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經濟總量巨大，國家財力雄厚。
一直到幹隆辭世之際，中國都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據統計，當時中國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過美國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中國在世界製造業中所占的份額，是英國的八倍，俄國的六倍，日本的九倍，比剛剛建國的美國更不知要多多少倍。（《大國的興衰》）雖然大清王朝不重視對外貿易，但僅憑其龐大的經濟總量，它仍然是世界貿易的重要力量。《白銀資本》中說：“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係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
由於經濟總量巨大，幹隆時代雄厚的國家財政儲備與以往各朝代比是空前的，就有清一代268年而言，也堪稱達到了頂峰。康熙朝庫存銀最高額是五十八年（1719年）的4900餘萬兩，通常存銀為3000萬到4000萬兩。雍正年間庫存銀最高額是6000多萬兩，最後幾年為3000萬兩。幹隆二十年（1755年）前，通常存銀也是此數，二十年後達到4000萬兩，以後持續增長，三十年（1765年）達到6000萬兩，三十三年（1768年）超過7000萬兩，此後一直在7000萬兩以上，四十五年（1780年）存銀7800萬兩，五十五年（1790年）竟至8000萬兩。幹隆朝財政收入達到最高峰，是“盛世”的標誌之一，也是減免錢糧的經濟基礎。
第三，軍事力量強大，國際地位高高在上。
幹隆二十四年（1759年）統一新疆後，中國疆域極盛，北起薩彥嶺、額爾古納河、外興安嶺，南至南海諸島，西起巴爾喀什湖、帕米爾高原，東至庫頁島，領土麵積1453多萬平方公裏。（《中外通史》）環顧四周，近郊諸邦，皆為屬國，“通譯四方，舉踵來王”，不但傳統屬邦更加恭順，蔥嶺以西，巴達克山、浩罕、安集延、左右哈薩克、布魯特等，都紛紛遣使來朝。“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僕，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清高宗實錄》）就是漢唐時期，也沒有如此氣派恢宏，威震遐邇。《洪業——清朝開國史》說：“清朝統治者建起了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在此後的近兩個世紀中，中國的版圖幾乎比明朝的領土擴大了一倍。因而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再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清代對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控製力前所未有。漢唐元明盛時，中國版圖也曾經十分龐大，不過那其中許多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都隻是對中央政府名義上的服從，王朝對它們缺乏實際控製，比如萬曆皇帝之控製努爾哈赤部落。隻有幹隆盛世，所有王化所不及的地方都被專製權力牢牢控製。一些“頑梗不化”的地區，比如大小金川，雖然不過彈丸，但也被皇帝視如眼中釘、肉中刺，必舉全國之力粉碎消化為止。直到幹隆時期，中國才真正對版圖內所有土地都做到了強有力的控製和管理，使邊疆地區和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真正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四，幹隆朝養育的人口達到空前的數目。
中國是一個人口崇拜的國家。在農業作為決定國家命脈的支柱產業的古代，人口數量歷來被視為國家興旺富庶的最重要標誌。孟子說“廣土眾民”。“人丁興旺”是每個家族的祈盼，養活盡可能多的人，被認為是一個政府最重要的政績。
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隻有少數幾個歷史時段突破過1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人口統計數字5959.6萬人，是西漢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記錄。從那時起到南宋紹熙年間實現第一次翻番，達到1億人，歷時近1200年。從南宋的1億人口到17世紀中葉的1.5億人，則用了450年的時間。
幹隆六年（1741年），第1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4341萬，由於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幹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萬。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第3次人口翻番，隻用了54年時間。而且其直線上升趨勢，也與此前波浪式增長迥然有別。人們在論及幹隆年間的人口發展時，幾乎較為一致地稱為“人口爆炸”“人口奇蹟”。以10億畝上下的耕地養活30%左右的世界人口，而能長期保持國家安定和社會穩定，談何容易。這不能不說是康幹盛世又一個超越千古的成就。
戴逸先生說：“傳統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麵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開始衰落，不如漢唐。我則以為，康雍幹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從物質財富角度看，這確實是不易之論。
三 “盛世”的四個支點
幹隆盛世的誕生，是多方麵因素綜合的結果。除了以大權獨攬形成穩定的政治局麵，除了重視農業和農民，除了徹底平定了準噶爾，幹隆順利攀上盛世之巔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父祖兩代奠定的基業。
人治之下的中國之所以多災多難，主要原因就是統治者素質大多平庸低下，偶爾出現幾個雄才大略者，也是忽起忽落，難以持續，前代積累的統治成果很容易被下一代某個輕率的錯誤葬送殆盡。所以，中國歷史上很難出現長期連續的和平穩定時期。漢代的文景之治，不過四十多年，其間還夾雜著規模龐大的七國之亂。大唐盛世中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中間也隔了一段相當長的政治動盪時期。
幹隆能成功，一半是由於清王朝的擇優立儲原則，一半是由於歷史的偶然性，素質一流的三位皇帝實現了政治接力，時間長達一百三十多年。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幹隆登基之時，繼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羨慕的基業。康熙和雍正在製度上實現了攤丁入畝、養廉銀、密折製度、軍機處等一係列寶貴的創新，為幹隆鋪設了駛往全盛的軌道。幹隆本身是實幹家而並非思想家，事實上，幹隆一朝的內政外交大方針，一秉父祖遺軌，並沒有大的製度創新。隻不過他出色的實踐能力使這些大政方針落實得恰到好處。
第二，幹隆的勤政。
優秀的遺傳、良好的教育、成功的自我砥礪，幹隆皇帝在學生時期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寶貴的品質：諸事有恆。他一生生活起居，都如鍾錶般有規律。清代史學家趙翼以他的親身感受記下了幹隆皇帝的勤政情形：
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時（六點鍾）出宮……從寢宮出來，每過一道門，就放一聲爆竹。我們在直舍值日，聽到爆竹從遠到近，就知道聖駕到了幹清宮。冬天的這個時候，蠟燭還要再燒一寸多，天才大亮。我們十多個人值班，五六天輪一個早班，已經覺得很累了。誰知道皇帝天天如此。這還是平時。當西陲用兵之時，如果有軍報到了，雖然是夜半時分也必然親自覽閱，然後召集軍機大臣到前麵指示機宜，動輒千百餘言。我那時負責撰擬文件，從起草到作成楷書進呈，有時需要一兩個小時，皇上仍然披著衣服在等。（《簷曝雜記》卷一）
一個朝鮮人也記下了幹隆成了固定模式的起居：
一直到幹隆辭世之際，中國都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據統計，當時中國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過美國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中國在世界製造業中所占的份額，是英國的八倍，俄國的六倍，日本的九倍，比剛剛建國的美國更不知要多多少倍。（《大國的興衰》）雖然大清王朝不重視對外貿易，但僅憑其龐大的經濟總量，它仍然是世界貿易的重要力量。《白銀資本》中說：“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係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
由於經濟總量巨大，幹隆時代雄厚的國家財政儲備與以往各朝代比是空前的，就有清一代268年而言，也堪稱達到了頂峰。康熙朝庫存銀最高額是五十八年（1719年）的4900餘萬兩，通常存銀為3000萬到4000萬兩。雍正年間庫存銀最高額是6000多萬兩，最後幾年為3000萬兩。幹隆二十年（1755年）前，通常存銀也是此數，二十年後達到4000萬兩，以後持續增長，三十年（1765年）達到6000萬兩，三十三年（1768年）超過7000萬兩，此後一直在7000萬兩以上，四十五年（1780年）存銀7800萬兩，五十五年（1790年）竟至8000萬兩。幹隆朝財政收入達到最高峰，是“盛世”的標誌之一，也是減免錢糧的經濟基礎。
第三，軍事力量強大，國際地位高高在上。
幹隆二十四年（1759年）統一新疆後，中國疆域極盛，北起薩彥嶺、額爾古納河、外興安嶺，南至南海諸島，西起巴爾喀什湖、帕米爾高原，東至庫頁島，領土麵積1453多萬平方公裏。（《中外通史》）環顧四周，近郊諸邦，皆為屬國，“通譯四方，舉踵來王”，不但傳統屬邦更加恭順，蔥嶺以西，巴達克山、浩罕、安集延、左右哈薩克、布魯特等，都紛紛遣使來朝。“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僕，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清高宗實錄》）就是漢唐時期，也沒有如此氣派恢宏，威震遐邇。《洪業——清朝開國史》說：“清朝統治者建起了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在此後的近兩個世紀中，中國的版圖幾乎比明朝的領土擴大了一倍。因而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再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清代對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控製力前所未有。漢唐元明盛時，中國版圖也曾經十分龐大，不過那其中許多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都隻是對中央政府名義上的服從，王朝對它們缺乏實際控製，比如萬曆皇帝之控製努爾哈赤部落。隻有幹隆盛世，所有王化所不及的地方都被專製權力牢牢控製。一些“頑梗不化”的地區，比如大小金川，雖然不過彈丸，但也被皇帝視如眼中釘、肉中刺，必舉全國之力粉碎消化為止。直到幹隆時期，中國才真正對版圖內所有土地都做到了強有力的控製和管理，使邊疆地區和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真正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四，幹隆朝養育的人口達到空前的數目。
中國是一個人口崇拜的國家。在農業作為決定國家命脈的支柱產業的古代，人口數量歷來被視為國家興旺富庶的最重要標誌。孟子說“廣土眾民”。“人丁興旺”是每個家族的祈盼，養活盡可能多的人，被認為是一個政府最重要的政績。
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隻有少數幾個歷史時段突破過1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人口統計數字5959.6萬人，是西漢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記錄。從那時起到南宋紹熙年間實現第一次翻番，達到1億人，歷時近1200年。從南宋的1億人口到17世紀中葉的1.5億人，則用了450年的時間。
幹隆六年（1741年），第1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4341萬，由於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幹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萬。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第3次人口翻番，隻用了54年時間。而且其直線上升趨勢，也與此前波浪式增長迥然有別。人們在論及幹隆年間的人口發展時，幾乎較為一致地稱為“人口爆炸”“人口奇蹟”。以10億畝上下的耕地養活30%左右的世界人口，而能長期保持國家安定和社會穩定，談何容易。這不能不說是康幹盛世又一個超越千古的成就。
戴逸先生說：“傳統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麵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開始衰落，不如漢唐。我則以為，康雍幹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從物質財富角度看，這確實是不易之論。
三 “盛世”的四個支點
幹隆盛世的誕生，是多方麵因素綜合的結果。除了以大權獨攬形成穩定的政治局麵，除了重視農業和農民，除了徹底平定了準噶爾，幹隆順利攀上盛世之巔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父祖兩代奠定的基業。
人治之下的中國之所以多災多難，主要原因就是統治者素質大多平庸低下，偶爾出現幾個雄才大略者，也是忽起忽落，難以持續，前代積累的統治成果很容易被下一代某個輕率的錯誤葬送殆盡。所以，中國歷史上很難出現長期連續的和平穩定時期。漢代的文景之治，不過四十多年，其間還夾雜著規模龐大的七國之亂。大唐盛世中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中間也隔了一段相當長的政治動盪時期。
幹隆能成功，一半是由於清王朝的擇優立儲原則，一半是由於歷史的偶然性，素質一流的三位皇帝實現了政治接力，時間長達一百三十多年。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幹隆登基之時，繼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羨慕的基業。康熙和雍正在製度上實現了攤丁入畝、養廉銀、密折製度、軍機處等一係列寶貴的創新，為幹隆鋪設了駛往全盛的軌道。幹隆本身是實幹家而並非思想家，事實上，幹隆一朝的內政外交大方針，一秉父祖遺軌，並沒有大的製度創新。隻不過他出色的實踐能力使這些大政方針落實得恰到好處。
第二，幹隆的勤政。
優秀的遺傳、良好的教育、成功的自我砥礪，幹隆皇帝在學生時期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寶貴的品質：諸事有恆。他一生生活起居，都如鍾錶般有規律。清代史學家趙翼以他的親身感受記下了幹隆皇帝的勤政情形：
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時（六點鍾）出宮……從寢宮出來，每過一道門，就放一聲爆竹。我們在直舍值日，聽到爆竹從遠到近，就知道聖駕到了幹清宮。冬天的這個時候，蠟燭還要再燒一寸多，天才大亮。我們十多個人值班，五六天輪一個早班，已經覺得很累了。誰知道皇帝天天如此。這還是平時。當西陲用兵之時，如果有軍報到了，雖然是夜半時分也必然親自覽閱，然後召集軍機大臣到前麵指示機宜，動輒千百餘言。我那時負責撰擬文件，從起草到作成楷書進呈，有時需要一兩個小時，皇上仍然披著衣服在等。（《簷曝雜記》卷一）
一個朝鮮人也記下了幹隆成了固定模式的起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