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我自己的作品,這是有時連我自己也做不了主的。“某種程度”,應以不辜負廣大喜愛文學的讀者的期望為前提,而不僅僅以發表或出版的官方限製為前提。後一種前提是對自己的低標準要求而非高標準要求。在這一種情況之下,我將原諒自己的“偶爾失足”,我自己對自己的原諒無疑會比廣大讀者對我的原諒稍微寬厚點兒,但我一定約製自己不由“偶爾”滑到“再三再四”的程度。因為我所堅持的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的主要宗旨是麵對現實的文學性“發言”,包括文學性的指判式“發言”。我清楚,我若再“失足”,我的現實主義“發言權”也就由自己取消了。縱觀世界,非商業色彩的藝術和文學已屬鳳毛麟角。我不想聲明我一定加入鳳毛麟角,因為我做不到,還因為我不認為隻要帶有商業色彩了,藝術便不再藝術,文學便不再文學了。清高如鄭板橋者,也是為自己的畫明碼標價過的。更因為我開始意識到,一個商業時代的小說家,靠稿費盡家庭經濟責任,而又能相對嚴肅地進行長久的創作,乃是很“誠實的勞動”之一種。比之不能這樣,而不得不向國家伸手討索,討索不到就牢騷滿腹怨天尤人強。比我年輕的一批作家、編劇,某些人是很善於經營自己的。他們理當更善於經營自己。因為我這個年齡的作家從國家獲得到的,比如房子、基本工資、職稱,他們將不再那麽容易獲得到了。我到上海時,李子雲大姐問我是否已是作家中的富翁,我隻有笑笑,問她何以會這樣想。她說都在傳你《年輪》拿了幾十萬,《浮城》一書又拿了幾十萬,那你不已是百萬富翁了麽?我隻好又笑。我創作《年輪》電視劇,每集含稅2500元。我交《浮城》稿時,編輯說每千字80元,我嚇了一大跳。因為聞所未聞。自己主動提出不要比國家規定的稿酬標準高出那麽多,高出一點兒。每千字40元就滿足了。發行得好,願補就再給補些。發行得很好。但我的稿酬是按每千字40元外加印數稿酬算的。當時我甚至分不清印數稿酬和版稅有什麽區別,還曾打電話去向張抗抗請教。此前我的三四百萬字的作品,乃是由每千字7元、10元、13元、15元、20元至30元出版的。


    我真的不希望比我年輕的作家們向我說,這除了是“迂”不再是別的什麽。他們以後的命運將和我們大為不同。他們中的大多數將不得不變為脫離體製的自由職業者,他們不比我多些商品意識情形將會很糟糕……


    一個成熟的商業時代也許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最理性最明智的選擇,起碼目前是這樣。成熟的商業社會,需要一個國家與周邊國家的和平友好關係的保障,需要國內政治穩定的保障。這兩個商業時代的保障,其實首先已是與老百姓利益相關的重要保障。


    我凝眸注視商業時代,漸悟它的本質其實是寂寞的,是一種大寂寞。和平使國際外交主要成為外交家們的事,政治意識淡薄使政治主要成為政治家們的事。商業時代的驚心動魄的大決策,幾乎無一不與商業相關,而且僅僅反映在極小一部分人之間。有錢的開始有閑,有閑最能生出寂寞之感。缺錢的疲於奔命地掙錢,也就顧不上寂寞。連寂寞都顧不上的活法,無疑簡單乏味到極點了。商業社會的特徵,的的確確乃是金錢支配許多社會方麵許多人命運的特徵。它有時太令人厭惡。但細想想,又不見得比政治支配許多社會方麵許多人的命運更不堪承受到哪兒去。全民政治化是庸俗的政治,全民商業化恰恰是成熟的商業時代的標誌。商業時代的文學也將是寂寞的,因為成熟的商業時代將善於調解和處理許許多多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給文學剩下的僅僅是“社會題材”的“邊角料”。文學不屑於咀嚼這些“邊角料”,因而歸於人的心靈。但麵對寂寞的人的心靈,文學還沒形成文學以前,便先自倍感寂寞了。成熟的商業時代是斷難產生史詩性文學的時代……


    現在的中國,當然非是成熟的商業時代。一部分人仿佛被擯棄在它們的門外,進不去,又退回不到原來的社會坐標上,這是它趨向成熟,還是夭折在混沌狀態的大問號。進不去又退不回的人越來越多,它的混沌狀態將越持久。而持久對它是危險的……


    目前文學針對現實發出的種種感應之聲,是中國的另一足也邁入商業時代之前的尷尬的訴說乃至呼號。而之後,幾乎一切藝術和文學的品格,都必須或深或淺地印上商業的編號。當中國也果真成熟為一個商業時代了,文學對現實的感應之聲也就越來越微弱了。那時它不那樣是不可能的。正如目前要求它對時代本身的尷尬性放棄訴說和呼號是不可能的。


    那時的作家將比文學更其寂寞。但是人民卻會漸漸安於一個成熟的商業時代的寂寞。歸根結底,對某一時代的優劣的評估,主要是以人民而非作家們的感覺來判斷。相對於人民,時代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作家們的感覺不予理睬,而且不喪失它什麽最基本的原則。


    4.資本的玫瑰天生帶刺


    在商業的無序階段,往往幾年就可以成全一位資本家。


    而在有序的成熟的商業時代,千百萬個家庭中,幾輩子也產生不了一個資本家了,盡管可以產生不少官員、碩士、博士、作家和教授等等有身份的人。


    “當年他們都是些什麽人啊!”


    時至今日,我們仍能經常聽到這樣的話。這樣的話除了意味著是牢騷,不再意味著別的。牢騷中連當年的輕蔑和不屑也所剩不多了。


    商業時代賞給那些最早就亢奮地不顧一切地躍身到它的光影裏的人最大最多的實惠。


    這便是它的公平原則。


    它幾乎從來隻持這一種原則。


    當年的“二道販子”也罷,“倒爺”也罷,對中國商業時代的復歸,對喚醒中國人之商業意識,是不無功績的。


    而且,細分析之,他們的行為,也不像許多人想像的那麽貽害無窮。就是為了達到目的進行賄賂,當年其實也隻能塞些錢給小官吏們和小掌權者罷了。當年他們都還沒成氣候,他們的身份使他們較難接近大官吏,也根本拿不出幾十萬幾百萬去收買大官吏大掌權者。與後來商業領域內權錢交易的腐敗現象相比,他們的行為倒顯得較為單純,不那麽卑汙和觸目驚心聳人聽聞。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幾年裏,中國的商業時代曾呈現出最烏煙瘴氣的現象。商業不擇手段隻顧賺錢、其他似乎什麽都不顧了的貪婪性也暴露得最為淋漓盡致,“假冒偽劣”商品正是在那幾年裏泛濫成災,比比皆是,仿佛到了無法可治的地步。


    那幾年,是中國商業時代第二階段的開始,也是中國商業時代第一階段的結束。表象上是第二階段的開始,本質上是第一階段的結束。因為它在本質上是第一階段而非第二階段的高潮。正是高潮宣布著前一“情節”的終止。而後一“情節”,乃是在這一宕伏之際“趁虛而入”的。


    第二階段的高潮究竟如何,商業時代這支大手筆,又究竟會讓我們看到些怎樣的大矛盾、大衝突、大內容、大陣勢、大戲文和大演唱,我們則就是隻能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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