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尼采強調自然的生成變化，亦非絕對。他同時也看重自然虛靜的一麵。阮籍和尼采都是喜歡靜山深穀的人，他們不約而同地用山穀來象徵理想的人格：
阮籍：“山靜而穀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達莊論》)
尼采：“我的靈魂寧靜、清朗，如拂曉的群山。”(《尼采全集》第6卷第21頁)“凡人拋給我們的東西，我們皆納之於我們的深處……於是而重歸澄澈。”(《快樂的知識》第378節)
超於善惡之外，這是一種寬闊如自然的胸懷，反而是最大的善。用阮籍的話來說，就是“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此之於萬物，豈不厚哉!”(《大人先生傳》)尼采則名之為“贈與的道德”，並且用十分相似的語言說：“你們強使萬物歸於己，藏於己，以使其再從你們的淵源退湧，作為你們的愛的贈禮。”精神因之成為“萬物的施恩者”。(《尼采全集》第6卷第110、111頁)
生命原是秉之於自然的東西，違背自然的倫理必然殘害生命。所以，阮籍和尼采都把他們的倫理批判的重點放在倫理之殘害生命上。
阮籍說：“明著是非者危與身。”(《達莊論》)“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賤、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目以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大人先生傳》)
尼采說：“怎麽，倫理本身不會是一種否定生命的意誌嗎?不會是一種求死滅的隱秘天性嗎?不會是一種頹廢、沒落、誹謗的原則嗎?不會是一種末路的開始嗎?因此不會是一切危險中的危險嗎?”(《自我批判的嚐試》第5節)
一種違背自然的道德內在地包含著虛偽，而在其流行過程中果然演為偽善，成為沽名釣譽的工具和損人利己的掩飾。中國的儒家道德和西方的基督教道德無不如此。魏晉之際，人們對儒家名教普遍喪失信仰，這是重要原因之一。魏晉以孝治天下，其實倫理隻是消滅政敵的方便藉口罷了。阮籍在《詠懷詩》中諷刺了當時儒生的偽善麵目：
“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方。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
尼采對於基督教道德的偽善也多有揭露，而且與阮籍的揭露有異曲同工之妙。讓我們來比較一下。
阮籍：“復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誠也。”(《達莊論》)
尼采：“真的，我不愛他們，這些同情的人們，他們以同情為樂!他們太缺乏羞恥。假如我必須同情，我不願被人稱道。假如我被人稱道，我寧肯遠離。我寧肯蒙麵而遁，在被人認出之前!”(《尼采全集》第6卷第127頁)
阮籍：“克己以為人者，廓外之仁也。”(《達莊論》)
尼采：“我的經驗給我以這種權利，去懷疑一切所謂‘無私’的傾向，去懷疑隨時都準備以言行去救助人的整個‘鄰人愛’。”(《看哪，這人》：《我為何如此智慧》第4節)
阮籍：“潔己以尤世、修身以明灣者，誹謗之屬也。”(《達莊論》)
尼采：道德家們“憑藉這種思想才能忍受生活，即要每個人一看見他們的德行便立即生出對自己的蔑視。”(《尼采全集》第5卷第179頁)“他們想以他們的德行抉出他們的仇敵的眼睛;他們抬高自己，為的是卑辱別人。”(《尼采全集》第6卷第137頁)
假道學不能要，真正的禮教要不要?在阮籍的文章裏，例如《通易論》、《樂論》裏，我們可以讀到儒家的一些套話，諸如“守尊卑之製”、“禮樂外內”之類。阮籍不讓他的兒子學他背禮抗俗的榜樣，這也常常被看作他內心相信禮教的例證。阮籍對於禮教的態度的確是矛盾的，他的任誕放達也確有不得已之處。沒有一定的道德規範的約束，人就無法過起碼的社會生活，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其實，尼采對於道德的態度又何嚐不是矛盾的?他一則說：“人隻有憑藉一種絕對非道德的思想方式才能生活。”(《尼采全集》第13卷第102頁)一則又說：“在道德之外生活是不可能的。”(《尼采全集》第11卷第200頁)一則說：“世界不能忍受道德的解釋。”(《尼采全集》第16卷第262頁)一則又說：道德是“使人能夠忍受自己的唯一解釋方案”。(《尼采全集》第15卷第343頁)作為社會的存在物，人離不開道德。作為自然的存在物，道德在人性中又無終極的根據。但在悲劇意識覺醒的時代，人的社會根基發生根本的動搖，好像被從社會這個家中拋了出來，無家可歸，陷入自然的虛無本體之中，因而最能深切地體驗到一種原始的痛苦。從總的傾向看，阮籍和尼採在這種悲劇意識的支配下，對於倫理的人生態度是持否定立場的。
魏晉名士繼承老子的“智慧出，有大偽”和“絕聖棄智”的思想，對於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文明持批判態度，嚮往遠古淳樸的民風。阮籍說：“智慧擾物”《樂論》，“作智造巧者害於物”(《達莊論》)，他要求“歸虛反真”(《老子贊》)。嵇康也提倡：“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尼采則在資本主義精神危機漸露端倪的時代，對科學理性和現代文明展開了激烈批判。他認為，科學理性的局限性在於它不能為人生提供一個目標，不能達到存在的深不可測的淵源。然而，文藝復興以來，科學理性取得了支配地位，人們憑概念指導生活，貪得無厭地追求技術發明和物質繁榮，既否定了藝術，又虛度了人生。尤其是在現代，歐洲人盲目追求財富，令人窒息地匆忙“工作”，喪失了精神性。尼采說：“一切時代中最勤勞的時代——我們的時代——除了愈來愈多的金錢和愈來愈多的勤勞以外，就不知道拿它的如許勤勞和金錢做什麽好了，以至於散去要比積聚更需要天才!”(《尼采全集》第5卷第60頁)“人們現在已經羞於寧靜;長久的沉思幾乎使人起良心的責備。人們手裏拿著表思想，吃飯時眼睛盯著商業新聞，——人們像總怕‘耽誤’了什麽事的人一樣生活著。”這種情形會“扼殺一切教養和高尚趣味”。(《尼采全集》第5卷第249頁)而在“工廠奴隸製度”下，人們成為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當了人類發明技巧上的彌縫物，被消磨了一生。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在外在事物的目的上犧牲了多少內心價值”。(《朝霞》第206節)很顯然，盡管時代條件完全不同，但是在反對人“害於物”、受外物支配的異化狀態這一點上，尼采和阮籍是一致的，而這種異化狀態則是功利的人生態度的必然結果。
我們已經說明，悲劇意識必定反對倫理和功利的人生態度。同時，宗教否定人生的立場也同悲劇意識不能相容。既看到人生的悲劇性一麵，又要肯定人生，所能採取的就隻有審美的人生態度了。
這個結論在尼采那裏具有自覺的形式。在《悲劇的誕生》中，他比較了三種人生觀，認為印度的出世和羅馬的極端世俗化均是迷途，唯有希臘人的審美化的人生才是正道。他指出，正是希臘人生命本能的健全，豐盈，對生命的熱愛，使他們比其他民族更深切地體會到人生的悲劇性質，有更深沉的痛苦;正是從這深沉的痛苦，出於生命自衛的需要，產生了他們對於美、節慶、快樂、藝術的不斷增長的渴望。尼采認為一切藝術根源於日神和酒神二元衝動，日神衝動“以歌頌現象的永恆光榮來克服個人的苦惱，用美戰勝生命固有的痛苦”，表現於史詩和造型藝術之中;酒神衝動則通過審美的陶醉使人同“屬於事物之基礎的生命”息息相通，獲得一種“形上學的安慰”，表現於音樂和悲劇之中。人生審美化的必要性，正出自人生的悲劇性。世界本無意義，人生本無一種有意義的世界背景，可是，倘若我們用審美的眼光去看待人生，就會肯定人生的全部，因為連最悲慘的人生宿命也具有一種悲劇的審美意義。在尼采看來，藝術和審美的人生態度是一個深切體會到人生悲劇性的人抵禦悲觀主義的唯一手段。所以，他一再說：“生命通過藝術而自救。”“作為一種審美現象，我們總還感到生存是可以忍受的。”(《看哪，這人》：《悲劇的誕生》第1節)後來他還明確地表示：審美的評價是“《悲劇的誕生》所承認的唯一的評價”;“我的天性，那種保衛生命的天性，在這本激昂的著作裏反對了倫理，為它自己創造出一種對人生根本相反的學說和評價，一種純粹藝術的和反基督教的評價。”(《自我批判的嚐試》第5節)他把這種人生態度命名為酒神精神。反言之，酒神精神就是把悲劇性的人生當作一種審美現象加以肯定的態度，也就是一種悲劇-審美的人生態度。
阮籍：“山靜而穀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達莊論》)
尼采：“我的靈魂寧靜、清朗，如拂曉的群山。”(《尼采全集》第6卷第21頁)“凡人拋給我們的東西，我們皆納之於我們的深處……於是而重歸澄澈。”(《快樂的知識》第378節)
超於善惡之外，這是一種寬闊如自然的胸懷，反而是最大的善。用阮籍的話來說，就是“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此之於萬物，豈不厚哉!”(《大人先生傳》)尼采則名之為“贈與的道德”，並且用十分相似的語言說：“你們強使萬物歸於己，藏於己，以使其再從你們的淵源退湧，作為你們的愛的贈禮。”精神因之成為“萬物的施恩者”。(《尼采全集》第6卷第110、111頁)
生命原是秉之於自然的東西，違背自然的倫理必然殘害生命。所以，阮籍和尼采都把他們的倫理批判的重點放在倫理之殘害生命上。
阮籍說：“明著是非者危與身。”(《達莊論》)“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賤、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目以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大人先生傳》)
尼采說：“怎麽，倫理本身不會是一種否定生命的意誌嗎?不會是一種求死滅的隱秘天性嗎?不會是一種頹廢、沒落、誹謗的原則嗎?不會是一種末路的開始嗎?因此不會是一切危險中的危險嗎?”(《自我批判的嚐試》第5節)
一種違背自然的道德內在地包含著虛偽，而在其流行過程中果然演為偽善，成為沽名釣譽的工具和損人利己的掩飾。中國的儒家道德和西方的基督教道德無不如此。魏晉之際，人們對儒家名教普遍喪失信仰，這是重要原因之一。魏晉以孝治天下，其實倫理隻是消滅政敵的方便藉口罷了。阮籍在《詠懷詩》中諷刺了當時儒生的偽善麵目：
“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方。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
尼采對於基督教道德的偽善也多有揭露，而且與阮籍的揭露有異曲同工之妙。讓我們來比較一下。
阮籍：“復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誠也。”(《達莊論》)
尼采：“真的，我不愛他們，這些同情的人們，他們以同情為樂!他們太缺乏羞恥。假如我必須同情，我不願被人稱道。假如我被人稱道，我寧肯遠離。我寧肯蒙麵而遁，在被人認出之前!”(《尼采全集》第6卷第127頁)
阮籍：“克己以為人者，廓外之仁也。”(《達莊論》)
尼采：“我的經驗給我以這種權利，去懷疑一切所謂‘無私’的傾向，去懷疑隨時都準備以言行去救助人的整個‘鄰人愛’。”(《看哪，這人》：《我為何如此智慧》第4節)
阮籍：“潔己以尤世、修身以明灣者，誹謗之屬也。”(《達莊論》)
尼采：道德家們“憑藉這種思想才能忍受生活，即要每個人一看見他們的德行便立即生出對自己的蔑視。”(《尼采全集》第5卷第179頁)“他們想以他們的德行抉出他們的仇敵的眼睛;他們抬高自己，為的是卑辱別人。”(《尼采全集》第6卷第137頁)
假道學不能要，真正的禮教要不要?在阮籍的文章裏，例如《通易論》、《樂論》裏，我們可以讀到儒家的一些套話，諸如“守尊卑之製”、“禮樂外內”之類。阮籍不讓他的兒子學他背禮抗俗的榜樣，這也常常被看作他內心相信禮教的例證。阮籍對於禮教的態度的確是矛盾的，他的任誕放達也確有不得已之處。沒有一定的道德規範的約束，人就無法過起碼的社會生活，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其實，尼采對於道德的態度又何嚐不是矛盾的?他一則說：“人隻有憑藉一種絕對非道德的思想方式才能生活。”(《尼采全集》第13卷第102頁)一則又說：“在道德之外生活是不可能的。”(《尼采全集》第11卷第200頁)一則說：“世界不能忍受道德的解釋。”(《尼采全集》第16卷第262頁)一則又說：道德是“使人能夠忍受自己的唯一解釋方案”。(《尼采全集》第15卷第343頁)作為社會的存在物，人離不開道德。作為自然的存在物，道德在人性中又無終極的根據。但在悲劇意識覺醒的時代，人的社會根基發生根本的動搖，好像被從社會這個家中拋了出來，無家可歸，陷入自然的虛無本體之中，因而最能深切地體驗到一種原始的痛苦。從總的傾向看，阮籍和尼採在這種悲劇意識的支配下，對於倫理的人生態度是持否定立場的。
魏晉名士繼承老子的“智慧出，有大偽”和“絕聖棄智”的思想，對於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文明持批判態度，嚮往遠古淳樸的民風。阮籍說：“智慧擾物”《樂論》，“作智造巧者害於物”(《達莊論》)，他要求“歸虛反真”(《老子贊》)。嵇康也提倡：“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尼采則在資本主義精神危機漸露端倪的時代，對科學理性和現代文明展開了激烈批判。他認為，科學理性的局限性在於它不能為人生提供一個目標，不能達到存在的深不可測的淵源。然而，文藝復興以來，科學理性取得了支配地位，人們憑概念指導生活，貪得無厭地追求技術發明和物質繁榮，既否定了藝術，又虛度了人生。尤其是在現代，歐洲人盲目追求財富，令人窒息地匆忙“工作”，喪失了精神性。尼采說：“一切時代中最勤勞的時代——我們的時代——除了愈來愈多的金錢和愈來愈多的勤勞以外，就不知道拿它的如許勤勞和金錢做什麽好了，以至於散去要比積聚更需要天才!”(《尼采全集》第5卷第60頁)“人們現在已經羞於寧靜;長久的沉思幾乎使人起良心的責備。人們手裏拿著表思想，吃飯時眼睛盯著商業新聞，——人們像總怕‘耽誤’了什麽事的人一樣生活著。”這種情形會“扼殺一切教養和高尚趣味”。(《尼采全集》第5卷第249頁)而在“工廠奴隸製度”下，人們成為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當了人類發明技巧上的彌縫物，被消磨了一生。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在外在事物的目的上犧牲了多少內心價值”。(《朝霞》第206節)很顯然，盡管時代條件完全不同，但是在反對人“害於物”、受外物支配的異化狀態這一點上，尼采和阮籍是一致的，而這種異化狀態則是功利的人生態度的必然結果。
我們已經說明，悲劇意識必定反對倫理和功利的人生態度。同時，宗教否定人生的立場也同悲劇意識不能相容。既看到人生的悲劇性一麵，又要肯定人生，所能採取的就隻有審美的人生態度了。
這個結論在尼采那裏具有自覺的形式。在《悲劇的誕生》中，他比較了三種人生觀，認為印度的出世和羅馬的極端世俗化均是迷途，唯有希臘人的審美化的人生才是正道。他指出，正是希臘人生命本能的健全，豐盈，對生命的熱愛，使他們比其他民族更深切地體會到人生的悲劇性質，有更深沉的痛苦;正是從這深沉的痛苦，出於生命自衛的需要，產生了他們對於美、節慶、快樂、藝術的不斷增長的渴望。尼采認為一切藝術根源於日神和酒神二元衝動，日神衝動“以歌頌現象的永恆光榮來克服個人的苦惱，用美戰勝生命固有的痛苦”，表現於史詩和造型藝術之中;酒神衝動則通過審美的陶醉使人同“屬於事物之基礎的生命”息息相通，獲得一種“形上學的安慰”，表現於音樂和悲劇之中。人生審美化的必要性，正出自人生的悲劇性。世界本無意義，人生本無一種有意義的世界背景，可是，倘若我們用審美的眼光去看待人生，就會肯定人生的全部，因為連最悲慘的人生宿命也具有一種悲劇的審美意義。在尼采看來，藝術和審美的人生態度是一個深切體會到人生悲劇性的人抵禦悲觀主義的唯一手段。所以，他一再說：“生命通過藝術而自救。”“作為一種審美現象，我們總還感到生存是可以忍受的。”(《看哪，這人》：《悲劇的誕生》第1節)後來他還明確地表示：審美的評價是“《悲劇的誕生》所承認的唯一的評價”;“我的天性，那種保衛生命的天性，在這本激昂的著作裏反對了倫理，為它自己創造出一種對人生根本相反的學說和評價，一種純粹藝術的和反基督教的評價。”(《自我批判的嚐試》第5節)他把這種人生態度命名為酒神精神。反言之，酒神精神就是把悲劇性的人生當作一種審美現象加以肯定的態度，也就是一種悲劇-審美的人生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