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動盪不安的年代連宗教也無法保持人類靈魂問題的立場，或成為可利用的旗幟，或成為被利用的旗幟。
一個階層富到了它認為可以的程度，幾乎必然產生由其代表人物主宰一個國家長久命運的野心。那野心是它的放心。一個國家富到了它認為可以的程度，幾乎必然產生由其元首主宰世界長久命運的野心。那野心也是它的放心。符合著這樣的一種邏輯——能做的，則敢做。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世界史滿是如此這般的血腥的章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其實不是由勝敗來決定的，是由捲入大戰之諸國的經濟問題決定的。諸國嚴重的經濟虛症頻頻報警，結束大戰對諸國都是明智的。
“二戰”的起因是世界性的貧富問題，這一點體現於德日兩國最為典型，英美當時的富強使它們既羨慕又自卑。對於德日兩國，在最短的時間裏最快地富強起來的“方式”隻有一種，在它們想來隻有一種，那是一種兇惡的“方式”，它們兇惡地選擇了。
希特勒信誓旦旦地向德國保證，幾年內使每戶德國人家至少擁有一輛小汽車；東條英機則以中國東北廣袤肥沃的土地、無邊無際的森林以及豐富的地下資源誘惑日本國民，那些父母為了日本將自己的兒子送往軍隊……
海灣戰爭是貧富之戰，占世界最大份額的石油蘊藏在科威特的領土之下，在伊拉克看來是不公平的；
巴以戰爭說到底也是民族與民族的貧富之戰。對巴勒斯坦而言，沒有一個像樣的國都，便沒有民族富強的出頭之日；對以色列，耶路撒冷既是精神財富，也是將不斷升值的有形財富；
柏林圍牆的倒塌、韓朝的握手，不僅證明著統一的人類願望畢竟強烈於分裂的歧見，而且證明著希望富強的無可比擬的說服力；
柯林頓的支持率始終不減，乃因他是使美國經濟增長指數連年平穩上升的總統；
歐盟之所以一直存在，並且活動頻頻，還發行了統一的歐元，乃因成員國們認為——在勝者通吃的世界經濟新態勢前，要在貧富這架國際天平上保持住第二等級國的往昔地位，隻有聯盟起來才能給自己的信心充氣；
阿爾諾德曾說過這樣的話：“幾乎沒有人像現在大多數英國人持有這麽堅定的信念，即我們的國家以其充足的財富證明了她的偉大和她的福利精神。”但狄更斯這位英國作家和蕭伯納這位英國戲劇家筆下的英國可不像阿爾諾德說的那樣。歷史告訴我們，“日不落帝國”曾經的富強與它武力的殖民擴張有直接的因果關係。阿爾諾德所說的那一種“堅定的信念”，似乎更成了美國人的美國信念而不是英國人的英國信念。美國今日的富強是一枚由投機和榮耀組合成的徽章。從前它靠的是軍火，後來它靠的是科技。
一個國家在它的內部相對公平地解決了或解決著貧富問題，它就會日益地在國際上顯示出它的富強。哪怕它的先天資源不足以使其富，但是它起碼不會因此而繼續貧窮下去。
中國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中國改革開放的最顯著的成果，不是終於也和別國一樣產生了多少富豪，而是各個城市都在大麵積地拆除潰瘍一般的貧民區。中國隻不過是一個正在解決著貧窮人口問題的國家。否則它根本沒有在世界麵前誇耀什麽的資本，正如一位子女眾多的母親，僅僅給其中的一兩個穿上漂亮的衣裳而且炫示於人，那麽其虛榮是可笑的。
貧富的問題一旦從國際談到國家內部，先哲們不但態度和觀點相左，有時甚至水火相剋誓不兩立。
耶穌對一位富人說：“你若願意做仁德之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財富分給窮人。”否則呢，耶穌又說：“駱駝穿過針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門還容易呢。”
耶穌雖不是塵世中人，但是他的話代表著古代的人對貧富問題的一種願望。比之一部分人類後來的“革命”思想，那是一個溫和的願望。比之一部分人類後來在發展生產力以消除貧窮現象方麵的成就，那是一個簡單又懶惰的願望。
人類的貧窮是天然而古老的問題。因為人類走出森林住進山洞的時候，一點兒也不比其他動物富有。一部分人類的富有靠的是人類總體的生產力的提高。全人類解決貧窮現象還要靠此點，靠富人的仁德解決不了這一點。
蘇格拉底是多麽偉大的思想家啊！可是他告訴他的學生阿德曼托斯：當一個工匠富了以後，他的技藝必大大退化。他並以此說明富人多了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危害。他的學生當時沒有完全接受他的思想，然而也沒有反對。
但事實是，一個工匠富了以後，可以開辦技藝學校、技藝工廠，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那些產品吸引和提高著人們的消費，甚至可引領消費時尚。人們為了買得起那些產品，必得在自己的行業中加倍工作……
人類社會基本上是按這一經濟的規律發展的。因而我們有根據認為蘇格拉底錯了。
最著名的古典神學者阿奎那不但贊成蘇格拉底，而且比蘇氏的看法更激烈。他說：“追求財富的欲望是全部罪惡的總根源。”
如果人類的大多數真的至今這麽認為，那麽比爾·蓋茨當被燒死100次了。
但是財富和權力一樣，當被某一個人幾乎無限地壟斷時，即使那人對財富所持的思想無可指責，構成其現象的合法性也還是會引起普遍的不安，並深受懷疑。
普通的美國人自然不可能同意阿奎那的神學布道，但是連明智的美國也要限製“微軟”的發展。幸而美國對此早有預見，美國法律已為限製留下了依據。
比爾·蓋茨其實是無辜的，“微軟”其實也沒有什麽“罪惡”。
是合法的“遊戲規則”導演出了罕見的經濟奇蹟，而那奇蹟有可能反過來破壞“遊戲規則”。
美國限製的是美國式的奇蹟本身。凡奇蹟都有非正常性。
一個國家的成熟的理性正體現在這裏。
培根不是神學權威。但睿智的培根在財富問題上卻與阿奎那“英雄所見略同”。連他也說：“致富之術很多，其中大多數是卑汙的。”
他的話使我們聯想到馬克思的另一句話——（在資本主義製度之下）資本所積累的每一枚錢幣，無不沾染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按照培根的話，比爾·蓋茨是卑汙的。
但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認他並不卑汙。
按照馬克思的話，美元該是世界上最骯髒的東西了。但是連我們中國人，也開始用美元來計算國家財政的虛實了。而且，一個中國富豪積累人民幣的過程，就今天看來，其正派的程度，肯定比一個美國人積累美元的過程可疑得多。因為一個中國富豪積累人民幣的過程，太容易是與中國的某些當權者的“合作”過程了。
美國前總統詹森說：“所有證明貧困並非罪惡的理由，恰恰明顯地表明貧困是一種罪惡。”
一個階層富到了它認為可以的程度，幾乎必然產生由其代表人物主宰一個國家長久命運的野心。那野心是它的放心。一個國家富到了它認為可以的程度，幾乎必然產生由其元首主宰世界長久命運的野心。那野心也是它的放心。符合著這樣的一種邏輯——能做的，則敢做。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世界史滿是如此這般的血腥的章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其實不是由勝敗來決定的，是由捲入大戰之諸國的經濟問題決定的。諸國嚴重的經濟虛症頻頻報警，結束大戰對諸國都是明智的。
“二戰”的起因是世界性的貧富問題，這一點體現於德日兩國最為典型，英美當時的富強使它們既羨慕又自卑。對於德日兩國，在最短的時間裏最快地富強起來的“方式”隻有一種，在它們想來隻有一種，那是一種兇惡的“方式”，它們兇惡地選擇了。
希特勒信誓旦旦地向德國保證，幾年內使每戶德國人家至少擁有一輛小汽車；東條英機則以中國東北廣袤肥沃的土地、無邊無際的森林以及豐富的地下資源誘惑日本國民，那些父母為了日本將自己的兒子送往軍隊……
海灣戰爭是貧富之戰，占世界最大份額的石油蘊藏在科威特的領土之下，在伊拉克看來是不公平的；
巴以戰爭說到底也是民族與民族的貧富之戰。對巴勒斯坦而言，沒有一個像樣的國都，便沒有民族富強的出頭之日；對以色列，耶路撒冷既是精神財富，也是將不斷升值的有形財富；
柏林圍牆的倒塌、韓朝的握手，不僅證明著統一的人類願望畢竟強烈於分裂的歧見，而且證明著希望富強的無可比擬的說服力；
柯林頓的支持率始終不減，乃因他是使美國經濟增長指數連年平穩上升的總統；
歐盟之所以一直存在，並且活動頻頻，還發行了統一的歐元，乃因成員國們認為——在勝者通吃的世界經濟新態勢前，要在貧富這架國際天平上保持住第二等級國的往昔地位，隻有聯盟起來才能給自己的信心充氣；
阿爾諾德曾說過這樣的話：“幾乎沒有人像現在大多數英國人持有這麽堅定的信念，即我們的國家以其充足的財富證明了她的偉大和她的福利精神。”但狄更斯這位英國作家和蕭伯納這位英國戲劇家筆下的英國可不像阿爾諾德說的那樣。歷史告訴我們，“日不落帝國”曾經的富強與它武力的殖民擴張有直接的因果關係。阿爾諾德所說的那一種“堅定的信念”，似乎更成了美國人的美國信念而不是英國人的英國信念。美國今日的富強是一枚由投機和榮耀組合成的徽章。從前它靠的是軍火，後來它靠的是科技。
一個國家在它的內部相對公平地解決了或解決著貧富問題，它就會日益地在國際上顯示出它的富強。哪怕它的先天資源不足以使其富，但是它起碼不會因此而繼續貧窮下去。
中國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中國改革開放的最顯著的成果，不是終於也和別國一樣產生了多少富豪，而是各個城市都在大麵積地拆除潰瘍一般的貧民區。中國隻不過是一個正在解決著貧窮人口問題的國家。否則它根本沒有在世界麵前誇耀什麽的資本，正如一位子女眾多的母親，僅僅給其中的一兩個穿上漂亮的衣裳而且炫示於人，那麽其虛榮是可笑的。
貧富的問題一旦從國際談到國家內部，先哲們不但態度和觀點相左，有時甚至水火相剋誓不兩立。
耶穌對一位富人說：“你若願意做仁德之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財富分給窮人。”否則呢，耶穌又說：“駱駝穿過針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門還容易呢。”
耶穌雖不是塵世中人，但是他的話代表著古代的人對貧富問題的一種願望。比之一部分人類後來的“革命”思想，那是一個溫和的願望。比之一部分人類後來在發展生產力以消除貧窮現象方麵的成就，那是一個簡單又懶惰的願望。
人類的貧窮是天然而古老的問題。因為人類走出森林住進山洞的時候，一點兒也不比其他動物富有。一部分人類的富有靠的是人類總體的生產力的提高。全人類解決貧窮現象還要靠此點，靠富人的仁德解決不了這一點。
蘇格拉底是多麽偉大的思想家啊！可是他告訴他的學生阿德曼托斯：當一個工匠富了以後，他的技藝必大大退化。他並以此說明富人多了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危害。他的學生當時沒有完全接受他的思想，然而也沒有反對。
但事實是，一個工匠富了以後，可以開辦技藝學校、技藝工廠，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那些產品吸引和提高著人們的消費，甚至可引領消費時尚。人們為了買得起那些產品，必得在自己的行業中加倍工作……
人類社會基本上是按這一經濟的規律發展的。因而我們有根據認為蘇格拉底錯了。
最著名的古典神學者阿奎那不但贊成蘇格拉底，而且比蘇氏的看法更激烈。他說：“追求財富的欲望是全部罪惡的總根源。”
如果人類的大多數真的至今這麽認為，那麽比爾·蓋茨當被燒死100次了。
但是財富和權力一樣，當被某一個人幾乎無限地壟斷時，即使那人對財富所持的思想無可指責，構成其現象的合法性也還是會引起普遍的不安，並深受懷疑。
普通的美國人自然不可能同意阿奎那的神學布道，但是連明智的美國也要限製“微軟”的發展。幸而美國對此早有預見，美國法律已為限製留下了依據。
比爾·蓋茨其實是無辜的，“微軟”其實也沒有什麽“罪惡”。
是合法的“遊戲規則”導演出了罕見的經濟奇蹟，而那奇蹟有可能反過來破壞“遊戲規則”。
美國限製的是美國式的奇蹟本身。凡奇蹟都有非正常性。
一個國家的成熟的理性正體現在這裏。
培根不是神學權威。但睿智的培根在財富問題上卻與阿奎那“英雄所見略同”。連他也說：“致富之術很多，其中大多數是卑汙的。”
他的話使我們聯想到馬克思的另一句話——（在資本主義製度之下）資本所積累的每一枚錢幣，無不沾染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按照培根的話，比爾·蓋茨是卑汙的。
但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認他並不卑汙。
按照馬克思的話，美元該是世界上最骯髒的東西了。但是連我們中國人，也開始用美元來計算國家財政的虛實了。而且，一個中國富豪積累人民幣的過程，就今天看來，其正派的程度，肯定比一個美國人積累美元的過程可疑得多。因為一個中國富豪積累人民幣的過程，太容易是與中國的某些當權者的“合作”過程了。
美國前總統詹森說：“所有證明貧困並非罪惡的理由，恰恰明顯地表明貧困是一種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