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填補準部留下的土地，幹隆從各地遷移人口。其中有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有蒙古部落的喀爾喀人、察哈爾人，有穆斯林東幹人，甚至還有來自滿洲的錫伯人和高麗人。十多年之後，土爾扈特部落回歸中國，也被安置在這片由於自己的兄弟部落被滅絕而空出來的土地上。
幹隆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採取過許多或高明、或精明、或陰鷙的手腕。
有清一代，喇嘛教是國教，但幹隆並不信黃教。他在評論活佛轉世時說：“蒙古呼圖克圖活佛轉世，其實是一種取巧方便的辦法……佛本無生死，哪有轉世？但是不允許轉世，那麽數萬番僧就無所皈依，所以不得不如此罷了。”（《禦製喇嘛說》）
從這段諭旨看，幹隆對喇嘛教是不屑一顧的。但是，終幹隆一朝，皇帝對黃教領袖，一直極盡尊崇之能事。他把父親的故府雍和宮改成喇嘛廟，以示對喇嘛教的尊崇。他對達賴和班禪提高了禮遇規格。為了迎接班禪遠來，他專門在承德為班禪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廟宇——普陀宗乘之廟。這座廟耗資巨大，僅為其中的一座殿宇頂部鍍金，就花去黃金一萬五千多兩。他親派皇六子遠赴內蒙古迎接，在承德的接待更是不計成本，優隆備至。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幹隆很清楚喇嘛教對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他多次說過“興黃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萬悅”。他高屋建瓴，進一步樹立達賴喇嘛的權威，由此擁有了確認轉世活佛和任命高級教長的權力，從而牢牢地把西藏社會控製在自己手中。
但是，對於伊斯蘭教，幹隆採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深知這一宗教的進取性，因此在回教地區大力推行政教分離，不允許宗教領袖取得世俗權力。他知道，伊斯蘭教一旦實現政教合一，必然爆發強大的擴張力量，給帝國安全帶來巨大威脅。平定新疆之後，他大力扶植伊斯蘭世界世俗貴族伯克的力量，禁止阿訇幹涉政治，高明地抑製了伊斯蘭教的活力。他還十分高明地將東幹穆斯林從中國西北部遷入新疆，利用他們對抗突厥語族的穆斯林，從而實現以回製回，成功地獲得了新疆的穩定。即使以現代政治家的標準來衡量，幹隆對邊疆問題的處理也是十分高明的。
幹隆的性格中並不缺乏善良、溫和的一麵，但他的本質畢竟是政治動物。對準噶爾蒙古人的屠殺，固然有泄憤的因素，更主要的卻是出於長遠考慮。幹隆喜歡做一勞永逸、斬草除根的事。他認為他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責任，為後世子孫消除所有威脅。
種族滅絕，在他看來無疑是消除西部邊疆威脅的最徹底、最有效的辦法。為了大清王朝萬世永固這個最終目標，他可以做出任何決定，也可以把自己變成一頭野獸。確實，通過滅絕政策，幹隆皇帝實現了對西部中國前所未有的牢固控製。
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這是幾千年來中國努力控製西域的一個完美結果。從漢代張騫通西域開始，天山南北以及巴爾喀什湖一帶就是中原王朝一直努力經營的目標。漢、唐、元這三個強大帝國都實現了對西域的管轄，在這個地方設置過都護府，但是由於距離遙遠，風土不同，中央政權一直很難在這裏建立直接、持久、穩定的管轄，因此，西域一直是中華帝國版圖中最不穩定的部分，與內地的聯繫時斷時續，對內地的臣屬也時叛時服。直到幹隆消滅了這片草原上最強悍的民族，把這片土地命名為新疆，中央政府才真正在這裏建立了徹底、有力的統治。這一統治建立得相當牢固，在此之後的晚清時期，雖然列國對清朝瓜分蠶食，但新疆一直沒有再次分裂出去。
中國的武功，自成吉思汗以來，還沒有誰如此一舉蕩平二萬餘裏，深入不毛之地。元代之後，中國的疆域，從來沒有如此巨大，國家的統一，從來沒有如此鞏固。朝野上下，一致讚嘆“國家如天之福”。文人學士紛紛進表上賦，歡呼慶祝。紀昀撰寫了《平定準噶爾賦》，稱“三十六國，鹹遵正朔，浩乎大哉，此王道之極盛，而三五之遐躅也”。趙翼在《平定回部鐃歌》則唱道：“一統車書大覆函，持盈睿慮倍寅嚴；從知兵甲全消日，文德逾敷萬國鹹。”後世史家也高度評價這一戰爭。王先謙說：“高宗皇帝……成兩朝未竟之誌，準回平而北無漢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無唐代吐蕃之擾，保世恢基，其極於無外。”（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二，《東華錄序》）
除了驅敵拓土之外，平定新疆的另一個意義是它標誌著幹隆盛世達到了“全盛”。中國歷史上這最後一個盛世，人們通常稱為“康幹盛世”。事實上，康熙和雍正的統治還稱不上完美。直到新疆戰爭之後，清王朝在各個方麵都實現了對歷史的超越，進入無可挑剔的“全盛”。
平定準噶爾戰爭之後，“盛世”“全盛”等詞彙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清朝臣民口中。人們不約而同地把這場戰爭與“全盛”聯繫在一起。幹隆二十四年（1759年），戶部右侍郎於敏中賦詩稱頌幹隆皇帝統一新疆的功績說：“覲光揚烈，繼祖宗未經之宏規；轢古淩今，覲史冊罕逢之盛世”。（《素餘堂集》卷二四）意思明確地說，新疆戰爭使幹隆超越了祖宗。幹隆自己也宣稱，“比年以來西域大奏膚功，國家勢當全盛”，（王先謙《東華錄》）“方今國家全盛，府庫充盈”。（幹隆《聖訓》卷一零六）西域戰爭和府庫充盈是幹隆宣布“全盛”到來的兩大理由。從此之後，“盛世”就成了清帝國文件中不斷提及的詞彙，其頻率之大甚至達到令人厭煩的程度。及至幹隆晚年所編的《八旬萬壽盛典》，“盛世”二字居然出現了七十餘次。
確實，以統一新疆為標誌，大清帝國的統治攀上了歷史的高峰。這一高峰，懸絕於歷代的治績之上。
第一，幹隆朝幾乎消滅了對最高權力的所有威脅，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穩定。
歷史上威脅皇權的勢力有以下幾種：一是敵國威脅，二是農民起義，三是權臣專政，四是太監擅權，五是後妃幹政，六是外戚亂政，七是朋黨之爭，八是地方割據勢力。這八種勢力在歷代都此起彼伏，興風作浪，從來沒有被徹底平息過。甚至在雄才大略的康熙和雍正時期，也仍然存在敵國、權臣和朋黨的陰影。康熙朝前期，索額圖和明珠一度權傾朝野，“是時索額圖、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黨，貪侈傾朝右”。（《清史稿·索額圖傳》）康熙朝後期，各皇子紛紛與大臣勾結，朝政一片混亂，以致康熙甚至擔心死後可能會出現全國性內戰。雍正朝初期，由於雍正喜怒不定、大起大落的個性，先後培養出年羹堯、隆科多兩大權臣。年羹堯應召回京，“公卿跪接於廣寧門外，年策馬過，毫不動容。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頷之而已。至禦前，箕坐無人臣禮”。胤禛不得不羅織九十二條大罪將其除掉。雍正晚年，又形成鄂爾泰、張廷玉兩大朋黨。隻有幹隆總結吸取歷代統治經驗，以極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對內縝密陰柔地化解了鄂張朋黨，對外積極主動地消除了敵國力量，把這八種威脅化解到近乎無影無形的程度，確保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和政治紀律的高度嚴明。沒有一個大臣，敢於在皇帝麵前造次；皇帝一聲令下，舉國戰慄。歷史上真正做到了“幹綱獨攬”的帝王，唯幹隆一人而已。
幹隆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採取過許多或高明、或精明、或陰鷙的手腕。
有清一代，喇嘛教是國教，但幹隆並不信黃教。他在評論活佛轉世時說：“蒙古呼圖克圖活佛轉世，其實是一種取巧方便的辦法……佛本無生死，哪有轉世？但是不允許轉世，那麽數萬番僧就無所皈依，所以不得不如此罷了。”（《禦製喇嘛說》）
從這段諭旨看，幹隆對喇嘛教是不屑一顧的。但是，終幹隆一朝，皇帝對黃教領袖，一直極盡尊崇之能事。他把父親的故府雍和宮改成喇嘛廟，以示對喇嘛教的尊崇。他對達賴和班禪提高了禮遇規格。為了迎接班禪遠來，他專門在承德為班禪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廟宇——普陀宗乘之廟。這座廟耗資巨大，僅為其中的一座殿宇頂部鍍金，就花去黃金一萬五千多兩。他親派皇六子遠赴內蒙古迎接，在承德的接待更是不計成本，優隆備至。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幹隆很清楚喇嘛教對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他多次說過“興黃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萬悅”。他高屋建瓴，進一步樹立達賴喇嘛的權威，由此擁有了確認轉世活佛和任命高級教長的權力，從而牢牢地把西藏社會控製在自己手中。
但是，對於伊斯蘭教，幹隆採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深知這一宗教的進取性，因此在回教地區大力推行政教分離，不允許宗教領袖取得世俗權力。他知道，伊斯蘭教一旦實現政教合一，必然爆發強大的擴張力量，給帝國安全帶來巨大威脅。平定新疆之後，他大力扶植伊斯蘭世界世俗貴族伯克的力量，禁止阿訇幹涉政治，高明地抑製了伊斯蘭教的活力。他還十分高明地將東幹穆斯林從中國西北部遷入新疆，利用他們對抗突厥語族的穆斯林，從而實現以回製回，成功地獲得了新疆的穩定。即使以現代政治家的標準來衡量，幹隆對邊疆問題的處理也是十分高明的。
幹隆的性格中並不缺乏善良、溫和的一麵，但他的本質畢竟是政治動物。對準噶爾蒙古人的屠殺，固然有泄憤的因素，更主要的卻是出於長遠考慮。幹隆喜歡做一勞永逸、斬草除根的事。他認為他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責任，為後世子孫消除所有威脅。
種族滅絕，在他看來無疑是消除西部邊疆威脅的最徹底、最有效的辦法。為了大清王朝萬世永固這個最終目標，他可以做出任何決定，也可以把自己變成一頭野獸。確實，通過滅絕政策，幹隆皇帝實現了對西部中國前所未有的牢固控製。
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這是幾千年來中國努力控製西域的一個完美結果。從漢代張騫通西域開始，天山南北以及巴爾喀什湖一帶就是中原王朝一直努力經營的目標。漢、唐、元這三個強大帝國都實現了對西域的管轄，在這個地方設置過都護府，但是由於距離遙遠，風土不同，中央政權一直很難在這裏建立直接、持久、穩定的管轄，因此，西域一直是中華帝國版圖中最不穩定的部分，與內地的聯繫時斷時續，對內地的臣屬也時叛時服。直到幹隆消滅了這片草原上最強悍的民族，把這片土地命名為新疆，中央政府才真正在這裏建立了徹底、有力的統治。這一統治建立得相當牢固，在此之後的晚清時期，雖然列國對清朝瓜分蠶食，但新疆一直沒有再次分裂出去。
中國的武功，自成吉思汗以來，還沒有誰如此一舉蕩平二萬餘裏，深入不毛之地。元代之後，中國的疆域，從來沒有如此巨大，國家的統一，從來沒有如此鞏固。朝野上下，一致讚嘆“國家如天之福”。文人學士紛紛進表上賦，歡呼慶祝。紀昀撰寫了《平定準噶爾賦》，稱“三十六國，鹹遵正朔，浩乎大哉，此王道之極盛，而三五之遐躅也”。趙翼在《平定回部鐃歌》則唱道：“一統車書大覆函，持盈睿慮倍寅嚴；從知兵甲全消日，文德逾敷萬國鹹。”後世史家也高度評價這一戰爭。王先謙說：“高宗皇帝……成兩朝未竟之誌，準回平而北無漢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無唐代吐蕃之擾，保世恢基，其極於無外。”（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二，《東華錄序》）
除了驅敵拓土之外，平定新疆的另一個意義是它標誌著幹隆盛世達到了“全盛”。中國歷史上這最後一個盛世，人們通常稱為“康幹盛世”。事實上，康熙和雍正的統治還稱不上完美。直到新疆戰爭之後，清王朝在各個方麵都實現了對歷史的超越，進入無可挑剔的“全盛”。
平定準噶爾戰爭之後，“盛世”“全盛”等詞彙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清朝臣民口中。人們不約而同地把這場戰爭與“全盛”聯繫在一起。幹隆二十四年（1759年），戶部右侍郎於敏中賦詩稱頌幹隆皇帝統一新疆的功績說：“覲光揚烈，繼祖宗未經之宏規；轢古淩今，覲史冊罕逢之盛世”。（《素餘堂集》卷二四）意思明確地說，新疆戰爭使幹隆超越了祖宗。幹隆自己也宣稱，“比年以來西域大奏膚功，國家勢當全盛”，（王先謙《東華錄》）“方今國家全盛，府庫充盈”。（幹隆《聖訓》卷一零六）西域戰爭和府庫充盈是幹隆宣布“全盛”到來的兩大理由。從此之後，“盛世”就成了清帝國文件中不斷提及的詞彙，其頻率之大甚至達到令人厭煩的程度。及至幹隆晚年所編的《八旬萬壽盛典》，“盛世”二字居然出現了七十餘次。
確實，以統一新疆為標誌，大清帝國的統治攀上了歷史的高峰。這一高峰，懸絕於歷代的治績之上。
第一，幹隆朝幾乎消滅了對最高權力的所有威脅，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穩定。
歷史上威脅皇權的勢力有以下幾種：一是敵國威脅，二是農民起義，三是權臣專政，四是太監擅權，五是後妃幹政，六是外戚亂政，七是朋黨之爭，八是地方割據勢力。這八種勢力在歷代都此起彼伏，興風作浪，從來沒有被徹底平息過。甚至在雄才大略的康熙和雍正時期，也仍然存在敵國、權臣和朋黨的陰影。康熙朝前期，索額圖和明珠一度權傾朝野，“是時索額圖、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黨，貪侈傾朝右”。（《清史稿·索額圖傳》）康熙朝後期，各皇子紛紛與大臣勾結，朝政一片混亂，以致康熙甚至擔心死後可能會出現全國性內戰。雍正朝初期，由於雍正喜怒不定、大起大落的個性，先後培養出年羹堯、隆科多兩大權臣。年羹堯應召回京，“公卿跪接於廣寧門外，年策馬過，毫不動容。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頷之而已。至禦前，箕坐無人臣禮”。胤禛不得不羅織九十二條大罪將其除掉。雍正晚年，又形成鄂爾泰、張廷玉兩大朋黨。隻有幹隆總結吸取歷代統治經驗，以極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對內縝密陰柔地化解了鄂張朋黨，對外積極主動地消除了敵國力量，把這八種威脅化解到近乎無影無形的程度，確保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和政治紀律的高度嚴明。沒有一個大臣，敢於在皇帝麵前造次；皇帝一聲令下，舉國戰慄。歷史上真正做到了“幹綱獨攬”的帝王，唯幹隆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