。
而我真心希望中國像周亞鷹這樣的“城管”局長多起來，那麽，“武鬥”的現象將會大大減少，由“文鬥”而文明理論，互相理解、體恤的好現象就會多起來！
周局長，向前看！
明天風光無限好，你的家鄉城的人們會因你的努力而感激你的！
12. 暴民是“民”外表的非人
絕大多數國家的歷史上，都記錄著暴民們的暴行。
暴民趁暴亂而顯兇惡猙獰。
在當今世界，在不少國家，暴亂仍時有發生，暴民也時有出現，卻分明的少多了。
因為文明了的世界、文明了的人類，越來越難以容忍暴民們的暴行。並且，越來越傾向於零容忍度。
混亂不是暴亂。
暴亂是指有惡行即殘暴之事發生，而那必是暴民們幹的。
故暴亂也不是暴動。
暴動的行動者們，往往有迫不得已的因由，或為了拯救被壓迫的自己，或為了拯救被壓迫的別人們；如果竟是為了後者們，那暴動甚至可用正義的行動予以評價。
故暴動者們未見得便是暴民。也許，還是些理性的、高尚的、可敬的——為了同樣可敬之目的而暴動的人們。
什麽樣的人才是暴民呢？
比如在法國大革命時，在巴黎，在暴動獲得第一次勝利後，在塞滿街巷的歡慶勝利的暴動者以及支持暴動的平民們的人潮中，持於某些人手中的矛尖上，插著貴族階級的人頭。
若是男性的人頭，我們還可以如是想——大約他生前作惡多端，血債纍纍，民憤極大吧？也許正是那樣。但也許，並不是。他的頭之所以被插在矛尖上，隻不過因為他不幸是貴族。在那一天，是貴族確乎成為了他的最大不幸。
若是女性的人頭，我們還可以如是想——大約她生前極度荒淫無恥，經常以虐待僕婢為樂，每至他們傷殘吧？那麽她的死可謂是報應。我們這麽想，其實等於是在為擎舉著她的人頭的人尋找可以恕罪的理由，證明著我們的善良。善良的人完全不能接受的一個事實是——這世界上怎麽會有根本無須任何理由的惡行？但也許恰恰相反，那女性生前和我們一樣，不因是貴族婦女而對底層毫無同情心。並且，她還極有做人的修養，堪稱賢妻良母、淑朋俊友。她的頭之所以被插在矛尖上，也隻不過因為她是一位貴族夫人。
若是一顆少女的人頭呢？她永遠不能再眨動一下的雙眼凝固著無助的、巨大的恐懼，她頰上也許還淌著生前最後的一行淚。她肯定苦苦哀求過饒她一命……
但她還是被殺死了。
她的頭還是被插在矛尖上了。
一個少女，她的心能有多惡？她生前又究竟能做下什麽不可饒恕的惡事？
如果，那用矛高舉著她的頭的人（通常肯定是男人），正是無論她怎樣苦苦哀求也還是鐵石心腸地殺死了她，並且在殺死她之前還姦汙了她的話——那麽，他便是一個地地道道、不折不扣、性情百分百殘暴的暴民了，倘我們想像他高舉著那顆插在矛尖上的少女的頭，臉上一副樂不可支的表情，扭腰擺胯，邁著忘乎所以的“舞步”前行的樣子；那便正是典型的暴民之兇殘發泄後心滿意足的樣子。
我建議亞鷹自己先看一看《撞車》，也讓自己筆下的城管隊員們看一看，討論一番。
我覺得，中國城管隊員與形形色色的被管理者之間的矛盾衝突，其實體現為一種中國之當下宿命。是中國之當下宿命，將城管隊員與形形色色的被管理者以無形的不可抗力似的強力擠壓到了一起，想不被“矛盾化”是不可能的，想杜絕衝突也是不可能的。故我進一步認為，對於城管一方，同樣是宿命性的角色。對於被管理者，尤其為了生計而心生對抗情緒的被管理者，境地也是宿命性的。
既然矛盾衝突是宿命性的，也就隻有盡一切可能不使矛盾升級，不使衝突激化。
城管是執法一方，因而體現為強勢一方。哪怕強勢一方有百種道理，一旦執法行為稍顯過激，輿論也斷不會傾向於城管一方。所以，忍往往被視為城管人員素質的高標準。但不能指望每一名城管隊員都是大肚彌陀。即使極善於忍的城管隊員，也有一忍二忍三忍終於忍無可忍的時候，《我是城管》中，對忍也是有保留看法的，並講述到了一些以“智”實現管理目的之方案。
我認為“智”在城管隊員的素質標準中，理應得到更充分的重視和培養。“智”加上“仁”、“誠”，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對立也許會一定程度地改變。作為城管局局長的周亞鷹，事實上已在盡量發揮自己智性管理的能力了，比如他對gg牌問題的解決辦法，就很智慧地作為了一番。但依我想來，何不在必要之處，留下幾塊城管可以對缺乏“城市意識”的人們進行溫馨提示和教育的宣傳欄？缺乏“城市意識”的人們是多麽需要教育無須多論，由城管部門擔負起教育的義務責無旁貸。周局長對環衛工人的關心值得讚許，但設想一下，若能與小攤小販們也定期舉行見麵會，聽聽他們為生計所迫的苦楚，幫他們解決力所能及的實際生計困難，那效果會是怎樣的呢？
最後我來說說，我為什麽對《我是城管》有種起訴書般的印象？
因為，字裏行間，流露著一種自我（也代表城管隊員們）辯護和指控般的意味。
這不是否定看法。恰恰相反，我認為這正是《我是城管》的與眾不同之處，也是成功之處。我是認可並喜歡這一點的。該自我辯護時，為什麽不呢？理直氣壯有什麽不對呢？
中國之發展太快，尤其近二十年，所謂城鎮化、城市化的速度突飛猛進。小鎮恨不得一兩年內就變成縣城；縣城恨不得一兩年就變成地級城市；而地級城市也都各有擴大規模、增加人口的強烈衝動。
但許許多多小鎮、縣城、地級城市並沒有做好突飛猛進的種種準備。急迫地一心要脫胎換骨變為城裏人的農民，其實也沒有做好意識轉變的準備。
於是兩種衝動，即城市本身的發展衝動，與農民急迫地要變為城裏人的衝動，將城管隊員與農民推到了幾乎隻有互相“戰鬥”的“前線”。
對急於變為城裏人的農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對為了生計而進城占道擺攤的農民，是無奈的。
對城管隊員們，則是無辜且委屈，沒轍的。
誰之過？
不能說是發展之過。
隻能說是速度之過。
一言以蔽之，都是速度惹的禍！
但起訴“速度”沒有用。它既不應訴也不辯護，更不會現形於法庭，與“城管”部門對簿公堂。
再一言以蔽之，“城管”幹部和隊員與嚴重缺乏“城市意識”的形形色色的人們的“戰鬥”，是極“中國特色”的一場“戰鬥”，也必將是一場“持久戰”。
而我真心希望中國像周亞鷹這樣的“城管”局長多起來，那麽，“武鬥”的現象將會大大減少，由“文鬥”而文明理論，互相理解、體恤的好現象就會多起來！
周局長，向前看！
明天風光無限好，你的家鄉城的人們會因你的努力而感激你的！
12. 暴民是“民”外表的非人
絕大多數國家的歷史上，都記錄著暴民們的暴行。
暴民趁暴亂而顯兇惡猙獰。
在當今世界，在不少國家，暴亂仍時有發生，暴民也時有出現，卻分明的少多了。
因為文明了的世界、文明了的人類，越來越難以容忍暴民們的暴行。並且，越來越傾向於零容忍度。
混亂不是暴亂。
暴亂是指有惡行即殘暴之事發生，而那必是暴民們幹的。
故暴亂也不是暴動。
暴動的行動者們，往往有迫不得已的因由，或為了拯救被壓迫的自己，或為了拯救被壓迫的別人們；如果竟是為了後者們，那暴動甚至可用正義的行動予以評價。
故暴動者們未見得便是暴民。也許，還是些理性的、高尚的、可敬的——為了同樣可敬之目的而暴動的人們。
什麽樣的人才是暴民呢？
比如在法國大革命時，在巴黎，在暴動獲得第一次勝利後，在塞滿街巷的歡慶勝利的暴動者以及支持暴動的平民們的人潮中，持於某些人手中的矛尖上，插著貴族階級的人頭。
若是男性的人頭，我們還可以如是想——大約他生前作惡多端，血債纍纍，民憤極大吧？也許正是那樣。但也許，並不是。他的頭之所以被插在矛尖上，隻不過因為他不幸是貴族。在那一天，是貴族確乎成為了他的最大不幸。
若是女性的人頭，我們還可以如是想——大約她生前極度荒淫無恥，經常以虐待僕婢為樂，每至他們傷殘吧？那麽她的死可謂是報應。我們這麽想，其實等於是在為擎舉著她的人頭的人尋找可以恕罪的理由，證明著我們的善良。善良的人完全不能接受的一個事實是——這世界上怎麽會有根本無須任何理由的惡行？但也許恰恰相反，那女性生前和我們一樣，不因是貴族婦女而對底層毫無同情心。並且，她還極有做人的修養，堪稱賢妻良母、淑朋俊友。她的頭之所以被插在矛尖上，也隻不過因為她是一位貴族夫人。
若是一顆少女的人頭呢？她永遠不能再眨動一下的雙眼凝固著無助的、巨大的恐懼，她頰上也許還淌著生前最後的一行淚。她肯定苦苦哀求過饒她一命……
但她還是被殺死了。
她的頭還是被插在矛尖上了。
一個少女，她的心能有多惡？她生前又究竟能做下什麽不可饒恕的惡事？
如果，那用矛高舉著她的頭的人（通常肯定是男人），正是無論她怎樣苦苦哀求也還是鐵石心腸地殺死了她，並且在殺死她之前還姦汙了她的話——那麽，他便是一個地地道道、不折不扣、性情百分百殘暴的暴民了，倘我們想像他高舉著那顆插在矛尖上的少女的頭，臉上一副樂不可支的表情，扭腰擺胯，邁著忘乎所以的“舞步”前行的樣子；那便正是典型的暴民之兇殘發泄後心滿意足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