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也許就不太相信了。
然而這是真的，並且就發生在我身上。
有一份材料於1990年4月被塞入我的檔案12年之久，我在不久前因工作調動才得知。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地列印著“本人完全認可”。不但“認可”，還“完全”。而12年間，從無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之下向我核實過。其上列印著我的名字，代表我的簽字。也列印著當時童影廠廠長的名字，代表領導簽字。而那位廠長和我一樣，12年來全然不知此事。並且蓋著單位的章。但除一位當年主管人事的副廠長已故，一切任過童影廠廠級領導的人皆全然不知。現已查明，是一份冒用單位名義及廠長名義的材料，是一份嚴重違背人事紀律和原則的材料。甚而，可以認為是一件違法的事。
這一份材料，怎樣的不實事求是，有著什麽歪曲之處，什麽無中生有之處，也就不必細說了。僅說一點——我的做人原則，我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誨，我成長的文化背景，決定了我在某些時候，是一定會採取擔當責任的態度和做法的。何況，我當時在廠裏的職務角色也決定了，我不能眼見群眾陷於互相揭發的局麵。由我擔當，比之無人擔當，無論當時或現在看來，非是不良企圖。然而那材料卻連這一點也幹脆歪曲了……
不必說此事使我當年的所有廠級領導們多麽震驚，多麽生氣……
不必說顯然的，當年領導班子內部的一些矛盾，怎樣成了導致那樣一份材料被製造為一種“事實”的諸因素……
不必說此後某些事體現在我身上我曾也覺困惑……
倒是想說，我也給不少人做過所謂“政治結論”，且至今都在他們的檔案裏。那就是“文革”時期，我下鄉前，以班級“勤務員”資格，與軍宣隊一道，給我全班五十幾名同學做過“文革”表現之鑑定。算我兩名學生，一名軍宣隊員，還有一位是校“革委會”成員的老師。那樣的一份鑑定，對我的全班同學們後來十年的人生道路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我沒有利用我當時的“特權”挾私以報。恰恰幾名曾欺負過我的同學，將可能因某些莫須有的言行被列入政治另冊。我為了避免這樣的結果，在他們到外地打小工的時候，替他們多方取證，使他們未被列入另冊……
正是由於我那樣做，老師和軍宣隊才在我的檔案中寫下了“責人寬，克己嚴”一條。
由此我想到，在將來，我們目前的檔案製度，是要改變改變為好的。起碼，誰自己的檔案裏記載了些什麽，在什麽情況之下由誰們記載的，誰自己應是有權一清二楚的。並且，有權想什麽時候看一下就看一下，想提出質疑就可以提出質疑，可以要求重新調查了解。當然，如果某人被列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危險的分子，另當別論。
為什麽現在就不能改變改變呢？
因為現在，我年齡以上的許許多多中國人的檔案中，古古怪怪的記載仍在其中，而自己們仍不知。不知倒也好。果而都知道了，該怎麽想，怎麽說呢？歷史的痕跡，莫如就那樣保持原狀。
20世紀70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人，檔案則要簡明得多了。古古怪怪的記載，大抵是沒有了。即或有什麽汙點，本人也是一清二楚的。因為本人要過目，要親筆簽名。
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在近十幾年，實屬個別現象。
我希望那麽一天早一些到來——一切的中國人，看自己的檔案，隨時了解自己的檔案之中記載了些什麽，能像到圖書館上借一本工具書一樣，成為一種最一般的權利。
而這一天的到來，肯定標誌著中國的進步又達到了更高的層麵……
10.文化的報應
某年某月某日，上海市某小區內，一名女大學生爬上四樓的窗台欲跳樓，引得樓下圍觀群眾起鬧，他們說著冷言冷語，或譏諷或嘲笑。最終，女孩縱身從四樓跳下，幸運的是，她落在已經鋪好的氣墊上，隻有點輕傷。而令人寒心的，竟然有圍觀者說：“這麽矮，根本摔不死。”
這種麵對生命如此冷漠和麻木的情境，不禁使人想到魯迅先生筆下的“看客”。是我們的社會出了問題？還是國民的劣根性在作祟？
這是個不那麽容易回答的問題。當下，比尋找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拿鏡子照一下自己，自己是否就是“看客”中的一員，甚至是“幫凶”呢？
一個人幫助別人，你就相信他是一個好心人就夠了。相信其實就是這麽簡單的事情，但是在我們這裏被解構了。我們總是把這種現象延伸到“社會出現了問題”，說社會使人們感到鬱悶，因此導致這種現象。但是我個人覺得這種思維是不對的。因為如果是在一個受到長久的良好的文明和文化影響的國度裏，即使社會存在的問題很多，人民也不會是這樣的。即使在有階級衝突的社會裏，有品性的文化所張揚的也是一種超階級的“人性當善”的力量。而我們的文化人文含量太少，因此我不贊同把這都歸結為社會問題。即使一個社會出現了問題，作為一個人，他的做人底線也不應該是看著自己的同胞將死，而當成樂子圍觀之。
我在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看過一部蘇聯的小說《前麵是急轉彎》，這故事講的是一個駕車者遇到別人出車禍了，到底是救還是不救的問題。不救者最後失去愛情，失去友誼，失去別人對他的尊重。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在半個世紀前已經拍過這樣的電影，說明這個國家相對地比較在意文化對人們的影響。但是我們在這方麵，說來慚愧，做得非常不夠。從魯迅的小說《藥》始，到今天，除了用文化去影響我們的民族，似乎也沒別的辦法了。這將是漫長的文化任務，但也應是文化知識分子必須擔起的任務。
我們文化的啟迪影響力不夠。我很擔心我們將來有一天會受到文化的報應。我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到現在如果還不趕緊真誠地補上人文這一課的話，有一天，文化的缺失會給我們帶來悔之晚矣的後果。
我們對待文化的態度可分為兩個時期。一個時期是我們相信文化的力量很大。但這個時期，我們其實是僅僅將文化當做政治的工具在利用，一種宣傳的工具，而且這種宣傳並不指向人心。那時文化隻是一種政治的齒輪和螺絲釘，並沒有把文化作為一種保證社會和諧運轉的機器中的一環來看待。這個時期過去後，我們又轉為一種沮喪的想法，覺得文化起不到那個作用了，甚至想幹脆就放棄此種文化作用，因此現在的文化變成不起人文作用的文化了，喪失了文化的自覺性。
有些現象表麵看起來是道德層麵的問題，但是實際上是人性和心理層麵的問題。一個當代人有時可能並不明白自己的心理是不健康的，邪性的，而恰恰心理不健康的人最可能拒絕承認這個事實。在這種情況下，靠一般的說教是沒有用的，但是文藝有這種功能。文藝像一麵鏡子，不僅能照出人的容貌，還能照出人的內心。
然而這是真的，並且就發生在我身上。
有一份材料於1990年4月被塞入我的檔案12年之久，我在不久前因工作調動才得知。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地列印著“本人完全認可”。不但“認可”，還“完全”。而12年間，從無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之下向我核實過。其上列印著我的名字，代表我的簽字。也列印著當時童影廠廠長的名字，代表領導簽字。而那位廠長和我一樣，12年來全然不知此事。並且蓋著單位的章。但除一位當年主管人事的副廠長已故，一切任過童影廠廠級領導的人皆全然不知。現已查明，是一份冒用單位名義及廠長名義的材料，是一份嚴重違背人事紀律和原則的材料。甚而，可以認為是一件違法的事。
這一份材料，怎樣的不實事求是，有著什麽歪曲之處，什麽無中生有之處，也就不必細說了。僅說一點——我的做人原則，我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誨，我成長的文化背景，決定了我在某些時候，是一定會採取擔當責任的態度和做法的。何況，我當時在廠裏的職務角色也決定了，我不能眼見群眾陷於互相揭發的局麵。由我擔當，比之無人擔當，無論當時或現在看來，非是不良企圖。然而那材料卻連這一點也幹脆歪曲了……
不必說此事使我當年的所有廠級領導們多麽震驚，多麽生氣……
不必說顯然的，當年領導班子內部的一些矛盾，怎樣成了導致那樣一份材料被製造為一種“事實”的諸因素……
不必說此後某些事體現在我身上我曾也覺困惑……
倒是想說，我也給不少人做過所謂“政治結論”，且至今都在他們的檔案裏。那就是“文革”時期，我下鄉前，以班級“勤務員”資格，與軍宣隊一道，給我全班五十幾名同學做過“文革”表現之鑑定。算我兩名學生，一名軍宣隊員，還有一位是校“革委會”成員的老師。那樣的一份鑑定，對我的全班同學們後來十年的人生道路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我沒有利用我當時的“特權”挾私以報。恰恰幾名曾欺負過我的同學，將可能因某些莫須有的言行被列入政治另冊。我為了避免這樣的結果，在他們到外地打小工的時候，替他們多方取證，使他們未被列入另冊……
正是由於我那樣做，老師和軍宣隊才在我的檔案中寫下了“責人寬，克己嚴”一條。
由此我想到，在將來，我們目前的檔案製度，是要改變改變為好的。起碼，誰自己的檔案裏記載了些什麽，在什麽情況之下由誰們記載的，誰自己應是有權一清二楚的。並且，有權想什麽時候看一下就看一下，想提出質疑就可以提出質疑，可以要求重新調查了解。當然，如果某人被列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危險的分子，另當別論。
為什麽現在就不能改變改變呢？
因為現在，我年齡以上的許許多多中國人的檔案中，古古怪怪的記載仍在其中，而自己們仍不知。不知倒也好。果而都知道了，該怎麽想，怎麽說呢？歷史的痕跡，莫如就那樣保持原狀。
20世紀70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人，檔案則要簡明得多了。古古怪怪的記載，大抵是沒有了。即或有什麽汙點，本人也是一清二楚的。因為本人要過目，要親筆簽名。
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在近十幾年，實屬個別現象。
我希望那麽一天早一些到來——一切的中國人，看自己的檔案，隨時了解自己的檔案之中記載了些什麽，能像到圖書館上借一本工具書一樣，成為一種最一般的權利。
而這一天的到來，肯定標誌著中國的進步又達到了更高的層麵……
10.文化的報應
某年某月某日，上海市某小區內，一名女大學生爬上四樓的窗台欲跳樓，引得樓下圍觀群眾起鬧，他們說著冷言冷語，或譏諷或嘲笑。最終，女孩縱身從四樓跳下，幸運的是，她落在已經鋪好的氣墊上，隻有點輕傷。而令人寒心的，竟然有圍觀者說：“這麽矮，根本摔不死。”
這種麵對生命如此冷漠和麻木的情境，不禁使人想到魯迅先生筆下的“看客”。是我們的社會出了問題？還是國民的劣根性在作祟？
這是個不那麽容易回答的問題。當下，比尋找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拿鏡子照一下自己，自己是否就是“看客”中的一員，甚至是“幫凶”呢？
一個人幫助別人，你就相信他是一個好心人就夠了。相信其實就是這麽簡單的事情，但是在我們這裏被解構了。我們總是把這種現象延伸到“社會出現了問題”，說社會使人們感到鬱悶，因此導致這種現象。但是我個人覺得這種思維是不對的。因為如果是在一個受到長久的良好的文明和文化影響的國度裏，即使社會存在的問題很多，人民也不會是這樣的。即使在有階級衝突的社會裏，有品性的文化所張揚的也是一種超階級的“人性當善”的力量。而我們的文化人文含量太少，因此我不贊同把這都歸結為社會問題。即使一個社會出現了問題，作為一個人，他的做人底線也不應該是看著自己的同胞將死，而當成樂子圍觀之。
我在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看過一部蘇聯的小說《前麵是急轉彎》，這故事講的是一個駕車者遇到別人出車禍了，到底是救還是不救的問題。不救者最後失去愛情，失去友誼，失去別人對他的尊重。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在半個世紀前已經拍過這樣的電影，說明這個國家相對地比較在意文化對人們的影響。但是我們在這方麵，說來慚愧，做得非常不夠。從魯迅的小說《藥》始，到今天，除了用文化去影響我們的民族，似乎也沒別的辦法了。這將是漫長的文化任務，但也應是文化知識分子必須擔起的任務。
我們文化的啟迪影響力不夠。我很擔心我們將來有一天會受到文化的報應。我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到現在如果還不趕緊真誠地補上人文這一課的話，有一天，文化的缺失會給我們帶來悔之晚矣的後果。
我們對待文化的態度可分為兩個時期。一個時期是我們相信文化的力量很大。但這個時期，我們其實是僅僅將文化當做政治的工具在利用，一種宣傳的工具，而且這種宣傳並不指向人心。那時文化隻是一種政治的齒輪和螺絲釘，並沒有把文化作為一種保證社會和諧運轉的機器中的一環來看待。這個時期過去後，我們又轉為一種沮喪的想法，覺得文化起不到那個作用了，甚至想幹脆就放棄此種文化作用，因此現在的文化變成不起人文作用的文化了，喪失了文化的自覺性。
有些現象表麵看起來是道德層麵的問題，但是實際上是人性和心理層麵的問題。一個當代人有時可能並不明白自己的心理是不健康的，邪性的，而恰恰心理不健康的人最可能拒絕承認這個事實。在這種情況下，靠一般的說教是沒有用的，但是文藝有這種功能。文藝像一麵鏡子，不僅能照出人的容貌，還能照出人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