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郎自己是個充滿生命熱情的人，他做什麽事都興致勃勃，好像不要命似的。愛山水，便說落雁峰“可值百死”。愛朋友，便嘆“以友為性命”。他知道“世上希有事，未有不以死得者”，值得要死要活一番。讀書讀到會心處，便“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真是忘乎所以。他愛女人，坦陳有“青娥之癖”。他甚至發起懶來也上癮，名之“懶癖”。
關於癖，他說過一句極中肯的話：“餘觀世上語言無味麵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有癖之人，哪怕有的是怪癖惡癖，終歸還保留著一種自己的真興趣真熱情，比起那班名利俗物來更是一個活人。當然，所謂癖是真正著迷，全心全意，死活不顧。譬如巴爾紮克小說裏的於洛男爵，愛女色愛到財產名譽地位性命都可以不要，到頭來窮困潦倒，卻依然心滿意足，這才配稱好色，那些隻揩油不肯作半點犧牲的偷香竊玉之輩是不夠格的。
四
一麵徹悟人生的實質，一麵滿懷生命的熱情，兩者的結合形成了袁中郎的人生觀。他自己把這種人生觀與儒家的諧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並列為四，稱作適世。若加比較，儒家是完全入世，佛家是完全出世，中郎的適世似與道家的玩世相接近，都在入世出世之間。區別在於，玩世是入世者的出世法，懷著生命的憂患意識逍遙世外，適世是出世者的入世法，懷著大化的超脫心境享受人生。用中郎自己的話說，他是想學“凡間仙，世中佛，無律度的孔子”。
明末知識分子學佛參禪成風，中郎是不以為然的。他“自知魔重”，“出則為湖魔，入則為詩魔，遇佳友則為談魔”，捨不得人生如許樂趣，絕不肯出世。況且人隻要生命猶存，真正出世是不可能的。佛祖和達摩舍太子位出家，中郎認為是沒有參透生死之理的表現。他批評道：“當時便在家何妨，何必掉頭不顧，為此偏枯不可訓之事?似亦不圓之甚矣。”人活世上，如空中鳥跡，去留兩可，無須拘泥區區行藏的所在。若說出家是為了離生死，你總還帶著這個血肉之軀，仍是跳不出生死之網。若說已經看破生死，那就不必出家，在網中即可作自由跳躍。死是每種人生哲學不可迴避的根本問題。中郎認為，儒道釋三家，至少就其門徒的行為看，對死都不甚了悟。儒生“以立言為不死，是故著書垂訓”，道士“以留形為不死，是故鍛金鍊氣”，釋子“以寂滅為不死，是故耽心禪觀”，他們都企求某種方式的不死。而事實上，“茫茫眾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案已立。”不死是不可能的。
那麽，依中郎之見，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說來也簡單，就是要正視生之必死的事實，放下不死的幻想。他比較讚賞孔子的話：“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個人隻要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好好地活過一場，也就死而無憾了。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時死，緣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他曾患嘔血之病，擔心必死，便給自己講了這麽一個故事：有人在家裏藏一筆錢，怕賊偷走，整日提心弔膽，頻頻查看。有一天攜帶著遠行，回來發現，錢已不知丟失在途中何處了。自己總擔心死於嘔血，而其實遲早要生個什麽病死去，豈不和此人一樣可笑?這麽一想，就寬心了。
總之，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痛快地活，又抱著宿命的態度坦然地死，這大約便是中郎的生死觀。
未免太簡單了一些!然而，還能怎麽樣呢?我自己不是一直試圖對死進行深入思考，而結論也僅是除了平靜接受，別無更好的法子?許多文人，對於人生問題作過無窮的探討，研究過各種複雜的理論，在兜了偌大圈子以後，往往回到一些十分平易質實的道理上。對於這些道理，許多文化不高的村民野夫早已瞭然於胸。不過，倘真能這樣，也許就對了。羅近溪說：“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中郎贊“此語抉聖學之髓”，實不為過譽。我們都是有生有死的常人，倘若我們肯安心做這樣的常人，順乎天性之自然，坦然於生死，我們也就算得上是聖人了。隻怕這個境界並不容易達到呢。
1992.3
第19章 忘記玄奘是可恥的
在中國歷史上，世界級的精神偉人屈指可數，玄奘是其中之一。玄奘不但是一位偉大的行者、信仰者，更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在他身上，有著在一般中國學者身上少見的執著求真的精神。去印度之前，他已遍訪國內高僧，詳細研究了漢傳佛教各派學說，發現它們各執一詞，互相牴牾。用已有的漢譯佛經來檢驗，又發現譯文多模糊之處，不同譯本意思大相逕庭。因此，他才“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到佛教的發源地尋求原典。他一生隻做了一件事，就是求取和翻譯佛教經典。其中，取經用了十七年，譯經用了十九年。他是一個知道自己要做什麽事的人，有極其明確的目標，因而能夠不為任何誘惑所動。取經途中，常有國君挽留他定居，擔任宗教領袖，均被堅辭。回國以後，唐太宗欣賞其才學，力勸他歸俗，“共謀朝政”，也遭婉謝。
超常的悟性加極端的認真，使玄奘在佛學上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他所翻譯的佛經，在量和質上皆空前絕後，直到一千三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無人能夠超越。他的佛學造詣由一件事可以看出：在印度時，戒日王舉行著名的曲女城大會，請他講大乘有宗學說，到會的數千人包括印度的高僧大德全都嘆服，無一人敢提出異議。以訪問學者身份成為外國本土文化首屈一指的大師，這在中國歷史上找不出第二個例子。作為對比，近百年來，中國學者紛紛談論和研究西學，但是，不必說在西學造詣上名冠歐美，即使能與那裏眾多大學者平起平坐的，可有一人?
世界知道玄奘，則多半是因為《大唐西域記》。這本書其實是玄奘西行取經的副產品，僅用一年時間寫成，記述了所到各地的概況和見聞。西方考古學者根據此書在新疆、印度等地發掘遺址，皆得到證實，可見玄奘治學的嚴謹。這本書為印度保存了古代和七世紀前的歷史，如果沒有它，印度的歷史會是一片漆黑，人們甚至不知道佛陀是印度人。正因為如此，玄奘之名在印度家喻戶曉，而《大唐西域記》則成了學者們研究印度歷史必讀的經典。其實，不但在印度，而且在日本和一些亞洲國家，玄奘都是人們最熟悉和崇敬的極少數中國人之一。
我由此想到，這樣一位受到許多國家人民崇敬的中國人，今天在自己的國家還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今天許多中國人隻知道電視劇上那個娛樂化的唐僧，不知道歷史上真實的玄奘，懂得他的偉大的人就更少了。一個民族倘若不懂得尊敬自己歷史上的精神偉人，就不可能對世界文化做出新的貢獻。應該說，忘記玄奘是可恥的。
2006.5
第20章 阮籍與尼采
阮籍(210-263)是公元3世紀的中國詩人兼哲學家，尼采(1844-1900)是19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兼詩人。他們兩人，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生活的年代相隔一千六百多年。然而，每讀他們的詩文，我常常不由自主地產生由此及彼的聯想。
關於癖，他說過一句極中肯的話：“餘觀世上語言無味麵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有癖之人，哪怕有的是怪癖惡癖，終歸還保留著一種自己的真興趣真熱情，比起那班名利俗物來更是一個活人。當然，所謂癖是真正著迷，全心全意，死活不顧。譬如巴爾紮克小說裏的於洛男爵，愛女色愛到財產名譽地位性命都可以不要，到頭來窮困潦倒，卻依然心滿意足，這才配稱好色，那些隻揩油不肯作半點犧牲的偷香竊玉之輩是不夠格的。
四
一麵徹悟人生的實質，一麵滿懷生命的熱情，兩者的結合形成了袁中郎的人生觀。他自己把這種人生觀與儒家的諧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並列為四，稱作適世。若加比較，儒家是完全入世，佛家是完全出世，中郎的適世似與道家的玩世相接近，都在入世出世之間。區別在於，玩世是入世者的出世法，懷著生命的憂患意識逍遙世外，適世是出世者的入世法，懷著大化的超脫心境享受人生。用中郎自己的話說，他是想學“凡間仙，世中佛，無律度的孔子”。
明末知識分子學佛參禪成風，中郎是不以為然的。他“自知魔重”，“出則為湖魔，入則為詩魔，遇佳友則為談魔”，捨不得人生如許樂趣，絕不肯出世。況且人隻要生命猶存，真正出世是不可能的。佛祖和達摩舍太子位出家，中郎認為是沒有參透生死之理的表現。他批評道：“當時便在家何妨，何必掉頭不顧，為此偏枯不可訓之事?似亦不圓之甚矣。”人活世上，如空中鳥跡，去留兩可，無須拘泥區區行藏的所在。若說出家是為了離生死，你總還帶著這個血肉之軀，仍是跳不出生死之網。若說已經看破生死，那就不必出家，在網中即可作自由跳躍。死是每種人生哲學不可迴避的根本問題。中郎認為，儒道釋三家，至少就其門徒的行為看，對死都不甚了悟。儒生“以立言為不死，是故著書垂訓”，道士“以留形為不死，是故鍛金鍊氣”，釋子“以寂滅為不死，是故耽心禪觀”，他們都企求某種方式的不死。而事實上，“茫茫眾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案已立。”不死是不可能的。
那麽，依中郎之見，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說來也簡單，就是要正視生之必死的事實，放下不死的幻想。他比較讚賞孔子的話：“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個人隻要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好好地活過一場，也就死而無憾了。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時死，緣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他曾患嘔血之病，擔心必死，便給自己講了這麽一個故事：有人在家裏藏一筆錢，怕賊偷走，整日提心弔膽，頻頻查看。有一天攜帶著遠行，回來發現，錢已不知丟失在途中何處了。自己總擔心死於嘔血，而其實遲早要生個什麽病死去，豈不和此人一樣可笑?這麽一想，就寬心了。
總之，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痛快地活，又抱著宿命的態度坦然地死，這大約便是中郎的生死觀。
未免太簡單了一些!然而，還能怎麽樣呢?我自己不是一直試圖對死進行深入思考，而結論也僅是除了平靜接受，別無更好的法子?許多文人，對於人生問題作過無窮的探討，研究過各種複雜的理論，在兜了偌大圈子以後，往往回到一些十分平易質實的道理上。對於這些道理，許多文化不高的村民野夫早已瞭然於胸。不過，倘真能這樣，也許就對了。羅近溪說：“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中郎贊“此語抉聖學之髓”，實不為過譽。我們都是有生有死的常人，倘若我們肯安心做這樣的常人，順乎天性之自然，坦然於生死，我們也就算得上是聖人了。隻怕這個境界並不容易達到呢。
1992.3
第19章 忘記玄奘是可恥的
在中國歷史上，世界級的精神偉人屈指可數，玄奘是其中之一。玄奘不但是一位偉大的行者、信仰者，更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在他身上，有著在一般中國學者身上少見的執著求真的精神。去印度之前，他已遍訪國內高僧，詳細研究了漢傳佛教各派學說，發現它們各執一詞，互相牴牾。用已有的漢譯佛經來檢驗，又發現譯文多模糊之處，不同譯本意思大相逕庭。因此，他才“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到佛教的發源地尋求原典。他一生隻做了一件事，就是求取和翻譯佛教經典。其中，取經用了十七年，譯經用了十九年。他是一個知道自己要做什麽事的人，有極其明確的目標，因而能夠不為任何誘惑所動。取經途中，常有國君挽留他定居，擔任宗教領袖，均被堅辭。回國以後，唐太宗欣賞其才學，力勸他歸俗，“共謀朝政”，也遭婉謝。
超常的悟性加極端的認真，使玄奘在佛學上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他所翻譯的佛經，在量和質上皆空前絕後，直到一千三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無人能夠超越。他的佛學造詣由一件事可以看出：在印度時，戒日王舉行著名的曲女城大會，請他講大乘有宗學說，到會的數千人包括印度的高僧大德全都嘆服，無一人敢提出異議。以訪問學者身份成為外國本土文化首屈一指的大師，這在中國歷史上找不出第二個例子。作為對比，近百年來，中國學者紛紛談論和研究西學，但是，不必說在西學造詣上名冠歐美，即使能與那裏眾多大學者平起平坐的，可有一人?
世界知道玄奘，則多半是因為《大唐西域記》。這本書其實是玄奘西行取經的副產品，僅用一年時間寫成，記述了所到各地的概況和見聞。西方考古學者根據此書在新疆、印度等地發掘遺址，皆得到證實，可見玄奘治學的嚴謹。這本書為印度保存了古代和七世紀前的歷史，如果沒有它，印度的歷史會是一片漆黑，人們甚至不知道佛陀是印度人。正因為如此，玄奘之名在印度家喻戶曉，而《大唐西域記》則成了學者們研究印度歷史必讀的經典。其實，不但在印度，而且在日本和一些亞洲國家，玄奘都是人們最熟悉和崇敬的極少數中國人之一。
我由此想到，這樣一位受到許多國家人民崇敬的中國人，今天在自己的國家還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今天許多中國人隻知道電視劇上那個娛樂化的唐僧，不知道歷史上真實的玄奘，懂得他的偉大的人就更少了。一個民族倘若不懂得尊敬自己歷史上的精神偉人，就不可能對世界文化做出新的貢獻。應該說，忘記玄奘是可恥的。
2006.5
第20章 阮籍與尼采
阮籍(210-263)是公元3世紀的中國詩人兼哲學家，尼采(1844-1900)是19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兼詩人。他們兩人，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生活的年代相隔一千六百多年。然而，每讀他們的詩文，我常常不由自主地產生由此及彼的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