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腐政治一個不變的規律是，個人從貪腐中所得的，與給國家造成的損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今天的官員，可以因為幾萬元的好處，甚至僅僅幾次“特殊消費”，大筆一揮，將千萬的土地批給開發商。同樣，幹隆晚年從議罪銀製度中得到的幾百萬兩零花錢，給大清王朝造成的損失要以億萬計。
所謂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在享受花錢快樂的同時，老皇帝對於那些踴躍交納議罪銀的官員不可能不高抬一點貴手。許多所謂“法所難宥”的大罪，隻要交納的銀兩足夠多，就可以免罪。因此議罪銀實際上起不到懲戒作用，反而變相地使貪汙侵占合法化，為犯罪提供了保護傘、“免死牌”，為貪官們壯了膽，讓他們貪汙腐敗為非作歹起來心裏有了底。反正大不了找和砷通融通融，罰錢了事。正如尹壯圖所說：“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
這一製度讓官員們貪腐起來更有動力。積累多年的家業被罰光後，官員們的第一選擇往往是更加瘋狂的搜刮。有的時候，因為議罪銀數量過多，無法交納，官員們的第一選擇也是通過“犯罪”來獲取“議罪銀”。閩浙總督陳輝祖的弟弟要交三萬兩議罪銀，向他求助。他於是非法侵吞了一千六百兩銀子，交給弟弟。幹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東巡撫國泰向屬員們勒索了白銀八萬兩，而一年前國泰的父親文綬繳納的議罪銀恰是八萬兩。
五 腐敗集團化
在專製社會，想根除貪汙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中國傳統政治體製是默許官員在一定程度下貪汙的，因為“低薪製”的設計使官員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來生活。事實上，傳統財政製度中可鑽的空子太多，貪汙對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都不是難事。在大部分時候，貪汙之所以能被限製在一定範圍之內，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學價值觀有效運轉下人格操守的約束；再一個是從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也就是說，最高統治者的反腐決心和虎視眈眈的監視。
在幹隆晚年，約束腐敗的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在幹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他們的所作所為隻有一個不變的指針，那就是現實利益。晚年幹隆精力不濟、“多從寬厚”，更帶頭腐敗，為貪官們樹立了榜樣。同時，幹隆盛世的經濟發展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空間。在幹隆前期，大清經濟一直高速成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人口從一億增長到近三億。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斂錢財的基數比以前擴大了數倍。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腐敗如同細菌遇到了適合的溫濕度和酸鹼度，在幹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僅僅十餘年間，幹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經千瘡百孔了。
幹隆中後期，腐敗呈現以下幾大特點：
一是涉案數額從小到大，腐敗案件由少到多。幹隆前期，繼雍正肅殺之後，貪汙案件極少發生。偶有發生，貪汙額亦不大。幹隆前期處理的幾個案子，少者數千兩，多者也不過數萬兩，極少有上十萬者。像提督鄂善收賄銀千兩，即被處死。到了中後期，腐敗案接連爆發，涉案金額成倍、成十倍增長，官員貪汙動輒數萬，十萬，數十萬。幹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個小小的貴州知州劉標就侵蝕公帑二十四萬兩。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個小小的鬆崗站站員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萬兩。
二是腐敗官員由底層向高層發展，涉案高官越來越多。一般來說，高級領導幹部經過組織程序千挑萬選，人格操守和政治素質均應大大高於官僚隊伍的平均水平。確實，在幹隆前期，因為腐敗而被處理的高級官員，不過三五人而已。到了中期之後，形勢為之一變。從州府到省級大員，最後到首席軍機大臣，都陷入腐敗的泥潭。幹隆中後期二十多年間，省部級高官被處理者達二十多人。幹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幹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
三是賄賂公行，窩案串案迅速增多，腐敗呈集團化公開化趨勢。
康雍兩朝，舉朝視貪腐如仇敵。到了幹隆朝，大家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在權力已經充分市場化的背景下，辦一件事，安排一項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錢，都有心照不宣的規定。不懂這些潛規則，在官場是無法立足的。如果不貪汙，一個人就無法操縱自己的關係網；如果不貪汙，他也沒辦法建功立業。在一定範圍內的貪瀆，不但是社會所默許的，而且是必須的。“腐而不敗”，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為了自保，腐敗者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利益同盟，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性，即“窩案”“串案”。其主要特徵是涉案人員眾多，形成了具有緊密人身依附性質的關係網。幹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汙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係網上的數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常常是一人犯案，會導致一省官僚體係癱瘓。
幹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貪汙大案——甘肅冒賑案，就同時具有以上三個特點。
幹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人蘇四十三率回族起義，幹隆皇帝派兵進剿。由於事發突然，甘肅一時難以籌集大量兵餉。時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為了表現自己，主動向皇帝表示，願意捐出四萬兩，以解燃眉：“臣甘願將歷年積存廉俸銀四萬兩，繳貯甘肅藩庫，以資兵餉。”
聰明反被聰明誤。讀到這個奏摺，幹隆的第一反應不是大加讚賞，而是心中一愣。眾所周知，甘肅是個窮省，官員收入很低，一個布政使怎麽能一下子拿出這麽多錢？
在布置戰爭的同時，皇帝派人密查王廷贊家產來源。一查之下，甘肅冒賑案迅速敗露。
原來，幹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廷贊的前任山西人王撣望任甘肅布政使。他對皇帝說，甘肅這些年連年大旱，百姓餓死不少。因此他請示朝廷，在當地開展捐糧運動，捐得多的富戶可以取得“監生”資格。對救災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準了王撣望的建議。不過在實際操作中，王氏卻隻收銀子，不收糧食。數年之間，就籌集了上百萬兩白銀。這筆錢他一分也沒有用來救災，而是在命令各級政府編造假帳報銷後，與各級官員私分掉了。
在貪汙大量銀兩的同時，王撣望不斷上奏朝廷，說他辦理捐糧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災民，災民如何如何流著淚感謝皇帝、感謝朝廷，紛紛稱讚大清王朝好。這樣的奏摺哄得皇帝心花怒放。幹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幹隆因王撣望辦理捐糧“有功”，一道諭旨將其調往浙江升任巡撫。王廷贊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繼續貪汙。據事後統計，從幹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年初，甘肅省共有二十七萬多人捐了監生，收銀一千五百多萬兩，通省官員合計侵貪賑銀二百九十餘萬兩。
所謂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在享受花錢快樂的同時，老皇帝對於那些踴躍交納議罪銀的官員不可能不高抬一點貴手。許多所謂“法所難宥”的大罪，隻要交納的銀兩足夠多，就可以免罪。因此議罪銀實際上起不到懲戒作用，反而變相地使貪汙侵占合法化，為犯罪提供了保護傘、“免死牌”，為貪官們壯了膽，讓他們貪汙腐敗為非作歹起來心裏有了底。反正大不了找和砷通融通融，罰錢了事。正如尹壯圖所說：“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
這一製度讓官員們貪腐起來更有動力。積累多年的家業被罰光後，官員們的第一選擇往往是更加瘋狂的搜刮。有的時候，因為議罪銀數量過多，無法交納，官員們的第一選擇也是通過“犯罪”來獲取“議罪銀”。閩浙總督陳輝祖的弟弟要交三萬兩議罪銀，向他求助。他於是非法侵吞了一千六百兩銀子，交給弟弟。幹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東巡撫國泰向屬員們勒索了白銀八萬兩，而一年前國泰的父親文綬繳納的議罪銀恰是八萬兩。
五 腐敗集團化
在專製社會，想根除貪汙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中國傳統政治體製是默許官員在一定程度下貪汙的，因為“低薪製”的設計使官員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來生活。事實上，傳統財政製度中可鑽的空子太多，貪汙對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都不是難事。在大部分時候，貪汙之所以能被限製在一定範圍之內，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學價值觀有效運轉下人格操守的約束；再一個是從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也就是說，最高統治者的反腐決心和虎視眈眈的監視。
在幹隆晚年，約束腐敗的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在幹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他們的所作所為隻有一個不變的指針，那就是現實利益。晚年幹隆精力不濟、“多從寬厚”，更帶頭腐敗，為貪官們樹立了榜樣。同時，幹隆盛世的經濟發展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空間。在幹隆前期，大清經濟一直高速成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人口從一億增長到近三億。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斂錢財的基數比以前擴大了數倍。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腐敗如同細菌遇到了適合的溫濕度和酸鹼度，在幹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僅僅十餘年間，幹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經千瘡百孔了。
幹隆中後期，腐敗呈現以下幾大特點：
一是涉案數額從小到大，腐敗案件由少到多。幹隆前期，繼雍正肅殺之後，貪汙案件極少發生。偶有發生，貪汙額亦不大。幹隆前期處理的幾個案子，少者數千兩，多者也不過數萬兩，極少有上十萬者。像提督鄂善收賄銀千兩，即被處死。到了中後期，腐敗案接連爆發，涉案金額成倍、成十倍增長，官員貪汙動輒數萬，十萬，數十萬。幹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個小小的貴州知州劉標就侵蝕公帑二十四萬兩。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個小小的鬆崗站站員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萬兩。
二是腐敗官員由底層向高層發展，涉案高官越來越多。一般來說，高級領導幹部經過組織程序千挑萬選，人格操守和政治素質均應大大高於官僚隊伍的平均水平。確實，在幹隆前期，因為腐敗而被處理的高級官員，不過三五人而已。到了中期之後，形勢為之一變。從州府到省級大員，最後到首席軍機大臣，都陷入腐敗的泥潭。幹隆中後期二十多年間，省部級高官被處理者達二十多人。幹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幹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
三是賄賂公行，窩案串案迅速增多，腐敗呈集團化公開化趨勢。
康雍兩朝，舉朝視貪腐如仇敵。到了幹隆朝，大家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在權力已經充分市場化的背景下，辦一件事，安排一項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錢，都有心照不宣的規定。不懂這些潛規則，在官場是無法立足的。如果不貪汙，一個人就無法操縱自己的關係網；如果不貪汙，他也沒辦法建功立業。在一定範圍內的貪瀆，不但是社會所默許的，而且是必須的。“腐而不敗”，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為了自保，腐敗者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利益同盟，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性，即“窩案”“串案”。其主要特徵是涉案人員眾多，形成了具有緊密人身依附性質的關係網。幹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汙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係網上的數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常常是一人犯案，會導致一省官僚體係癱瘓。
幹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貪汙大案——甘肅冒賑案，就同時具有以上三個特點。
幹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人蘇四十三率回族起義，幹隆皇帝派兵進剿。由於事發突然，甘肅一時難以籌集大量兵餉。時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為了表現自己，主動向皇帝表示，願意捐出四萬兩，以解燃眉：“臣甘願將歷年積存廉俸銀四萬兩，繳貯甘肅藩庫，以資兵餉。”
聰明反被聰明誤。讀到這個奏摺，幹隆的第一反應不是大加讚賞，而是心中一愣。眾所周知，甘肅是個窮省，官員收入很低，一個布政使怎麽能一下子拿出這麽多錢？
在布置戰爭的同時，皇帝派人密查王廷贊家產來源。一查之下，甘肅冒賑案迅速敗露。
原來，幹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廷贊的前任山西人王撣望任甘肅布政使。他對皇帝說，甘肅這些年連年大旱，百姓餓死不少。因此他請示朝廷，在當地開展捐糧運動，捐得多的富戶可以取得“監生”資格。對救災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準了王撣望的建議。不過在實際操作中，王氏卻隻收銀子，不收糧食。數年之間，就籌集了上百萬兩白銀。這筆錢他一分也沒有用來救災，而是在命令各級政府編造假帳報銷後，與各級官員私分掉了。
在貪汙大量銀兩的同時，王撣望不斷上奏朝廷，說他辦理捐糧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災民，災民如何如何流著淚感謝皇帝、感謝朝廷，紛紛稱讚大清王朝好。這樣的奏摺哄得皇帝心花怒放。幹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幹隆因王撣望辦理捐糧“有功”，一道諭旨將其調往浙江升任巡撫。王廷贊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繼續貪汙。據事後統計，從幹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年初，甘肅省共有二十七萬多人捐了監生，收銀一千五百多萬兩，通省官員合計侵貪賑銀二百九十餘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