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臨路望所思，日夕復不來。
人情有感慨，蕩漾焉可能……”
既懷憂生之感慨，逍遙無憂的“蕩漾”境界是不可能達到的了。那隻是“飄飄恍惚中”的一個理想，終究是“悅懌未交接”，隻好“感傷”不已。在這些詩句中，我們能深切地感覺到一種失去信仰的悲哀。《晉書》的阮籍傳中說他“時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正透露出他無路可走、莫知所適的內心悲痛。
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與社會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導致了一種無可排遣的孤獨心境：
“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羈旅無儔匹，俯仰懷哀傷。”
“焉見孤翔鳥，翩翩無匹群……”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親者……”
在嵇康的詩作中，我們同樣可以讀到類似的憂患(“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維。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世路多嶮峨。”“常恐纓網羅。”)、無常(“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生若浮寄，暫見忽終。”)、孤獨(“嗟我征邁，獨行踽踽。”“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朱顏，誰與發華?仰訴高雲，俯托清波;乘流遠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當誰告，獨抆淚兮抱哀戚。”)之嘆。不過，與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麽複雜，他還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長生，所以沒有那麽多迷茫之嘆。
憂生、迷茫、孤獨，構成了阮籍詠懷詩的主旋律。在尼采的詩文中，我們聽得到相近的音調。讓我們來比較一下阮籍詠懷詩第一首和尼采的《最孤獨者》一詩。
《詠懷詩》第一首：
夜中不能寐，坐起彈鳴琴。
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最孤獨者》：
此刻，白晝厭倦了白晝，
小溪又開始淙淙吟唱，
把一切渴望撫慰，
天穹懸掛在黃金的蛛網裏，
向每個疲倦者低語：“安息吧!”——
憂鬱的心啊，你為何不肯安息，
是什麽刺得你雙腳流血地奔逃……
你究竟期待著什麽?
兩者的相似之處是一目了然的：夜幕降臨，孤獨的主人公都是“不能寐”、“不肯安息”，都懷著“憂思”、“憂鬱的心”，都在“徘徊”、“奔逃”，都有一種不知“將何見”、不知“期待著什麽”的迷茫之感。
誠然，尼采很少作憂生之嘆，相反倒是極力謳歌人生，痛斥悲觀主義的。但是，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說明，人生的無意義和竭力肯定人生這一悲劇性的矛盾折磨了他一輩子，是前者刺得他“雙腳流血地奔逃”，而他“期待著”的正是後者。正因為如此，他才不無理由地稱自己是“悲劇哲學家”。
尼采的悲劇人生觀是對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人生觀的揚棄。文藝復興以來，歐洲人的基督教信仰逐漸解體。它的最初結果是積極的，上帝的神聖光輝消散之時，人的太陽升起了。既然天國的期許是虛幻的，塵世的生活是唯一的實在，人們就沉浸在一種世俗傾向之中，貪婪地追求塵世的幸福。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物質主義惡性膨脹，隱含在基督教解體之中的歐洲人的信仰危機顯露出來了。物質的繁榮反襯出精神的空虛，塵世的幸福帶來的是幻滅之感。於是，叔本華的悲觀哲學應運而生。尼採在談到叔本華哲學的背景時指出：“當我們拒絕了基督教的解釋，把它所說的‘意義’判為偽幣，我們便立刻以一種可怕的方式遇到了叔本華的問題：生存根本上究竟有一種意義嗎?”(《快樂的知識》第357節)尼采認為，叔本華提出這個問題是他的功績，但他的答案是錯誤的。叔本華從人生根本無意義的前提得出了徹底否定人生的結論，在他看來，既然人的個體生存的必不可免的結局是死亡，人就應當自願否定生命意誌，認識到這種意誌本質上的虛無性，以虛無為人生最後鵠的。所以，他轉向東方宗教，把印度教的“歸入梵天”和佛教的“涅槃”當作解決生死問題的終極途徑。
尼采接受了叔本華的人生本無意義的前提，並且自覺地把它同基督教信仰解體的背景聯繫起來。上帝死了，猶如地球失去了太陽，“現在它向何處運動?我們向何處運動?……我們豈不好像要迷失在無窮的虛無中了?”(《快樂的知識》第125節)破除了對上帝的信仰，我們看到了世界無意義和人生無背景的真相：“世事的推移毫不神聖，用人性的尺度來衡量從來不是理智、仁慈、公正的……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是非神聖、非道德、‘非人性’的。”(《快樂的知識》第346節)“隻有一個世界，這個世界虛偽，殘酷，矛盾，有誘惑力，無意義……”(《強力意誌》第853節)
人生活在一個無意義的世界上，這使得人的生存本身失去形上學的根據，也成為無意義的，荒謬的。然而，人的天性無法忍受一種無意義的生存，這便是人生最深刻的悲劇性質。於是，我們在尼采那裏也聽到了憂生之嘆。他這樣解釋希臘人對於神話的需要：“希臘人知道並且感覺到生存的恐怖可怕，為了一般能夠活下去，他必須在恐怖可怕之前安排奧林匹斯眾神的夢之誕生。”(《悲劇的誕生》第3節)因為個人遲早要悲慘地死去，唯有沉湎於美的幻覺，為人生罩上一層神的光輝，才能忍受這人生。
人生虛無荒謬的念頭必定深深折磨過尼采的心靈。請讀一讀《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的那支《墳墓之歌》吧。其中說：青春的夢想和美景，愛的閃光，神聖的瞬間，對幸福的眺望，都消逝了，夭折了。從前我想跳舞，我的仇敵卻蠱惑了我最寵愛的歌人，使他奏一曲最可怕的哀歌，用這哀歌刺殺了我的狂歡。——這不是在說叔本華及其悲觀哲學嗎?然而，“我的最高希望尚未說出和實現!而我的青春的一切夢想和慰藉都已經死去!我如何能忍受?我怎樣挺住和克服這樣的創傷?我的心靈怎樣從墳墓中復活?是的，我身上有一種不可傷、不可滅、摧毀頑石的東西：這就是我的意誌。它默默前進，堅定不移”。尼采和叔本華的出發點都是人生的悲劇性質，然而當尼采繼續前進時，他同叔本華分道揚鑣了。叔本華因人生的悲劇性一麵而否定全部人生，在尼采看來，這是停留在悲觀主義而未能上升到悲劇意識。尼采不能忍受人生的無意義，出於旺盛的生命力和對人生的熱愛，偏要肯定人生，連同肯定人生的悲劇性一麵，肯定生命必含的痛苦和災難，如此來賦予人生以意義。由此結晶出了尼采所提倡的酒神精神和悲劇精神。“甚至在生命最異樣最困難的問題上肯定生命，在生命最高類型的犧牲中，生命意誌為自身的不可窮竭而歡欣鼓舞——我稱這為酒神精神，我以為這是通往悲劇詩人心理的橋樑。”(《看哪這人》)也正是在這意義上，尼采稱自己是“第一個悲劇哲學家”，即“悲觀主義哲學家的極端對立麵和敵對者”。
“臨路望所思，日夕復不來。
人情有感慨，蕩漾焉可能……”
既懷憂生之感慨，逍遙無憂的“蕩漾”境界是不可能達到的了。那隻是“飄飄恍惚中”的一個理想，終究是“悅懌未交接”，隻好“感傷”不已。在這些詩句中，我們能深切地感覺到一種失去信仰的悲哀。《晉書》的阮籍傳中說他“時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正透露出他無路可走、莫知所適的內心悲痛。
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與社會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導致了一種無可排遣的孤獨心境：
“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羈旅無儔匹，俯仰懷哀傷。”
“焉見孤翔鳥，翩翩無匹群……”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親者……”
在嵇康的詩作中，我們同樣可以讀到類似的憂患(“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維。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世路多嶮峨。”“常恐纓網羅。”)、無常(“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生若浮寄，暫見忽終。”)、孤獨(“嗟我征邁，獨行踽踽。”“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朱顏，誰與發華?仰訴高雲，俯托清波;乘流遠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當誰告，獨抆淚兮抱哀戚。”)之嘆。不過，與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麽複雜，他還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長生，所以沒有那麽多迷茫之嘆。
憂生、迷茫、孤獨，構成了阮籍詠懷詩的主旋律。在尼采的詩文中，我們聽得到相近的音調。讓我們來比較一下阮籍詠懷詩第一首和尼采的《最孤獨者》一詩。
《詠懷詩》第一首：
夜中不能寐，坐起彈鳴琴。
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最孤獨者》：
此刻，白晝厭倦了白晝，
小溪又開始淙淙吟唱，
把一切渴望撫慰，
天穹懸掛在黃金的蛛網裏，
向每個疲倦者低語：“安息吧!”——
憂鬱的心啊，你為何不肯安息，
是什麽刺得你雙腳流血地奔逃……
你究竟期待著什麽?
兩者的相似之處是一目了然的：夜幕降臨，孤獨的主人公都是“不能寐”、“不肯安息”，都懷著“憂思”、“憂鬱的心”，都在“徘徊”、“奔逃”，都有一種不知“將何見”、不知“期待著什麽”的迷茫之感。
誠然，尼采很少作憂生之嘆，相反倒是極力謳歌人生，痛斥悲觀主義的。但是，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說明，人生的無意義和竭力肯定人生這一悲劇性的矛盾折磨了他一輩子，是前者刺得他“雙腳流血地奔逃”，而他“期待著”的正是後者。正因為如此，他才不無理由地稱自己是“悲劇哲學家”。
尼采的悲劇人生觀是對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人生觀的揚棄。文藝復興以來，歐洲人的基督教信仰逐漸解體。它的最初結果是積極的，上帝的神聖光輝消散之時，人的太陽升起了。既然天國的期許是虛幻的，塵世的生活是唯一的實在，人們就沉浸在一種世俗傾向之中，貪婪地追求塵世的幸福。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物質主義惡性膨脹，隱含在基督教解體之中的歐洲人的信仰危機顯露出來了。物質的繁榮反襯出精神的空虛，塵世的幸福帶來的是幻滅之感。於是，叔本華的悲觀哲學應運而生。尼採在談到叔本華哲學的背景時指出：“當我們拒絕了基督教的解釋，把它所說的‘意義’判為偽幣，我們便立刻以一種可怕的方式遇到了叔本華的問題：生存根本上究竟有一種意義嗎?”(《快樂的知識》第357節)尼采認為，叔本華提出這個問題是他的功績，但他的答案是錯誤的。叔本華從人生根本無意義的前提得出了徹底否定人生的結論，在他看來，既然人的個體生存的必不可免的結局是死亡，人就應當自願否定生命意誌，認識到這種意誌本質上的虛無性，以虛無為人生最後鵠的。所以，他轉向東方宗教，把印度教的“歸入梵天”和佛教的“涅槃”當作解決生死問題的終極途徑。
尼采接受了叔本華的人生本無意義的前提，並且自覺地把它同基督教信仰解體的背景聯繫起來。上帝死了，猶如地球失去了太陽，“現在它向何處運動?我們向何處運動?……我們豈不好像要迷失在無窮的虛無中了?”(《快樂的知識》第125節)破除了對上帝的信仰，我們看到了世界無意義和人生無背景的真相：“世事的推移毫不神聖，用人性的尺度來衡量從來不是理智、仁慈、公正的……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是非神聖、非道德、‘非人性’的。”(《快樂的知識》第346節)“隻有一個世界，這個世界虛偽，殘酷，矛盾，有誘惑力，無意義……”(《強力意誌》第853節)
人生活在一個無意義的世界上，這使得人的生存本身失去形上學的根據，也成為無意義的，荒謬的。然而，人的天性無法忍受一種無意義的生存，這便是人生最深刻的悲劇性質。於是，我們在尼采那裏也聽到了憂生之嘆。他這樣解釋希臘人對於神話的需要：“希臘人知道並且感覺到生存的恐怖可怕，為了一般能夠活下去，他必須在恐怖可怕之前安排奧林匹斯眾神的夢之誕生。”(《悲劇的誕生》第3節)因為個人遲早要悲慘地死去，唯有沉湎於美的幻覺，為人生罩上一層神的光輝，才能忍受這人生。
人生虛無荒謬的念頭必定深深折磨過尼采的心靈。請讀一讀《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的那支《墳墓之歌》吧。其中說：青春的夢想和美景，愛的閃光，神聖的瞬間，對幸福的眺望，都消逝了，夭折了。從前我想跳舞，我的仇敵卻蠱惑了我最寵愛的歌人，使他奏一曲最可怕的哀歌，用這哀歌刺殺了我的狂歡。——這不是在說叔本華及其悲觀哲學嗎?然而，“我的最高希望尚未說出和實現!而我的青春的一切夢想和慰藉都已經死去!我如何能忍受?我怎樣挺住和克服這樣的創傷?我的心靈怎樣從墳墓中復活?是的，我身上有一種不可傷、不可滅、摧毀頑石的東西：這就是我的意誌。它默默前進，堅定不移”。尼采和叔本華的出發點都是人生的悲劇性質，然而當尼采繼續前進時，他同叔本華分道揚鑣了。叔本華因人生的悲劇性一麵而否定全部人生，在尼采看來，這是停留在悲觀主義而未能上升到悲劇意識。尼采不能忍受人生的無意義，出於旺盛的生命力和對人生的熱愛，偏要肯定人生，連同肯定人生的悲劇性一麵，肯定生命必含的痛苦和災難，如此來賦予人生以意義。由此結晶出了尼采所提倡的酒神精神和悲劇精神。“甚至在生命最異樣最困難的問題上肯定生命，在生命最高類型的犧牲中，生命意誌為自身的不可窮竭而歡欣鼓舞——我稱這為酒神精神，我以為這是通往悲劇詩人心理的橋樑。”(《看哪這人》)也正是在這意義上，尼采稱自己是“第一個悲劇哲學家”，即“悲觀主義哲學家的極端對立麵和敵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