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玫瑰的刺究竟領教多少？
誠如愛默生所言——“商業是像玫瑰花一樣美麗的”。
但他的話意味著——你要玫瑰，就得同時連它的刺一起要。
這世界上還沒培育出無刺的玫瑰。
這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商業時代“美麗”到像愛默生所盛讚的程度。
商業這支玫瑰的刺，有時確實是含有毒素的。它蜇人之後，人的痛疼的後果，比被馬蜂蜇了一下嚴重得多。它的氣味兒充滿社會，社會仿佛就變成了一個大批發市場或交易所了。而許許多多的人，其實並不甘願生活在一個類似大批發市場或交易所的社會裏。這的確也是商業時代令人厭惡的一麵。
韓非子曾說過：“婦人拾蠶，漁者握鱔，利之所在，忘其所惡。”
意思是——鱔似蛇，蠶似蠆，人見蛇則驚駭，見蠆則毛乍，然而因利，“皆為孟賁”，都成了勇士。
古文中又曾說過：“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飼蠶養鱔，勞動者謀生之計，其實無可厚非。何況，對於見慣了蠶的婦女，見慣了鱔的漁夫，並不覺得蠶和鱔很可怕。蠶還被南方的女人們叫做“蠶寶寶”呢。百姓的謀生，和商人的謀利，是有極大區別的。所以我雖引用了韓非子的話，倒並不贊同他的觀點，隻不過算做介紹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對利的看法罷了。
我的觀點是——人為謀生而勇，隻要不犯法，不害人，其實是可敬的。
商人為謀利而勇，是不是同樣可敬，就得具體分析了。
比如開棺材鋪的老闆，如果整天都在巴望著鬧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我內心裏就難以對他有什麽好印象了。當然那古文的原意，指的不是這樣的老闆，而是做棺材的匠人。“不憎人死”，也不過是不在乎自己的行當與死人的緊密關係罷了。
但現實生活中，許多商人的心理，又確確實實和某些開棺材鋪的老闆是一樣的，又確確實實整天都在巴望著鬧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莎翁的名劇《威尼斯商人》就對他們進行了入骨三分的寫照。
……
利己是商業的原則。
投機是商業的智謀。
昨兮今兮，亙古如茲。
1861年，一個移居英國的日本人某天早晨讀報時，看到了英國王子病情惡化的消息，於是大喜過望，他知道發財的機會來了，他奔走於倫敦和附近的城市，低價搶購黑衣服黑布。幾天後，王子去世了，在全英國的悲痛氣氛中，他高價拋賣黑衣服黑布，一轉手賺了約合九千萬日元。
商業的利潤幾乎總是伴著商人的投機行為源源滾入他們的錢櫃。一個不善於投機的商人幾乎不配是一個商人，起碼不配是一個好商人。
商業的利己原則往往是與社會和人心的情理原則背道而馳的，它有時傷害社會和人心的情理原則，確實像流氓強姦少女一樣。
商人和商人之間為了競爭，有時還會做出些異想天開，令世人瞠目結舌的事。20世紀90年代初，兩名未成年的少女參與大宗毒品走私，由國外緝拿歸案，下機伊始，她們立即被眾多的人包圍。除了新聞記者，還有為數不少的電影製片商、書刊商、電視節目承包人，爭先恐後與之簽約，打算將她們的犯罪經歷拍成電影、電視劇，或寫成暢銷書，忙得她們不亦樂乎。未出機場，已各自身價數百萬，儼然世界冠軍載譽歸來或阿姆斯特朗剛從月球歸來。這一鬧劇震驚美國朝野，引起公眾極大憤慨。但此事又是在“合法”的前提之下發生的。直至公眾忍無可忍，意欲組織遊行示威，以抗議商人逐利的無恥行徑，當局才出麵對商人們予以製止。
所以美國有一則諷刺商人的幽默講的是——書商出了一本書，贈送總統，不久探問總統看了沒有。總統秘書說看了，總統覺得很有意思。於是緊隨其後的大批再版此書的扉頁上都印了這樣一行字——總統看了覺得很有意思的書。又有書商效仿之，也贈了一本新書給總統。總統接受上一次教訓，說：“沒意思。”“沒意思”三個字也可以做gg。再版此書的扉頁上印了這樣一行字——總統看了說沒意思的書。第三位書商見前兩位的發行很是成功，央人硬送給總統一本書。這一次總統根本不看了。而此書的扉頁上印的是——這是一本總統連看都不願看的書。商人有時要利用什麽人什麽事大賺其錢，往往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表現得極端厚顏無恥。
公而論之，美國的商業相當成熟相當法製化，因而也是相當規範相當文明的商業。文明的“玫瑰”的“刺”，有時也如此這般地令他人反感令社會不恥，不能不說商業確有“惡習難改”的一麵。
在中國，從商業時代的初級階段到現在，鬧劇、俗劇、醜劇更是不勝枚舉。
比如從動物園裏租了老虎囚於店堂招徠顧客便是一例。報載，某省某市商場開張大吉之日。為了營造轟動效應，意租用一架直升機，打算來個“天女散花”，自空中撒下數萬元人民幣。其他拉大旗作虎皮的事例也屢屢出現。
我知道這樣一件事：某“個體企業家”為了高攀上層人物，贊助某社會公益活動150萬。條件隻有一個——名字見報，形象上電視，但一定要坐在某某領導身旁。一切疏通就緒，他卻在頭一天晚上因嫖娼被公安機關拘留，此時他的衣袋裏還揣著第二天上午的請柬。於是活動不得不取消。
5.貧富的起源與後果
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黑格爾、奧古斯丁、莎士比亞、培根、愛迪生、林肯、蕭伯納、盧梭、馬克思、羅斯金、羅素、梭洛……古今中外，幾乎一切思想者都思想過貧與富的問題。以上所列是外國的。至於吾國，不但更多，而且最能概括他們立場和觀點的某些言論，千百年來，早已為國人所熟知。不提也罷。
都是受命於人類的願望進行思想的。
從前思想，乃因構成世界上的財富的東西種類欠豐，數量也不充足，必然產生分配和占有的矛盾；現在思想，乃因貧富問題，依然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問題——盡管財富的種類空前豐富了，數量空前充足了。
這世界上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外交的，以及改朝換代的大事件，一半左右與貧富問題相關。有時表麵看來無關，歸根結底還是有關。那些大事件皆由背景因素醞釀，階級與階級、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貧富問題常是幕後鑼鼓、事件主題。
貧富懸殊是造成年代動盪不安的颶風。
經濟現象是形成那颶風的氣候。
從前那颶風往往掀起暴亂和革命，就像災難席捲之後發生瘟疫一樣自然而然合乎規律。
從前處於貧窮之境無望無助的一部分人類，需要比克服災難和瘟疫大得多的理性，才能克服揭竿而起的衝動。
從前“調查”貧富懸殊的是仇恨，現在是經濟水平。
誠如愛默生所言——“商業是像玫瑰花一樣美麗的”。
但他的話意味著——你要玫瑰，就得同時連它的刺一起要。
這世界上還沒培育出無刺的玫瑰。
這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商業時代“美麗”到像愛默生所盛讚的程度。
商業這支玫瑰的刺，有時確實是含有毒素的。它蜇人之後，人的痛疼的後果，比被馬蜂蜇了一下嚴重得多。它的氣味兒充滿社會，社會仿佛就變成了一個大批發市場或交易所了。而許許多多的人，其實並不甘願生活在一個類似大批發市場或交易所的社會裏。這的確也是商業時代令人厭惡的一麵。
韓非子曾說過：“婦人拾蠶，漁者握鱔，利之所在，忘其所惡。”
意思是——鱔似蛇，蠶似蠆，人見蛇則驚駭，見蠆則毛乍，然而因利，“皆為孟賁”，都成了勇士。
古文中又曾說過：“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飼蠶養鱔，勞動者謀生之計，其實無可厚非。何況，對於見慣了蠶的婦女，見慣了鱔的漁夫，並不覺得蠶和鱔很可怕。蠶還被南方的女人們叫做“蠶寶寶”呢。百姓的謀生，和商人的謀利，是有極大區別的。所以我雖引用了韓非子的話，倒並不贊同他的觀點，隻不過算做介紹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對利的看法罷了。
我的觀點是——人為謀生而勇，隻要不犯法，不害人，其實是可敬的。
商人為謀利而勇，是不是同樣可敬，就得具體分析了。
比如開棺材鋪的老闆，如果整天都在巴望著鬧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我內心裏就難以對他有什麽好印象了。當然那古文的原意，指的不是這樣的老闆，而是做棺材的匠人。“不憎人死”，也不過是不在乎自己的行當與死人的緊密關係罷了。
但現實生活中，許多商人的心理，又確確實實和某些開棺材鋪的老闆是一樣的，又確確實實整天都在巴望著鬧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莎翁的名劇《威尼斯商人》就對他們進行了入骨三分的寫照。
……
利己是商業的原則。
投機是商業的智謀。
昨兮今兮，亙古如茲。
1861年，一個移居英國的日本人某天早晨讀報時，看到了英國王子病情惡化的消息，於是大喜過望，他知道發財的機會來了，他奔走於倫敦和附近的城市，低價搶購黑衣服黑布。幾天後，王子去世了，在全英國的悲痛氣氛中，他高價拋賣黑衣服黑布，一轉手賺了約合九千萬日元。
商業的利潤幾乎總是伴著商人的投機行為源源滾入他們的錢櫃。一個不善於投機的商人幾乎不配是一個商人，起碼不配是一個好商人。
商業的利己原則往往是與社會和人心的情理原則背道而馳的，它有時傷害社會和人心的情理原則，確實像流氓強姦少女一樣。
商人和商人之間為了競爭，有時還會做出些異想天開，令世人瞠目結舌的事。20世紀90年代初，兩名未成年的少女參與大宗毒品走私，由國外緝拿歸案，下機伊始，她們立即被眾多的人包圍。除了新聞記者，還有為數不少的電影製片商、書刊商、電視節目承包人，爭先恐後與之簽約，打算將她們的犯罪經歷拍成電影、電視劇，或寫成暢銷書，忙得她們不亦樂乎。未出機場，已各自身價數百萬，儼然世界冠軍載譽歸來或阿姆斯特朗剛從月球歸來。這一鬧劇震驚美國朝野，引起公眾極大憤慨。但此事又是在“合法”的前提之下發生的。直至公眾忍無可忍，意欲組織遊行示威，以抗議商人逐利的無恥行徑，當局才出麵對商人們予以製止。
所以美國有一則諷刺商人的幽默講的是——書商出了一本書，贈送總統，不久探問總統看了沒有。總統秘書說看了，總統覺得很有意思。於是緊隨其後的大批再版此書的扉頁上都印了這樣一行字——總統看了覺得很有意思的書。又有書商效仿之，也贈了一本新書給總統。總統接受上一次教訓，說：“沒意思。”“沒意思”三個字也可以做gg。再版此書的扉頁上印了這樣一行字——總統看了說沒意思的書。第三位書商見前兩位的發行很是成功，央人硬送給總統一本書。這一次總統根本不看了。而此書的扉頁上印的是——這是一本總統連看都不願看的書。商人有時要利用什麽人什麽事大賺其錢，往往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表現得極端厚顏無恥。
公而論之，美國的商業相當成熟相當法製化，因而也是相當規範相當文明的商業。文明的“玫瑰”的“刺”，有時也如此這般地令他人反感令社會不恥，不能不說商業確有“惡習難改”的一麵。
在中國，從商業時代的初級階段到現在，鬧劇、俗劇、醜劇更是不勝枚舉。
比如從動物園裏租了老虎囚於店堂招徠顧客便是一例。報載，某省某市商場開張大吉之日。為了營造轟動效應，意租用一架直升機，打算來個“天女散花”，自空中撒下數萬元人民幣。其他拉大旗作虎皮的事例也屢屢出現。
我知道這樣一件事：某“個體企業家”為了高攀上層人物，贊助某社會公益活動150萬。條件隻有一個——名字見報，形象上電視，但一定要坐在某某領導身旁。一切疏通就緒，他卻在頭一天晚上因嫖娼被公安機關拘留，此時他的衣袋裏還揣著第二天上午的請柬。於是活動不得不取消。
5.貧富的起源與後果
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黑格爾、奧古斯丁、莎士比亞、培根、愛迪生、林肯、蕭伯納、盧梭、馬克思、羅斯金、羅素、梭洛……古今中外，幾乎一切思想者都思想過貧與富的問題。以上所列是外國的。至於吾國，不但更多，而且最能概括他們立場和觀點的某些言論，千百年來，早已為國人所熟知。不提也罷。
都是受命於人類的願望進行思想的。
從前思想，乃因構成世界上的財富的東西種類欠豐，數量也不充足，必然產生分配和占有的矛盾；現在思想，乃因貧富問題，依然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問題——盡管財富的種類空前豐富了，數量空前充足了。
這世界上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外交的，以及改朝換代的大事件，一半左右與貧富問題相關。有時表麵看來無關，歸根結底還是有關。那些大事件皆由背景因素醞釀，階級與階級、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貧富問題常是幕後鑼鼓、事件主題。
貧富懸殊是造成年代動盪不安的颶風。
經濟現象是形成那颶風的氣候。
從前那颶風往往掀起暴亂和革命，就像災難席捲之後發生瘟疫一樣自然而然合乎規律。
從前處於貧窮之境無望無助的一部分人類，需要比克服災難和瘟疫大得多的理性，才能克服揭竿而起的衝動。
從前“調查”貧富懸殊的是仇恨，現在是經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