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許許多多人恐慌於平凡的社會，必層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
而文化如果不去關注和強調平凡者們第一位置的社會地位，盡管他們看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費神——那麽，這樣的文化，也就隻有忙不迭地不遺餘力地去為“不平凡”起來的人們大唱讚歌了，並且在“較高級”的利益方麵與他們聯繫在一起，於是眼睜睜不見他們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這乃是中國包括傳媒在內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們在內的思想界的一種勢利眼病……
7.當懷才不遇者遭遇暴發戶
我有一個中學同學，前幾年抓住了某種人生機遇，當上了一家中外合資公司的董事長。後來公司奇蹟般地發展壯大，於是本人也成了一個令別人羨煞的人物——家庭富麗堂皇，豪華轎車代步，三天兩頭出國一次。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非“五星”級賓館是不屑於住的。於是幾乎在一切人前頤指氣使，常不可一世的樣子。
我還有一個中學同學，是個自以為“懷才不遇”的人。每每嗟嘆錯過了某些人生機遇，滿肚子的憤世不平。當然，他頂瞧不起的，是我那當上了董事長的同學，又瞧不起又羨煞。其實他很有心攀附於對方，可對方似曾暗示他——攀附也是白攀附，絕不會因此而給他什麽好處。於是他心裏隻剩下了瞧不起，又瞧不起又嫉恨。
實事求是地說，當了董事長的同學，確有許多“暴發者”的劣跡。而又瞧不起他又嫉恨他的同學，漸漸地便將收集他的種種劣跡，當成了自己的一件很重要、很主要、很正經的事。收集自然是為了宣揚，宣揚自然是為了搞臭對方。雖然人微言輕，勢單力薄，並不能達到搞臭之目的，但諷之謗之，總是一種宣洩，總是一種快感，心理也多少獲得些許暫時的平衡，仿佛連世界在這一時刻，都暫時變得公正了些。
幾年來，一方在不斷地發達，一方在不斷地攻訐。一方根本不把另一方的存在當成一回事兒，另一方卻把對方的存在當成了自己存在的意義似的，總盼著某一天看到對方徹底垮台……其實對方總有一天要垮台，乃是許許多多的人早已預見到了的。
果不其然，當董事長的那一位東窗事發，一變而為“嚴打”對象，倉倉促促地逃亡國外了。其家人親眷、三朋四友，不是成了“階下囚”，便是成了“網中人”。他那一個偌大的公司，當然也就垮得更徹底。
此後我又見到了那個“懷才不遇”的同學。
我問他：“今後，你心情該舒暢些了吧？”
他卻鬱鬱地說：“有什麽可舒暢的？”
我說：“被你言中，×××和他的公司終於徹底垮了，你的心情還有什麽不舒暢的？”
他苦笑一下，說：“高興是高興了幾天，可是……”
囁囁嚅嚅，分明地有許多難言隱衷。
我問：“可是什麽啊？講出來，別悶在心裏嘛！”
他吞吐片刻，說出的一句話是：“可是我他媽的還是我啊！眼瞅著快往五十奔了，才混到一個副科級，這世道太黑暗了！”
我望著他，竟不知怎樣安慰。
他任的是一個閑職，沒什麽權力，自然也沒什麽責任，卻有的是時間，無所謂上班，經常在單位四方八麵地打電話，慫恿熟悉的人們“撮一頓”。隻要有人埋單，不管在多遠的地方，不管是在什麽街角旮旯的飯館，不管相聚的是些什麽人，也不管颳風還是下雨，蹬輛破自行車，總是要趕去的。每次必醉。以前，吃喝著的同時，還可以罵罵我那個當董事長的同學，醉了還可以罵罵這社會。而我那個當董事長的同學逃亡國外以後，在國內連一個可供他罵罵出氣的具體人物也沒有了。倘偏要繼續罵，聽者覺得無聊，自己也覺得怪索然的。醉了罵這社會呢，又似乎罵不出多少道理了。倘說社會先前不公，皆因將他壓根兒瞧不起的一個小子抬舉成了什麽董事長的話，社會不是已然徹底收回對那個小子的寵愛，很令他解恨地懲罰那個小子了麽？倘要求社會也讓他當上一位什麽董事長才顯得更公正的話，他又分明地沒多少“硬性”理由可擺，說不出口。於是呢，詛咒失去了具體之目標，嫉恨失去了具體之目標，仇視也失去了具體之目標。須知原先的他，幾乎是將詛咒、嫉恨、收集一個具體之人的劣跡並廣為傳播當成自己生活的重要的主要的意義的。現在他似乎反倒覺得自己的生活喪失了意義，很缺少目的性了，反倒覺得活得更無聊、更空虛、更失意了。話說得少了，酒卻喝得更多了，於是更常醉醺醺的了，人也更無精打彩、更自卑、更頹廢了……
同學們認為他這樣子長此下去是不行的，都勸他應該想想自己還能做什麽，還能做好什麽，還能怎樣向社會證實自己的個人價值。可他，其實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願做。於是呢，也便沒有什麽大的機遇向他招手微笑，小的機遇又一次次被他眼睜睜地從自己身旁錯過……
後來聽說他病了，去醫院檢查了幾次，沒查出什麽了不得的病，但又確實是在病著。有經常見到他的同學跟我說，一副活不了多久的老病號的懨懨苟活的樣子……
再後來我回哈爾濱市，眾同學聚首，自然又見著了他。使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的狀態並不像某些同學說的那樣糟。相反，他氣色挺不錯，情緒也很好，整個人的精神極為亢奮，酒量更見長了。
“他媽的，就那個王八蛋，他也配當局長？他哪點兒比我強？你們說他哪點兒比我強？啊？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我當副科長時，他不過是我手底下一催巴兒！”
我悄悄問身旁的同學：“他這又罵誰呢？”
答曰：“咱們當年的同學中，有一個當上了局長……”
我暗想——原來他又找到了某種活著的意義和目的性。進而想，也許他肯定比我們大家都活得長，因為那麽一種活著的意義和目的性，今天實在是太容易找到了。即使一度喪失，那也不過是暫時的，導致的空虛也就不會太長久。
“有一天我在一家大飯店裏碰見了他，衣冠楚楚的，人五人六的，見我愛搭理不搭理的，身後還跟著一位女秘書！我今天把話撂這兒，過不了多久，他準一個筋鬥從局長的交椅上栽下來，成為×××第二……”
他說得很激昂，很慷慨，頸上的額上的青筋凸起，唾沫四濺……
8.站直了，不容易
像世界上一切封建帝王統治史漫長的國家一樣，中國也是一個“官本位”影響深厚久遠的國家。於今，其影響雖已縮斂，但仍強勁地左右著許多中國人，包括許多大小知識分子的命運狀況。故中國人，以及中國大小知識分子頭腦中一再滋生出犬儒思想的陋芽，並玩世地將犬儒思想的方式當成一種成熟、一種人生的大智慧、一種瀟灑似的活法，委實也是可以理解，甚至應予體恤的。在“官本位”的巨大投影之下，從獻身於官體製的官們，到依存於官體製的大小知識分子們，到受治於官體製的庶民百姓們，誰想站直了，都非是容易之事。相反，千萬別站直了，倒真的是一種有自知之明的表現。而且，隻要習慣了，感覺也不是多麽的不好，有時甚至會獲得較好的很好的感覺，會獲得比企圖站直了還好的感覺。
而文化如果不去關注和強調平凡者們第一位置的社會地位，盡管他們看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費神——那麽，這樣的文化，也就隻有忙不迭地不遺餘力地去為“不平凡”起來的人們大唱讚歌了，並且在“較高級”的利益方麵與他們聯繫在一起，於是眼睜睜不見他們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這乃是中國包括傳媒在內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們在內的思想界的一種勢利眼病……
7.當懷才不遇者遭遇暴發戶
我有一個中學同學，前幾年抓住了某種人生機遇，當上了一家中外合資公司的董事長。後來公司奇蹟般地發展壯大，於是本人也成了一個令別人羨煞的人物——家庭富麗堂皇，豪華轎車代步，三天兩頭出國一次。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非“五星”級賓館是不屑於住的。於是幾乎在一切人前頤指氣使，常不可一世的樣子。
我還有一個中學同學，是個自以為“懷才不遇”的人。每每嗟嘆錯過了某些人生機遇，滿肚子的憤世不平。當然，他頂瞧不起的，是我那當上了董事長的同學，又瞧不起又羨煞。其實他很有心攀附於對方，可對方似曾暗示他——攀附也是白攀附，絕不會因此而給他什麽好處。於是他心裏隻剩下了瞧不起，又瞧不起又嫉恨。
實事求是地說，當了董事長的同學，確有許多“暴發者”的劣跡。而又瞧不起他又嫉恨他的同學，漸漸地便將收集他的種種劣跡，當成了自己的一件很重要、很主要、很正經的事。收集自然是為了宣揚，宣揚自然是為了搞臭對方。雖然人微言輕，勢單力薄，並不能達到搞臭之目的，但諷之謗之，總是一種宣洩，總是一種快感，心理也多少獲得些許暫時的平衡，仿佛連世界在這一時刻，都暫時變得公正了些。
幾年來，一方在不斷地發達，一方在不斷地攻訐。一方根本不把另一方的存在當成一回事兒，另一方卻把對方的存在當成了自己存在的意義似的，總盼著某一天看到對方徹底垮台……其實對方總有一天要垮台，乃是許許多多的人早已預見到了的。
果不其然，當董事長的那一位東窗事發，一變而為“嚴打”對象，倉倉促促地逃亡國外了。其家人親眷、三朋四友，不是成了“階下囚”，便是成了“網中人”。他那一個偌大的公司，當然也就垮得更徹底。
此後我又見到了那個“懷才不遇”的同學。
我問他：“今後，你心情該舒暢些了吧？”
他卻鬱鬱地說：“有什麽可舒暢的？”
我說：“被你言中，×××和他的公司終於徹底垮了，你的心情還有什麽不舒暢的？”
他苦笑一下，說：“高興是高興了幾天，可是……”
囁囁嚅嚅，分明地有許多難言隱衷。
我問：“可是什麽啊？講出來，別悶在心裏嘛！”
他吞吐片刻，說出的一句話是：“可是我他媽的還是我啊！眼瞅著快往五十奔了，才混到一個副科級，這世道太黑暗了！”
我望著他，竟不知怎樣安慰。
他任的是一個閑職，沒什麽權力，自然也沒什麽責任，卻有的是時間，無所謂上班，經常在單位四方八麵地打電話，慫恿熟悉的人們“撮一頓”。隻要有人埋單，不管在多遠的地方，不管是在什麽街角旮旯的飯館，不管相聚的是些什麽人，也不管颳風還是下雨，蹬輛破自行車，總是要趕去的。每次必醉。以前，吃喝著的同時，還可以罵罵我那個當董事長的同學，醉了還可以罵罵這社會。而我那個當董事長的同學逃亡國外以後，在國內連一個可供他罵罵出氣的具體人物也沒有了。倘偏要繼續罵，聽者覺得無聊，自己也覺得怪索然的。醉了罵這社會呢，又似乎罵不出多少道理了。倘說社會先前不公，皆因將他壓根兒瞧不起的一個小子抬舉成了什麽董事長的話，社會不是已然徹底收回對那個小子的寵愛，很令他解恨地懲罰那個小子了麽？倘要求社會也讓他當上一位什麽董事長才顯得更公正的話，他又分明地沒多少“硬性”理由可擺，說不出口。於是呢，詛咒失去了具體之目標，嫉恨失去了具體之目標，仇視也失去了具體之目標。須知原先的他，幾乎是將詛咒、嫉恨、收集一個具體之人的劣跡並廣為傳播當成自己生活的重要的主要的意義的。現在他似乎反倒覺得自己的生活喪失了意義，很缺少目的性了，反倒覺得活得更無聊、更空虛、更失意了。話說得少了，酒卻喝得更多了，於是更常醉醺醺的了，人也更無精打彩、更自卑、更頹廢了……
同學們認為他這樣子長此下去是不行的，都勸他應該想想自己還能做什麽，還能做好什麽，還能怎樣向社會證實自己的個人價值。可他，其實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願做。於是呢，也便沒有什麽大的機遇向他招手微笑，小的機遇又一次次被他眼睜睜地從自己身旁錯過……
後來聽說他病了，去醫院檢查了幾次，沒查出什麽了不得的病，但又確實是在病著。有經常見到他的同學跟我說，一副活不了多久的老病號的懨懨苟活的樣子……
再後來我回哈爾濱市，眾同學聚首，自然又見著了他。使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的狀態並不像某些同學說的那樣糟。相反，他氣色挺不錯，情緒也很好，整個人的精神極為亢奮，酒量更見長了。
“他媽的，就那個王八蛋，他也配當局長？他哪點兒比我強？你們說他哪點兒比我強？啊？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我當副科長時，他不過是我手底下一催巴兒！”
我悄悄問身旁的同學：“他這又罵誰呢？”
答曰：“咱們當年的同學中，有一個當上了局長……”
我暗想——原來他又找到了某種活著的意義和目的性。進而想，也許他肯定比我們大家都活得長，因為那麽一種活著的意義和目的性，今天實在是太容易找到了。即使一度喪失，那也不過是暫時的，導致的空虛也就不會太長久。
“有一天我在一家大飯店裏碰見了他，衣冠楚楚的，人五人六的，見我愛搭理不搭理的，身後還跟著一位女秘書！我今天把話撂這兒，過不了多久，他準一個筋鬥從局長的交椅上栽下來，成為×××第二……”
他說得很激昂，很慷慨，頸上的額上的青筋凸起，唾沫四濺……
8.站直了，不容易
像世界上一切封建帝王統治史漫長的國家一樣，中國也是一個“官本位”影響深厚久遠的國家。於今，其影響雖已縮斂，但仍強勁地左右著許多中國人，包括許多大小知識分子的命運狀況。故中國人，以及中國大小知識分子頭腦中一再滋生出犬儒思想的陋芽，並玩世地將犬儒思想的方式當成一種成熟、一種人生的大智慧、一種瀟灑似的活法，委實也是可以理解，甚至應予體恤的。在“官本位”的巨大投影之下，從獻身於官體製的官們，到依存於官體製的大小知識分子們，到受治於官體製的庶民百姓們，誰想站直了，都非是容易之事。相反，千萬別站直了，倒真的是一種有自知之明的表現。而且，隻要習慣了，感覺也不是多麽的不好，有時甚至會獲得較好的很好的感覺，會獲得比企圖站直了還好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