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這一種見怪不怪的現實，又每使我聯想到謝甫琴科。眾所周知，謝氏生長在農奴家庭，從小失去雙親，孤苦伶仃，實際上便開始做一個小農奴。盡管他的身份似乎比農奴高一等，叫“使喚人”。
後來，他成為烏克蘭民族的畫家和詩人，名聲遠播，於是受到沙皇的召見。
其刻，宮殿上文武百官都向沙皇三躬其腰，口出頌詞，唯謝甫琴科一人挺身於旁，神情漠然。
沙皇慍怒，問：“你是什麽人？”
詩人平靜地回答：“我是塔拉斯·格裏戈耶維奇·謝甫琴科。”
沙皇又問：“你不向我彎腰致敬，想證明什麽？”
詩人不卑不亢地回答：“陛下，不是我要見您，是您要見我。如果我也像您麵前這些人一樣深深地彎下腰，您又怎麽能看得清我呢？”
這一次召見，決定了詩人一生的命運。
如果，他和沙皇麵前的那些人一樣；如果，他哪怕稍微裝出一點兒卑躬屈膝——這在當時實在算不上什麽恥辱，許多比他聲名顯赫的人物都以被沙皇召見過為莫大榮幸——那麽他也許將從此成為沙皇的寵兒。
但是由於他的桀驁不馴（這乃是由於他的出身和經歷，從一開始就在他內心裏種下了輕蔑王權的種子），使他幾乎一生都成為讓沙皇耿耿於懷的人。
在王權的巨大投影之下，無論什麽人，若想站直了，就必付出代價。
謝氏為此付出過代價。
法國的雨果也為此付出過代價。
還有俄國的普希金。
還有許許多多在王權的巨大投影之下企圖站直了的人……
民主之所以對於人民畢竟是好事，就在於它徹底驅散了王權的巨大投影之後，使人人都有可能從心理上獲得解放，彎腰與不彎腰，完全出於自願，出於敬意的有無，而根本不必假裝作戲。倒是反過來了，有權之人，每每在人民麵前作秀，以獲得人民的好感。因為人民幾乎無時無刻都有資格以民主的名義理直氣壯地說：“你的權力是我們給的，我們想收回給予別人，便可以那樣做！”
王權巨大投影之下的任何人，卻不得不經常告誡自己：“我現有的一切是王權的代表者們給的，他們想把它縮減到多麽小的程度，就可以把它縮減到多麽小的程度。他們一旦想收回它，不愁沒有正當的理由。”
中國的民主局麵、法製成就，近年發展得很快，有目共睹。但我們中國人畢竟在王權的巨大投影之下彎腰彎得太久了，似乎成了一種遺傳病，鼓勵站直了，許多人可能一時反而不習慣，感覺反而不自然。
掃描社會，觀察這一種現象，所見是非常有趣的。
“我認識××廠長！”
“我認識××處長！”
“我認識××局長！”
“我認識××部長！”
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中，都時常會聽到這樣一種炫耀。而其炫耀，效果往往又立竿見影。仿佛炫耀者本身，頓時腦後呈現七彩光環似的。倘不直接認識官員們，那麽認識他們的秘書、兒女、三親六戚，也似乎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尤以認識官員們的夫人，最是資本。
中國人公開宣布自己擁有這些特殊關係時，其實是想證明——我是一個有條件站直了的人！但所認識的官員一旦“趴下”了，或從官體製中隱退，一度站直了的某些中國人，又必然會一如既往地彎下腰。於是他趕緊彎下腰去認識另外的官。因為他畢竟曾靠認識官而站直過，體驗了站直的感覺之良好……
如今，一個中國人站直了，已不須付出以往時代那種代價。那種代價太沉重，有時甚至很慘重。在中國以往的時代，隻有幾千萬分之一的人嚐試過。
但如今，一個隨時準備彎下腰的中國人，依然肯定地比一個隨時準備“站直”了的中國人獲益多多。
某一天這種情況反過來，中國就將成為一個前途更為光明的國家了。
9.中國檔案製度質疑
事實上，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兩份戶口，一份證明身份，一份記載個人歷史。那第二份“戶口”，即每一個中國人的檔案。它從我們的中學時代開始由別人們為我們“建立”了，以後將伴隨我們的一生。兩份戶口都與中國人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二十餘年前，又簡直可以說駕馭著我們的一生。
第一份戶口就不多說了。當年對一個城市人最嚴厲的處罰，便是註銷戶口，這種處罰每與刑律同時執行。現在不這樣了，乃是法律的進步。現在某些城市，已開始鬆動戶口限製，乃是時代的進步。
這裏談談我對中國人的另一份“戶口”的看法。
倘誰的檔案中，被以組織（比如團支部、團委、黨支部、黨委）的名義，或單位或單位領導個人的名義塞入一份材料，對誰一貫的或某一時期的工作表現、生活作風、道德品質以及政治言行等方麵作歪曲的、甚而帶有惡意的某種所謂“結論”，更甚而編造了情節，而其人始終蒙在鼓裏，全然不知……
倘此類事發生在從前，即“文革”結束以前，恐怕是沒有哪一個中國人會覺得驚訝的。我們從前的中國人，對這種現象已是見慣不怪。從前中國人檔案裏的種種材料，因為代表著組織、單位或領導，其真實性簡直是不容產生絲毫懷疑的。一言以蔽之，不真實也真實。
復旦大學有一位老師，“文革”前所開幾次會上，“有幸”與某人同室，某怕鬼，卻又愛聽鬼故事，偏那位老師擅講鬼故事。在央求下，講了幾則給某聽。“文革”中就成了審查對象，審得他稀裏糊塗。因為某人已是大領導。後來終於明白，檔案中多了一份材料，上寫著“對領導懷有不良心理”。“領導”怕鬼，還講鬼故事給領導聽，當然是“懷有不良心理”了。再後來經暗示方恍然大悟，於是從實招來，結果因而被定為“壞人”。再再後來被下放農村改造，貧下中農以為他慣耍流氓，一點兒好顏色也沒給過他……
我們原童影廠的一位老大姐，年輕時檔案裏被塞入半頁紙，其上僅一行字——“常與華僑出雙入對，勾勾搭搭”。
就那麽半頁紙，就那麽一行字，無章，無署名，無日期，然而起著對她的認識作用。看過她檔案的領導皆以為她“作風不正派”。後來人們才搞清楚，其實她僅“經常”與一位華僑“出雙入對”，而且那華僑也是女性，而且是她母親……
電影界的一位老同誌去世，我為其寫小傳，接觸到其檔案（已故之人的檔案就不那麽保密了），內中一封信使我大為奇怪——那不過是她年輕時寫給她親兄的一封親情信，紙頁已變黃脆。隻因其兄當年是香港商人，那信竟成了“政治嫌疑”的證據入了她的檔案……
但，倘諸如此類的事發生在“文革”後呢？暴露於今天呢？
後來，他成為烏克蘭民族的畫家和詩人，名聲遠播，於是受到沙皇的召見。
其刻，宮殿上文武百官都向沙皇三躬其腰，口出頌詞，唯謝甫琴科一人挺身於旁，神情漠然。
沙皇慍怒，問：“你是什麽人？”
詩人平靜地回答：“我是塔拉斯·格裏戈耶維奇·謝甫琴科。”
沙皇又問：“你不向我彎腰致敬，想證明什麽？”
詩人不卑不亢地回答：“陛下，不是我要見您，是您要見我。如果我也像您麵前這些人一樣深深地彎下腰，您又怎麽能看得清我呢？”
這一次召見，決定了詩人一生的命運。
如果，他和沙皇麵前的那些人一樣；如果，他哪怕稍微裝出一點兒卑躬屈膝——這在當時實在算不上什麽恥辱，許多比他聲名顯赫的人物都以被沙皇召見過為莫大榮幸——那麽他也許將從此成為沙皇的寵兒。
但是由於他的桀驁不馴（這乃是由於他的出身和經歷，從一開始就在他內心裏種下了輕蔑王權的種子），使他幾乎一生都成為讓沙皇耿耿於懷的人。
在王權的巨大投影之下，無論什麽人，若想站直了，就必付出代價。
謝氏為此付出過代價。
法國的雨果也為此付出過代價。
還有俄國的普希金。
還有許許多多在王權的巨大投影之下企圖站直了的人……
民主之所以對於人民畢竟是好事，就在於它徹底驅散了王權的巨大投影之後，使人人都有可能從心理上獲得解放，彎腰與不彎腰，完全出於自願，出於敬意的有無，而根本不必假裝作戲。倒是反過來了，有權之人，每每在人民麵前作秀，以獲得人民的好感。因為人民幾乎無時無刻都有資格以民主的名義理直氣壯地說：“你的權力是我們給的，我們想收回給予別人，便可以那樣做！”
王權巨大投影之下的任何人，卻不得不經常告誡自己：“我現有的一切是王權的代表者們給的，他們想把它縮減到多麽小的程度，就可以把它縮減到多麽小的程度。他們一旦想收回它，不愁沒有正當的理由。”
中國的民主局麵、法製成就，近年發展得很快，有目共睹。但我們中國人畢竟在王權的巨大投影之下彎腰彎得太久了，似乎成了一種遺傳病，鼓勵站直了，許多人可能一時反而不習慣，感覺反而不自然。
掃描社會，觀察這一種現象，所見是非常有趣的。
“我認識××廠長！”
“我認識××處長！”
“我認識××局長！”
“我認識××部長！”
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中，都時常會聽到這樣一種炫耀。而其炫耀，效果往往又立竿見影。仿佛炫耀者本身，頓時腦後呈現七彩光環似的。倘不直接認識官員們，那麽認識他們的秘書、兒女、三親六戚，也似乎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尤以認識官員們的夫人，最是資本。
中國人公開宣布自己擁有這些特殊關係時，其實是想證明——我是一個有條件站直了的人！但所認識的官員一旦“趴下”了，或從官體製中隱退，一度站直了的某些中國人，又必然會一如既往地彎下腰。於是他趕緊彎下腰去認識另外的官。因為他畢竟曾靠認識官而站直過，體驗了站直的感覺之良好……
如今，一個中國人站直了，已不須付出以往時代那種代價。那種代價太沉重，有時甚至很慘重。在中國以往的時代，隻有幾千萬分之一的人嚐試過。
但如今，一個隨時準備彎下腰的中國人，依然肯定地比一個隨時準備“站直”了的中國人獲益多多。
某一天這種情況反過來，中國就將成為一個前途更為光明的國家了。
9.中國檔案製度質疑
事實上，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兩份戶口，一份證明身份，一份記載個人歷史。那第二份“戶口”，即每一個中國人的檔案。它從我們的中學時代開始由別人們為我們“建立”了，以後將伴隨我們的一生。兩份戶口都與中國人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二十餘年前，又簡直可以說駕馭著我們的一生。
第一份戶口就不多說了。當年對一個城市人最嚴厲的處罰，便是註銷戶口，這種處罰每與刑律同時執行。現在不這樣了，乃是法律的進步。現在某些城市，已開始鬆動戶口限製，乃是時代的進步。
這裏談談我對中國人的另一份“戶口”的看法。
倘誰的檔案中，被以組織（比如團支部、團委、黨支部、黨委）的名義，或單位或單位領導個人的名義塞入一份材料，對誰一貫的或某一時期的工作表現、生活作風、道德品質以及政治言行等方麵作歪曲的、甚而帶有惡意的某種所謂“結論”，更甚而編造了情節，而其人始終蒙在鼓裏，全然不知……
倘此類事發生在從前，即“文革”結束以前，恐怕是沒有哪一個中國人會覺得驚訝的。我們從前的中國人，對這種現象已是見慣不怪。從前中國人檔案裏的種種材料，因為代表著組織、單位或領導，其真實性簡直是不容產生絲毫懷疑的。一言以蔽之，不真實也真實。
復旦大學有一位老師，“文革”前所開幾次會上，“有幸”與某人同室，某怕鬼，卻又愛聽鬼故事，偏那位老師擅講鬼故事。在央求下，講了幾則給某聽。“文革”中就成了審查對象，審得他稀裏糊塗。因為某人已是大領導。後來終於明白，檔案中多了一份材料，上寫著“對領導懷有不良心理”。“領導”怕鬼，還講鬼故事給領導聽，當然是“懷有不良心理”了。再後來經暗示方恍然大悟，於是從實招來，結果因而被定為“壞人”。再再後來被下放農村改造，貧下中農以為他慣耍流氓，一點兒好顏色也沒給過他……
我們原童影廠的一位老大姐，年輕時檔案裏被塞入半頁紙，其上僅一行字——“常與華僑出雙入對，勾勾搭搭”。
就那麽半頁紙，就那麽一行字，無章，無署名，無日期，然而起著對她的認識作用。看過她檔案的領導皆以為她“作風不正派”。後來人們才搞清楚，其實她僅“經常”與一位華僑“出雙入對”，而且那華僑也是女性，而且是她母親……
電影界的一位老同誌去世，我為其寫小傳，接觸到其檔案（已故之人的檔案就不那麽保密了），內中一封信使我大為奇怪——那不過是她年輕時寫給她親兄的一封親情信，紙頁已變黃脆。隻因其兄當年是香港商人，那信竟成了“政治嫌疑”的證據入了她的檔案……
但，倘諸如此類的事發生在“文革”後呢？暴露於今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