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先生點評說:一個叱吒風雲的英明君主,晚年對農民起義無可奈何,獨自念咒,意欲製敵於死地,這種行為典型地反映出一個意誌昏瞀的孤獨老翁的心理狀態,別人幾乎不能理解。


    事實上,鎮壓這次起義最後耗費了清王朝白銀二萬萬兩,相當於當時清政府五年的財政收入;使清軍損失一、二品的高級將領二十多人,副將、參將以下的軍官四百多人。可以說,正是這次起義,徹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後一層麵紗,宣告了幹隆盛世的結束。大清王朝在這場戰爭中元氣喪盡,從此一蹶不振,再也沒有了往日的榮光。


    正是在戰爭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終點。


    進入嘉慶三年(1798年)以來,太上皇的身體並未見有什麽異常。嘉慶三年臘月底,八十九歲的太上皇得了輕微的感冒。新年將至,朝野上下,誰也沒有在意。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諸王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慣例來給太上皇拜年,上皇還能如常禦座受禮。不料,初二,病情轉劇,身體各器官出現衰竭徵兆,陷入昏迷。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上午七時,太上皇帝走完了他八十九年漫長的人生旅途。


    在去世前一天,他還做了“望捷”一詩,期盼平定白蓮教的捷報早日到來。在遺詔中,他仍然念念不忘這最後的未了之事:“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籌筆勤勞,日殷盼捷,已將起事首逆緊要各犯,駢連就獲,其奔竄夥黨,亦可計日成擒,蕆功在即。”


    尾聲 萬劫不復的沉淪


    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復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幹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骨,全麵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徹底喪失了復興的機會。


    太上皇帝之死使正在歡天喜地過年的大清國臣民們不得不穿上喪服,進入全國性的哀悼期。不過,沒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絕。近九十歲的老人去世,是意料中事。讓大家真正感興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麽樣一個人。


    雖然已經當了三年皇帝,可是嘉慶在全國人的心目中還是一個謎。除了他那張總是帶著和藹微笑的臉和幾篇沒有個性的聖旨之外,人們對他一無所知。這個人心中到底在想什麽?他是在裝傻還是真的胸無主見?他有沒有領導國家的能力?他的執政方針和理念如何?人們對此充滿好奇。不過,新皇帝的種種表現,似乎表明他是溫和、穩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時間內不會有什麽大的變動。


    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幹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上午,嗣皇帝就發布了一條讓全國人都大吃一驚的諭旨:免去幹隆皇帝駕前第一寵臣和砷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之職,命令他和福長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靈前,一心辦理喪事,不得任自出入。朝廷上下,一片驚疑。


    初五,王念孫、廣興、劉墉等先後上疏,舉報和砷種種不法之事。


    初八,皇帝宣布逮捕和砷,對他進行審查。同時,一場規模巨大的抄家行動展開,令人驚愕的巨額財寶在和府地窖中顯露出來。


    僅僅十天之後,審判完畢,正月十八,皇帝發來一條白練,賜和砷自盡。


    嘉慶之所以如此迅速除掉和砷,更多的是基於大清王朝的責任感。他對和砷的不滿,實際上代表了他對幹隆後期朝政的不滿,在嘉慶看來,和砷是幹隆晚年以來朝政日非、腐敗日盛的一個標誌。


    在和砷主政下,僅僅十餘年間,幹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經千瘡百孔了。由於官員集體腐敗,百姓民不聊生,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幹隆得意洋洋地舉辦傳位大典七天之後,川楚兩地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起義席捲五省,大清王朝一時岌岌可危。


    應該說,誅和砷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招。麵對如火如荼的起義烈火,幹隆帝隻知一味憤懣和仇恨,而嘉慶則能冷靜分析出大亂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慶自己所說:“白蓮教的起因,乃在於官吏多方搜刮,竭盡民脂民膏,因而激變如此。然而州縣官員削剝小民,不盡是為了自肥,大半也是為了趨奉上司。而督撫大吏勒索屬員,也不盡為私貪,無非結交和砷。”“是以層層剝削,皆為和砷一人。而無窮之苦累,則我百姓當之。”嘉慶看得很清楚,腐敗已經成了關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問題。如果要熄滅起義的烈火,必須剎住朝廷上下貪腐相尚的風氣。而要剎住腐敗之風,就要從和砷抓起。


    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顯示了皇帝把握和處理複雜政治局麵的政治智慧。


    誅和砷的根本目的是扼製腐敗。在廣泛聽取官員意見的前提下,一批幹隆時代即以廉潔著稱的大臣進入了朝廷中樞,而和砷時代大部分省一級高官被撤換。“1799年(嘉慶四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個身居要職的官吏中,六個被迅速撤換:他們是駐南京的總督、陝甘總督、閩浙總督、湖廣總督和雲貴總督,以及漕運總督。次年又撤換了河道總督二人。”(《劍橋中國晚清史》)


    借誅和砷的東風,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國興起,一大批貪官被揭露出來,受到嚴懲:湖南布政使鄭源濤公開賣官,並且定下官職售價,被定罪斬首;雲貴總督富綱在任內索賄,被判絞刑;湖北安襄鄖道台胡齊在鎮壓白蓮教過程中,貪汙軍需銀三萬兩,被抄家處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辦匪案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舉報,丟官罷職……


    當然,大事中的大事,還是白蓮教起義。自從登基以來,熊熊燃燒的起義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著嘉慶皇帝。自從嘉慶元年白蓮教徒首舉義旗以來,湖北、四川、河南、陝西各省已經燃遍烽火,二十多個州縣被義軍控製。太上皇幹隆調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間先後花費軍費七千萬兩,可是起義烈火不但沒有被撲滅,反而有越燒越旺之勢。嘉慶深知,這是關係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鬥。事實上,他之所以不惜冒違反“三年無改”之教的風險,雷厲風行地全麵扭轉父親的政策,核心目標就是為了除掉這個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


    嘉慶非常清楚,導致軍事失利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貪汙腐敗。川楚軍營的黑暗、腐敗在嘉慶親政時已經發展到了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統兵將領無不濫支軍費,有多少支多少。


    和砷一倒,嘉慶就立刻傳諭諸將領:“從前帶兵大員,皆以和砷為可恃,迎合鑽營,虛報功級,坐冒空糧,不一而足。今和砷已經拿辦,伊等失其所恃,惟當以國事重,奮發有為。”


    皇帝可不僅僅是嚇唬人。親政不久,皇帝就把陣前最高統帥經略大臣勒保撤職查辦。


    通過百官的直言進諫,皇帝對軍隊中長期存在的權力分散、戰略失當、軍紀渙散等問題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充分掌握情況的前提下,嘉慶帝對軍隊進行了重大的人事調整。首先,他把鎮壓白蓮教的數股軍隊統一到一起,歸為五省經略大臣指揮,節製川、陝、楚、甘、豫五省軍務,從此,軍事指揮大權得到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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