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發展速度和成就確乎令世界刮目相看。2016年經濟總量超過美國位居全球第一，很可能並非神話。
那為什麽我們許多中國人卻悲觀種種呢？
我承認，經常的，我自己也表現得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悲觀與樂觀，在我頭腦中衝突不止。時而悲觀，時而樂觀。總體說，各占上風的比例對半。
更多的時候，我惘然於自己的迷惘，想使自己在悲觀和樂觀之間做出明確的立場的選擇，卻往往自相矛盾。
我隨口即能說出十幾條樂觀的理由，也可以隨口即能說出十幾條悲觀的理由。當我表現為悲觀主義者時，主要依據乃是腐敗難以根治，少數利益集團之特權利益日愈坐大。種種“潛規則”逐漸成社會“通規則”，不“潛”便不“通”，似乎全中國各階層人都早已默認此點。所痛恨的隻不過是——媽媽的，憑什麽隻龜兒子們天天在獨享腐敗這塊“臭豆腐”！
所要的公平，似乎也隻不過是——既然“臭豆腐”吃起來香，聞起來臭，為什麽我輩吃不著，隻配聞其臭？起碼也該讓我輩享用塊小的！
或——哪一天老子要有了特權！……
當我表現為樂觀主義者時，主要理由乃是時代終究要進步這一歷史大趨勢，還有就是我確乎看到了中國又現“深化改革”的曙光。
近來繼繼續續地讀叔本華、愛默生、杜威——一日終有所悟。
叔本華的晚年，恰值“工業大勢”席捲西方諸國的時代。在西方，形成了工業文明衝擊農業文明的最強大的一股颶風。他的眼所見之光怪陸離、世風日下的情形，比我們今天作為中國人在中國的感受一點兒都不少。那時的西方諸國，一半是美女，一半是野獸。叔本華嫌惡半個世界“野獸化”，於是晚年之思想，被總結為“悲觀主義哲學”。
此前很長的時期，我一直困惑——如果一種哲學教人以悲觀，那對人有什麽意義？
但若人處於“大轉型”時期，一點兒憂患意識都沒有，又何談反思呢？沒有反思，也就沒有警示。
所謂“悲觀主義哲學”的要義乃是警示。
叔本華不但警示了，還開出了藥方，即所謂“唯意誌主義”。一種教人以個人意誌抵抗時代壓力的思想方法。此法改變不了時代，但也許能使個人變得不脆弱。
愛默生比叔本華晚出生15年。他是傳教士世家的後代，也是思想者世家的後代。
美國與德國不同。
德國是封建歷史悠久的老牌帝國。
美國是剛長出牙齒的未成熟的新興國家。美國沒有德國的歷史包袱。
建國以後的美國人，與農業文明的蜜月期極短，幾乎集體地就“闖”入了工業文明時代。他們對農業文明談不上多麽留戀，對工業文明也談不上多麽反感。他們嶄新的“美國精神”是——不論這樣還是那樣，隻要對我有利。
美國的工業文明在初期就帶給了全無歷史包袱的美國以及對時代持極現實主義態度的大多數美國人較普遍的利益。
卓別林主演的電影《摩登時代》留下了對那個時代的另一種“國家記憶”。
流水線比之於手工作坊，無疑對人具有更強大的異化性。
但今天，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全世界的後工業生產依然賴於流水線在進行。若全世界的流水線一概停止，世界將陷於一概方麵的大恐慌。
叔本華的眼看到的，以及預見到的是異化，所以他的哲學是悲觀的。
愛默生恰恰相反，他從工業文明和商貿時代看到了人類噴發的創造力和競爭力，所以他幾乎是用思想推進工業時代的。
於是他表現為美國工業時代的樂觀主義哲學家。
他說：“相信世界會變好並對此懷有希望是最了不起的。”
“我們抱怨商業貿易，但世上的歷史學家將看到它是自由的本原；它使美國穩定下來，摧毀封建主義、締造和平、維護和平；它將廢除奴隸製。”
“我對待社會在性情上最大的缺點是沒有動物性。”
他這句話也可以反過來理解為——如果我對待社會具有動物性，那麽我便又少了一條最大的缺點。
魯迅當年有一篇雜文是《中國人的臉》。
在文中，他感嘆於中國人的臉上，少有歐洲人臉上的動物性，卻有分明的“家畜性”。
愛默生所言之“動物性”，乃指人類本能的“自我”。在他看來，也是原始的“自我”。並且認為，這樣的一些人類，是在以“原始”的經驗看世界。而他是“超經驗主義哲學”之父。他的話是在表揚自己和他的哲學。他說時也許還沒有讀過老子的《道德經》，讀了會謙虛點兒的。魯迅所言之“家畜性”，是感嘆於我們中國人的絕頂順服，連點兒動物也有的原始“自我”意識都在長期而嚴酷的封建統治之下喪失了。而魯迅若活到“文革”，又當會感慨中國人“太動物性”了吧？
與魯迅同時代，在愛默生之後，美國又產生了哲學家杜威。杜威從叔本華和愛默生的思想中吸收了不少精華，但又不完全同意他們，於是形成了經驗主義哲學，即一種以重視態度研究人類與世界關係的哲學，他尊重個體經驗的價值和意義。
他說：“一方麵，思維的力量使我們從本能、欲望以及日常瑣碎的奴役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麵，也同時可能使我們陷入新的謬誤之中，並使我們犯新的錯誤；使我們超越愚昧的同時，也往往使我們再次失足。”
他說：“再沒有比經驗的原則更嚴格地受製於理智發展及其方向的檢驗了。”
杜威不像叔本華那麽悲觀，因為他肯定新思想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也不像愛默生那麽樂觀，因為他同時看到了人類在進步道路上“再次失足”的可能性。
當我們的某些同胞對中國感到悲觀時，並不意味著他們對自己國家改革開放三十餘年的成就視而不見，而更意味著，他們對發展中的問題像叔本華一樣敏銳、一樣憂慮。即使他們不知叔本華是誰，對他的現代悲觀主義哲學一無所知。此種悲觀幾乎無須哲學的影響，全憑個體和社會關係的基本經驗就足以產生，並且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
當我們的另一些同胞樂觀得接近盲目自大時，也並不意味著他們對自己國家現存的種種問題（那些問題相當嚴重，甚至嚴峻）有意迴避，而意味著，他們各個都像愛默生，“相信世界會變好並對此懷有希望”，即使他們不知愛默生是誰，也從未接觸過他的書籍。
而依我看來，更多的我們的同胞，幾乎都是杜威式的“理性經驗主義哲學家”，在對自己的國家之前途的悲觀與樂觀之間的焦慮、迷惘，試圖開出藥方卻覺得每服藥都難以解決全部問題。既怕藥力過猛，又沮喪於藥力太微。
那為什麽我們許多中國人卻悲觀種種呢？
我承認，經常的，我自己也表現得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悲觀與樂觀，在我頭腦中衝突不止。時而悲觀，時而樂觀。總體說，各占上風的比例對半。
更多的時候，我惘然於自己的迷惘，想使自己在悲觀和樂觀之間做出明確的立場的選擇，卻往往自相矛盾。
我隨口即能說出十幾條樂觀的理由，也可以隨口即能說出十幾條悲觀的理由。當我表現為悲觀主義者時，主要依據乃是腐敗難以根治，少數利益集團之特權利益日愈坐大。種種“潛規則”逐漸成社會“通規則”，不“潛”便不“通”，似乎全中國各階層人都早已默認此點。所痛恨的隻不過是——媽媽的，憑什麽隻龜兒子們天天在獨享腐敗這塊“臭豆腐”！
所要的公平，似乎也隻不過是——既然“臭豆腐”吃起來香，聞起來臭，為什麽我輩吃不著，隻配聞其臭？起碼也該讓我輩享用塊小的！
或——哪一天老子要有了特權！……
當我表現為樂觀主義者時，主要理由乃是時代終究要進步這一歷史大趨勢，還有就是我確乎看到了中國又現“深化改革”的曙光。
近來繼繼續續地讀叔本華、愛默生、杜威——一日終有所悟。
叔本華的晚年，恰值“工業大勢”席捲西方諸國的時代。在西方，形成了工業文明衝擊農業文明的最強大的一股颶風。他的眼所見之光怪陸離、世風日下的情形，比我們今天作為中國人在中國的感受一點兒都不少。那時的西方諸國，一半是美女，一半是野獸。叔本華嫌惡半個世界“野獸化”，於是晚年之思想，被總結為“悲觀主義哲學”。
此前很長的時期，我一直困惑——如果一種哲學教人以悲觀，那對人有什麽意義？
但若人處於“大轉型”時期，一點兒憂患意識都沒有，又何談反思呢？沒有反思，也就沒有警示。
所謂“悲觀主義哲學”的要義乃是警示。
叔本華不但警示了，還開出了藥方，即所謂“唯意誌主義”。一種教人以個人意誌抵抗時代壓力的思想方法。此法改變不了時代，但也許能使個人變得不脆弱。
愛默生比叔本華晚出生15年。他是傳教士世家的後代，也是思想者世家的後代。
美國與德國不同。
德國是封建歷史悠久的老牌帝國。
美國是剛長出牙齒的未成熟的新興國家。美國沒有德國的歷史包袱。
建國以後的美國人，與農業文明的蜜月期極短，幾乎集體地就“闖”入了工業文明時代。他們對農業文明談不上多麽留戀，對工業文明也談不上多麽反感。他們嶄新的“美國精神”是——不論這樣還是那樣，隻要對我有利。
美國的工業文明在初期就帶給了全無歷史包袱的美國以及對時代持極現實主義態度的大多數美國人較普遍的利益。
卓別林主演的電影《摩登時代》留下了對那個時代的另一種“國家記憶”。
流水線比之於手工作坊，無疑對人具有更強大的異化性。
但今天，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全世界的後工業生產依然賴於流水線在進行。若全世界的流水線一概停止，世界將陷於一概方麵的大恐慌。
叔本華的眼看到的，以及預見到的是異化，所以他的哲學是悲觀的。
愛默生恰恰相反，他從工業文明和商貿時代看到了人類噴發的創造力和競爭力，所以他幾乎是用思想推進工業時代的。
於是他表現為美國工業時代的樂觀主義哲學家。
他說：“相信世界會變好並對此懷有希望是最了不起的。”
“我們抱怨商業貿易，但世上的歷史學家將看到它是自由的本原；它使美國穩定下來，摧毀封建主義、締造和平、維護和平；它將廢除奴隸製。”
“我對待社會在性情上最大的缺點是沒有動物性。”
他這句話也可以反過來理解為——如果我對待社會具有動物性，那麽我便又少了一條最大的缺點。
魯迅當年有一篇雜文是《中國人的臉》。
在文中，他感嘆於中國人的臉上，少有歐洲人臉上的動物性，卻有分明的“家畜性”。
愛默生所言之“動物性”，乃指人類本能的“自我”。在他看來，也是原始的“自我”。並且認為，這樣的一些人類，是在以“原始”的經驗看世界。而他是“超經驗主義哲學”之父。他的話是在表揚自己和他的哲學。他說時也許還沒有讀過老子的《道德經》，讀了會謙虛點兒的。魯迅所言之“家畜性”，是感嘆於我們中國人的絕頂順服，連點兒動物也有的原始“自我”意識都在長期而嚴酷的封建統治之下喪失了。而魯迅若活到“文革”，又當會感慨中國人“太動物性”了吧？
與魯迅同時代，在愛默生之後，美國又產生了哲學家杜威。杜威從叔本華和愛默生的思想中吸收了不少精華，但又不完全同意他們，於是形成了經驗主義哲學，即一種以重視態度研究人類與世界關係的哲學，他尊重個體經驗的價值和意義。
他說：“一方麵，思維的力量使我們從本能、欲望以及日常瑣碎的奴役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麵，也同時可能使我們陷入新的謬誤之中，並使我們犯新的錯誤；使我們超越愚昧的同時，也往往使我們再次失足。”
他說：“再沒有比經驗的原則更嚴格地受製於理智發展及其方向的檢驗了。”
杜威不像叔本華那麽悲觀，因為他肯定新思想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也不像愛默生那麽樂觀，因為他同時看到了人類在進步道路上“再次失足”的可能性。
當我們的某些同胞對中國感到悲觀時，並不意味著他們對自己國家改革開放三十餘年的成就視而不見，而更意味著，他們對發展中的問題像叔本華一樣敏銳、一樣憂慮。即使他們不知叔本華是誰，對他的現代悲觀主義哲學一無所知。此種悲觀幾乎無須哲學的影響，全憑個體和社會關係的基本經驗就足以產生，並且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
當我們的另一些同胞樂觀得接近盲目自大時，也並不意味著他們對自己國家現存的種種問題（那些問題相當嚴重，甚至嚴峻）有意迴避，而意味著，他們各個都像愛默生，“相信世界會變好並對此懷有希望”，即使他們不知愛默生是誰，也從未接觸過他的書籍。
而依我看來，更多的我們的同胞，幾乎都是杜威式的“理性經驗主義哲學家”，在對自己的國家之前途的悲觀與樂觀之間的焦慮、迷惘，試圖開出藥方卻覺得每服藥都難以解決全部問題。既怕藥力過猛，又沮喪於藥力太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