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黑暗中摸索，絆倒在物體上，我們抓牢這些物體，相信它們便是我們所擁有的惟一 的東西。光明來臨時，我們放鬆了我們所占有的東西，發覺它們不過是與我們相關的萬物之 中的一部分而已。"
這裏的黑暗，是指塵世，現象界，封閉在現象界裏的經驗自我;光明，是指上帝，本體界， 與本體界相溝通的精神自我。在現象界中，我們是盲目的，受偶然的和有限的遭遇所支配， 並且把這些遭遇看成了一切。如果站到上帝的位置上，一覽無遺地看見了世界整體，我們就 能看清一切人間遭遇的偶然性和有限性，產生一種超脫的心情。
非常正確。不過，我有兩點保留或補充。
第一，我們不妨站到上帝的位置上看自己的塵世遭遇，但是，我們永遠是凡人而不是上帝。 所以，每一個人的塵世遭遇對於他自己仍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當我們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時 ，那把我們絆倒的物體同時也把我們支撐，我們不得不抓牢它們，為了不讓自己在完全的空 無中行走。
第二，在我們的塵世遭遇中，有一些是具有精神意義的，正是通過它們，我們才對天國的事 物有所領悟。當我們在黑暗中摸索時，如果我們從來不曾觸到另一雙也在摸索的手，緊緊地 握在一起，愛的光明就永遠不會降臨到我們的心中。我們珍藏著某些不起眼的小物件，用它 們紀念人生中難忘的經歷，雖然它們在整個宇宙體係中更加不值一提，可是我相信，即使上 帝看見了它們也會讚許地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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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不是一個思考的對象
周國平
死亡不是一個思考的對象。當我們自以為在思考死亡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所做的 事情不是思考，而是別的，例如期望、相信、假設、想像、類比等等。
在泰戈爾的作品中，便有許多這樣的類比。
類比之一：我們的生命是一個蛋，我們暫時寄居的這個世界是蛋的外殼。當我們被這個世界 限製住的時候，就如同蛋殼裏的小雞，對於蛋殼外的更自由的生存是完全沒有一個概念的。 而死亡，就是我們破殼而出，進入真正自由的境界。
類比之二：我們的現世生命如同束縛在果實裏的種子，死亡則是種子突破果實的束縛而成長 為一棵樹。不朽並非堅持我們所熟悉的現有的生命形態，而是一個不斷超越生命特定形態的 過程。
類比之三：我們在童年時不能想像成年之後會有全然不同的生活興趣，與此同理，我們不應 該以現世生活的欲望為樣本去構想或否定我們的死後生活。
如此等等。
在這些類比中貫穿著一個簡單的邏輯，便是：死後是一個完全的未知數，我們不能根據已知 的現世生命狀態去衡量它。這個邏輯是成立的。但是，如果說因為現世生命狀態的終結而斷 定死後是虛無，這是武斷，那麽，把死後設想成一種與現世生命狀態恰好相反的自由永恆境 界，這同樣是武斷。有什麽理由說死亡是小雞破殼而出、種子變成樹、童年變為成年，而不 是一隻雞、一棵樹、一個人的生命的真正結束呢?人生中確實有一些非常特殊的體驗，在我 們尚未親身經歷的時候，我們單憑想像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形成一個概念的。但是，我們不能 據此斷定死後也屬這種情形，因為至少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就是隨著生命結束，一切體驗 也都結束。
類比是迷惑人的。不過，我不反對類比，因為對於死亡的真正思考是不可能的，我們除了用 類比或其他詩意的解說來鼓勵自己之外，還能夠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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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減法
周國平
這次旅行，從北京出發是乘的法航，可以託運六十公斤行李。誰知到了聖地亞哥 ，改乘智利國內航班，隻準託運二十公斤了。於是，隻好把帶出的兩隻箱子精簡掉一隻，所 剩的物品就很少了。到住處後，把這些物品擺開，幾乎看不見，好像住在一間空屋子裏。可 是，這麽多天下來了，我並沒有感到缺少了什麽。回想在北京的家裏，比這大得多的屋子總 是滿滿的，每一樣東西好像都是必需的，但我現在竟想不起那些必需的東西是什麽了。於是 我想，許多好像必需的東西其實是可有可無的。
在北京的時候，我天天都很忙碌，手頭總有做不完的事。直到這次出發的前夕，我仍然分秒 必爭地做著我認為十分緊迫的事中的一件。可是，一旦踏上旅途，再緊迫的事也隻好擱下了 。現在，我已經把所有似乎必須限期完成的事擱下好些天了，但並沒有發現造成了什麽後果 。於是我想，許多好像必須做的事其實是可做可不做的。
許多東西，我們之所以覺得必需，隻是因為我們已經擁有它們。當我們清理自己的居室時， 我們會覺得每一樣東西都有用處，都捨不得扔掉。可是，倘若我們必須搬到一個小屋去住， 隻允許保留很少的東西，我們就會判斷出什麽東西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了。那麽，我們即使有 一座大房子，又何妨用隻有一間小屋的標準來限定必需的物品，從而為美化居室留出更多的 自由空間?
許多事情，我們之所以認為必須做，隻是因為我們已經把它們列入了日程。如果讓我們憑空 從其中刪除某一些，我們會難做取捨。可是，倘若我們知道自己已經來日不多，隻能做成一 件事情，我們就會判斷出什麽事情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了。那麽，我們即使還能活很久，又何 妨用來日不多的標準來限定必做的事情，從而為享受生活留出更多的自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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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的空間
周國平
在寫了上麵這一則隨想之後，我讀到泰戈爾的一段意思相似的話，不過他表達得 更好。我把他的話歸納和改寫如下--
未被占據的空間和未被占據的時間具有最高的價值。一個富翁的富並不表現在他的堆滿貨物 的倉庫和一本萬利的經營上，而是表現在他能夠買下廣大空間來布置庭院和花園，能夠給自 己留下大量時間來休閑。同樣，心靈中擁有開闊的空間也是最重要的，如此才會有思想的自 由。
接著，泰戈爾舉例說，窮人和悲慘的人的心靈空間完全被日常生活的憂慮和身體的痛苦占據 了，所以不可能有思想的自由。我想補充指出的是，除此之外，還有另一類例證，就是忙人 。
凡心靈空間的被占據，往往是出於逼迫。如果說窮人和悲慘的人是受了貧窮和苦難的逼迫， 那麽，忙人則是受了名利和責任的逼迫。名利也是一種貧窮，慾壑難填的痛苦同樣具有匱乏 的特徵，而名利場上的角逐同樣充滿生存鬥爭式的焦慮。至於說到責任，可分三種情形，一 是出自內心的需要，另當別論，二是為了名利而承擔的，可以歸結為名利，三是既非內心自 覺，又非貪圖名利，完全是職務或客觀情勢所強加的，那就與苦難相差無幾了。所以，一個 忙人很可能是一個心靈上的窮人和悲慘的人。
這裏我還要說一說那種出自內在責任的忙碌，因為我常常認為我的忙碌屬於這一種。一個人 真正喜歡一種事業，他的身心完全被這種事業占據了，能不能說他也沒有了心靈的自由空間 呢?這首先要看在從事這種事業的時候，他是否真正感覺到了創造的快樂。譬如說寫作，寫 作誠然是一種艱苦的勞動，但必定伴隨著創造的快樂，如果沒有，就有理由懷疑它是否蛻變 成了一種強迫性的事務，乃至一種功利性的勞作。當一個人以寫作為職業的時候，這樣的蛻 變是很容易發生的。心靈的自由空間是一個快樂的領域，其中包括創造的快樂，閱讀的快樂 ，欣賞大自然和藝術的快樂，情感體驗的快樂，無所事事地閑適和遐想的快樂，等等。所有 這些快樂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共生互通的。所以，如果一個人永遠隻是埋頭於寫作，不再有 工夫和心思享受別的快樂，他的創造的快樂和心靈的自由也是大可懷疑的。
這裏的黑暗，是指塵世，現象界，封閉在現象界裏的經驗自我;光明，是指上帝，本體界， 與本體界相溝通的精神自我。在現象界中，我們是盲目的，受偶然的和有限的遭遇所支配， 並且把這些遭遇看成了一切。如果站到上帝的位置上，一覽無遺地看見了世界整體，我們就 能看清一切人間遭遇的偶然性和有限性，產生一種超脫的心情。
非常正確。不過，我有兩點保留或補充。
第一，我們不妨站到上帝的位置上看自己的塵世遭遇，但是，我們永遠是凡人而不是上帝。 所以，每一個人的塵世遭遇對於他自己仍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當我們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時 ，那把我們絆倒的物體同時也把我們支撐，我們不得不抓牢它們，為了不讓自己在完全的空 無中行走。
第二，在我們的塵世遭遇中，有一些是具有精神意義的，正是通過它們，我們才對天國的事 物有所領悟。當我們在黑暗中摸索時，如果我們從來不曾觸到另一雙也在摸索的手，緊緊地 握在一起，愛的光明就永遠不會降臨到我們的心中。我們珍藏著某些不起眼的小物件，用它 們紀念人生中難忘的經歷，雖然它們在整個宇宙體係中更加不值一提，可是我相信，即使上 帝看見了它們也會讚許地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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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不是一個思考的對象
周國平
死亡不是一個思考的對象。當我們自以為在思考死亡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所做的 事情不是思考，而是別的，例如期望、相信、假設、想像、類比等等。
在泰戈爾的作品中，便有許多這樣的類比。
類比之一：我們的生命是一個蛋，我們暫時寄居的這個世界是蛋的外殼。當我們被這個世界 限製住的時候，就如同蛋殼裏的小雞，對於蛋殼外的更自由的生存是完全沒有一個概念的。 而死亡，就是我們破殼而出，進入真正自由的境界。
類比之二：我們的現世生命如同束縛在果實裏的種子，死亡則是種子突破果實的束縛而成長 為一棵樹。不朽並非堅持我們所熟悉的現有的生命形態，而是一個不斷超越生命特定形態的 過程。
類比之三：我們在童年時不能想像成年之後會有全然不同的生活興趣，與此同理，我們不應 該以現世生活的欲望為樣本去構想或否定我們的死後生活。
如此等等。
在這些類比中貫穿著一個簡單的邏輯，便是：死後是一個完全的未知數，我們不能根據已知 的現世生命狀態去衡量它。這個邏輯是成立的。但是，如果說因為現世生命狀態的終結而斷 定死後是虛無，這是武斷，那麽，把死後設想成一種與現世生命狀態恰好相反的自由永恆境 界，這同樣是武斷。有什麽理由說死亡是小雞破殼而出、種子變成樹、童年變為成年，而不 是一隻雞、一棵樹、一個人的生命的真正結束呢?人生中確實有一些非常特殊的體驗，在我 們尚未親身經歷的時候，我們單憑想像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形成一個概念的。但是，我們不能 據此斷定死後也屬這種情形，因為至少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就是隨著生命結束，一切體驗 也都結束。
類比是迷惑人的。不過，我不反對類比，因為對於死亡的真正思考是不可能的，我們除了用 類比或其他詩意的解說來鼓勵自己之外，還能夠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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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減法
周國平
這次旅行，從北京出發是乘的法航，可以託運六十公斤行李。誰知到了聖地亞哥 ，改乘智利國內航班，隻準託運二十公斤了。於是，隻好把帶出的兩隻箱子精簡掉一隻，所 剩的物品就很少了。到住處後，把這些物品擺開，幾乎看不見，好像住在一間空屋子裏。可 是，這麽多天下來了，我並沒有感到缺少了什麽。回想在北京的家裏，比這大得多的屋子總 是滿滿的，每一樣東西好像都是必需的，但我現在竟想不起那些必需的東西是什麽了。於是 我想，許多好像必需的東西其實是可有可無的。
在北京的時候，我天天都很忙碌，手頭總有做不完的事。直到這次出發的前夕，我仍然分秒 必爭地做著我認為十分緊迫的事中的一件。可是，一旦踏上旅途，再緊迫的事也隻好擱下了 。現在，我已經把所有似乎必須限期完成的事擱下好些天了，但並沒有發現造成了什麽後果 。於是我想，許多好像必須做的事其實是可做可不做的。
許多東西，我們之所以覺得必需，隻是因為我們已經擁有它們。當我們清理自己的居室時， 我們會覺得每一樣東西都有用處，都捨不得扔掉。可是，倘若我們必須搬到一個小屋去住， 隻允許保留很少的東西，我們就會判斷出什麽東西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了。那麽，我們即使有 一座大房子，又何妨用隻有一間小屋的標準來限定必需的物品，從而為美化居室留出更多的 自由空間?
許多事情，我們之所以認為必須做，隻是因為我們已經把它們列入了日程。如果讓我們憑空 從其中刪除某一些，我們會難做取捨。可是，倘若我們知道自己已經來日不多，隻能做成一 件事情，我們就會判斷出什麽事情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了。那麽，我們即使還能活很久，又何 妨用來日不多的標準來限定必做的事情，從而為享受生活留出更多的自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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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的空間
周國平
在寫了上麵這一則隨想之後，我讀到泰戈爾的一段意思相似的話，不過他表達得 更好。我把他的話歸納和改寫如下--
未被占據的空間和未被占據的時間具有最高的價值。一個富翁的富並不表現在他的堆滿貨物 的倉庫和一本萬利的經營上，而是表現在他能夠買下廣大空間來布置庭院和花園，能夠給自 己留下大量時間來休閑。同樣，心靈中擁有開闊的空間也是最重要的，如此才會有思想的自 由。
接著，泰戈爾舉例說，窮人和悲慘的人的心靈空間完全被日常生活的憂慮和身體的痛苦占據 了，所以不可能有思想的自由。我想補充指出的是，除此之外，還有另一類例證，就是忙人 。
凡心靈空間的被占據，往往是出於逼迫。如果說窮人和悲慘的人是受了貧窮和苦難的逼迫， 那麽，忙人則是受了名利和責任的逼迫。名利也是一種貧窮，慾壑難填的痛苦同樣具有匱乏 的特徵，而名利場上的角逐同樣充滿生存鬥爭式的焦慮。至於說到責任，可分三種情形，一 是出自內心的需要，另當別論，二是為了名利而承擔的，可以歸結為名利，三是既非內心自 覺，又非貪圖名利，完全是職務或客觀情勢所強加的，那就與苦難相差無幾了。所以，一個 忙人很可能是一個心靈上的窮人和悲慘的人。
這裏我還要說一說那種出自內在責任的忙碌，因為我常常認為我的忙碌屬於這一種。一個人 真正喜歡一種事業，他的身心完全被這種事業占據了，能不能說他也沒有了心靈的自由空間 呢?這首先要看在從事這種事業的時候，他是否真正感覺到了創造的快樂。譬如說寫作，寫 作誠然是一種艱苦的勞動，但必定伴隨著創造的快樂，如果沒有，就有理由懷疑它是否蛻變 成了一種強迫性的事務，乃至一種功利性的勞作。當一個人以寫作為職業的時候，這樣的蛻 變是很容易發生的。心靈的自由空間是一個快樂的領域，其中包括創造的快樂，閱讀的快樂 ，欣賞大自然和藝術的快樂，情感體驗的快樂，無所事事地閑適和遐想的快樂，等等。所有 這些快樂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共生互通的。所以，如果一個人永遠隻是埋頭於寫作，不再有 工夫和心思享受別的快樂，他的創造的快樂和心靈的自由也是大可懷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