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尼采最重要的意義還不在於學理的探討，而在於精神的示範。他是一個真正把哲學當 做生命的人。我始終記著他在投身哲學之初的一句話："哲學家不僅是一個大思想家，而且 也是一個真實的人。"這句話是針對康德的。康德證明了形上學作為科學真理的不可能， 尼采很懂得這一論斷的分量，指出它是康德之後一切哲學家都無法迴避的出發點。令他不滿 甚至憤慨的是，康德對自己的這個論斷抱一種不偏不倚的學者態度，而康德之後的絕大多數 哲學家也就心安理得地放棄了對根本問題的思考，隻滿足於枝節問題的討論。在尼采看來， 對世界和人生的某種最高真理的尋求乃是靈魂的需要，因而仍然是哲學的主要使命，隻是必 須改變尋求的路徑。因此，他一方麵是傳統形上學的無情批判者，另一方麵又是懷著廣義 的形上學渴望的熱情探索者。如果忽視了這後一方麵，我們就可能在紀念他的同時把他徹 底歪曲。
我的這種擔憂是事出有因的。當今哲學界的時髦是所謂後現代，而且各種後現代思潮還紛紛 打出尼采的旗幟，在這樣的熱鬧中，尼采也被後現代化了。於是，價值重估變成了價值虛無 ，解釋的多元性變成了解釋的任意性，酒神精神變成了佯醉裝瘋。後現代哲學家把反形而上 學的立場推至極端，被解構掉的不僅是世界本文，而且是哲學本身。尼采要把哲學從絕路領 到曠野，再在曠野上開出一條新路，他們卻興高采烈地攛掇哲學吸毒和自殺，可是他們居然 還自命是尼采的精神上的嫡裔。尼采一生不斷生活在最高問題的風雲中，孜孜於為世界和人 生尋找一種積極的總體解釋，與他們何嚐有相似之處。據說他們還從尼采那裏學來了自由的 文風，然而，尼采的自由是湧流，是陽光下的輕盈舞蹈，他們的自由卻是拚貼，是彩燈下的 胡亂手勢。依我之見，尼採在死後的一百年間遭到了兩次最大的歪曲，第一次是被法西斯化 ，第二次便是被後現代化。我之懷疑後現代哲學家還有一個理由，就是他們太時髦了。他們 往往是一些喜歡在媒體上露麵的人。尼采生前的孤獨是盡人皆知的。雖說時代不同了，但是 ，一個哲學家、一種哲學變成時髦終究是可疑的事情。
兩年前，我到過瑞士境內一個名叫西爾斯-瑪麗亞的小鎮，尼采曾在那裏消度八個夏天，現 在他居住過的那棟小樓被命名為了尼采故居。當我進到裏麵參觀，看著遊客們購買各種以尼 采的名義出售的紀念品時，不禁心想，所謂紀念掩蓋了多少事實真相啊。當年尼採在這座所 謂故居中隻是一個貧窮的寄宿者，雙眼半盲，一身是病，就著昏暗的煤油燈寫著那些沒有一 個出版商肯接受的著作，勉強湊了錢自費出版以後，也幾乎找不到肯讀的人。他從這裏向世 界發出過絕望的呼喊，但無人應答，正是這無邊的沉默和永久的孤獨終於把他逼瘋了。而現 在，人們從世界各地來這裏參觀他的故居，來紀念他。真的是紀念嗎?西爾斯-瑪麗亞是阿爾 卑斯山麓的一個風景勝地，對於絕大多數遊客來說，所謂尼采故居不過是一個景點，所謂參 觀不過是一個旅遊節目罷了。
所以，在尼采百年忌日來臨之際，我心懷猜忌地遠離各種外在的紀念儀式，寧願獨自默溫這 位真實的人的精神遺產。
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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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敦煌
周國平
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之際，敦煌又成熱門話題。對於國人心中的這段痛史，我印 象最深的有兩點。
第一，敦煌是中華文物的頂級寶庫，但是，這個寶庫中的一大部分文物已經不在敦煌，也不 在中國，而是流散到世界各地了。特別是在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年間，外國學者紛紛來到這裏 進行掠奪性考察，把珍貴文物運回自己國家，致使莫高窟的數百件壁畫和塑像，藏經洞裏的 數萬件文書，近千幅唐宋佛畫，現今分散收藏在英、法、俄、日、美等十多個國家的四十幾 家博物館和研究機構中。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產遭到如此嚴重的肢解，這在現代史上是罕見的 。
第二，敦煌學是國際上的顯學，但是，這門以中國古代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多分支學科的大本 營卻不在中國，而在譬如說日本或者法國。這當然是敦煌文物流散的一個直接後果，使得一 些西方學者得以捷足先登，占山為王。在此不利形勢下，中國敦煌學的起步就成了中國學者 到海外追尋、抄寫、研究文獻的過程。由於政治動亂頻繁和經濟貧困，中國學者即使在這方 麵也是舉步維艱，擁有的條件完全不能與日本學者相比。所以，在日本汗牛充棟的敦煌學著 作麵前，中國已有的成果至少在數量上顯得十分可憐，以至於日本學者敢於理直氣壯地宣稱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麵對以上事實，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當然感到痛心，同時又時常陷入深思。我不斷問自己一 個問題：在一九〇〇年王道士發現藏經洞之後，假如沒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相繼來盜寶， 洞內這些珍貴經卷和文書的命運會如何?答案幾乎不容置疑：一定會更慘。這個結論由一件 事便可推斷，便是一九〇九年中國政府接管了藏經洞之後，決定把劫後剩餘藏品運交京師圖 書館保管，結果是從敦煌到北京，這批卷子一路遭劫，劫掠者都是以權謀私乃至監守自盜的 官員和名流。斯坦因和伯希和盜走的文物至少都繳給了各自的國家，被他們的博物館精心收 藏起來，日後尚可供賞析研究，而這些同胞所獲的贓物卻統統進了私宅，然後又大量地流失 於市場，敦煌這一部分藏品的數量和麵貌已經成了永遠不可知的謎。
我無意替斯坦因等人辯護。他們當年獲取敦煌文書的手段絕非光明正大，說得上坑蒙拐騙， 他們的考古挖掘不乏破壞性行為，他們運走中國文物更是屬於帝國主義行徑。但是，我承認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藏經洞發現之時，清朝政權處在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之中，地方政府極 其昏庸，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又如此愚昧無知，這一切已經註定了洞內藏品的悲慘命運。外 國考察家在那個時候到來，完完全全是乘虛而入，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他們滿載而歸。而 如果他們不來，在那種混亂的局麵下，藏品也幾乎必定會被我們自己的同胞糟蹋殆盡。像斯 坦因這樣的人畢竟是懂行之人，他知道這些文物的珍貴價值，他在每次考察後撰寫和出版詳 盡的考古報告，並把相關材料交由沙畹等專家整理刊布，便是最好的證明。伯希和更是一代 漢學大師，雖然他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敦煌學上，但他在懂得敦煌文物的價值方麵絕不遜於 斯坦因。在當時的中國，肯定有學術能力不亞於甚至超過他們的人，例如羅振玉和王國維。 可是，也正是在當時的中國，以區區布衣的微弱力量是無論如何抵禦不了全局性的腐敗的。 因此，封閉了幾乎一千年的藏經洞真是開啟得不是時候，等待著它的寶藏的隻有兩種前途， 不是淪落異國，便是毀於故鄉。出於民族自尊心，我堅決反對前一種結局。但是，如果我真 正珍惜這些文化遺產，我就不得不兩害相權取其輕，寧願它們被保存著而不是被毀滅掉，哪 怕是保存在中國之外的某些地方。隻要它們還存在著，就有回來的可能，即使回不來，也比 不存在好得多。
我的這種擔憂是事出有因的。當今哲學界的時髦是所謂後現代，而且各種後現代思潮還紛紛 打出尼采的旗幟，在這樣的熱鬧中，尼采也被後現代化了。於是，價值重估變成了價值虛無 ，解釋的多元性變成了解釋的任意性，酒神精神變成了佯醉裝瘋。後現代哲學家把反形而上 學的立場推至極端，被解構掉的不僅是世界本文，而且是哲學本身。尼采要把哲學從絕路領 到曠野，再在曠野上開出一條新路，他們卻興高采烈地攛掇哲學吸毒和自殺，可是他們居然 還自命是尼采的精神上的嫡裔。尼采一生不斷生活在最高問題的風雲中，孜孜於為世界和人 生尋找一種積極的總體解釋，與他們何嚐有相似之處。據說他們還從尼采那裏學來了自由的 文風，然而，尼采的自由是湧流，是陽光下的輕盈舞蹈，他們的自由卻是拚貼，是彩燈下的 胡亂手勢。依我之見，尼採在死後的一百年間遭到了兩次最大的歪曲，第一次是被法西斯化 ，第二次便是被後現代化。我之懷疑後現代哲學家還有一個理由，就是他們太時髦了。他們 往往是一些喜歡在媒體上露麵的人。尼采生前的孤獨是盡人皆知的。雖說時代不同了，但是 ，一個哲學家、一種哲學變成時髦終究是可疑的事情。
兩年前，我到過瑞士境內一個名叫西爾斯-瑪麗亞的小鎮，尼采曾在那裏消度八個夏天，現 在他居住過的那棟小樓被命名為了尼采故居。當我進到裏麵參觀，看著遊客們購買各種以尼 采的名義出售的紀念品時，不禁心想，所謂紀念掩蓋了多少事實真相啊。當年尼採在這座所 謂故居中隻是一個貧窮的寄宿者，雙眼半盲，一身是病，就著昏暗的煤油燈寫著那些沒有一 個出版商肯接受的著作，勉強湊了錢自費出版以後，也幾乎找不到肯讀的人。他從這裏向世 界發出過絕望的呼喊，但無人應答，正是這無邊的沉默和永久的孤獨終於把他逼瘋了。而現 在，人們從世界各地來這裏參觀他的故居，來紀念他。真的是紀念嗎?西爾斯-瑪麗亞是阿爾 卑斯山麓的一個風景勝地，對於絕大多數遊客來說，所謂尼采故居不過是一個景點，所謂參 觀不過是一個旅遊節目罷了。
所以，在尼采百年忌日來臨之際，我心懷猜忌地遠離各種外在的紀念儀式，寧願獨自默溫這 位真實的人的精神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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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敦煌
周國平
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之際，敦煌又成熱門話題。對於國人心中的這段痛史，我印 象最深的有兩點。
第一，敦煌是中華文物的頂級寶庫，但是，這個寶庫中的一大部分文物已經不在敦煌，也不 在中國，而是流散到世界各地了。特別是在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年間，外國學者紛紛來到這裏 進行掠奪性考察，把珍貴文物運回自己國家，致使莫高窟的數百件壁畫和塑像，藏經洞裏的 數萬件文書，近千幅唐宋佛畫，現今分散收藏在英、法、俄、日、美等十多個國家的四十幾 家博物館和研究機構中。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產遭到如此嚴重的肢解，這在現代史上是罕見的 。
第二，敦煌學是國際上的顯學，但是，這門以中國古代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多分支學科的大本 營卻不在中國，而在譬如說日本或者法國。這當然是敦煌文物流散的一個直接後果，使得一 些西方學者得以捷足先登，占山為王。在此不利形勢下，中國敦煌學的起步就成了中國學者 到海外追尋、抄寫、研究文獻的過程。由於政治動亂頻繁和經濟貧困，中國學者即使在這方 麵也是舉步維艱，擁有的條件完全不能與日本學者相比。所以，在日本汗牛充棟的敦煌學著 作麵前，中國已有的成果至少在數量上顯得十分可憐，以至於日本學者敢於理直氣壯地宣稱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麵對以上事實，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當然感到痛心，同時又時常陷入深思。我不斷問自己一 個問題：在一九〇〇年王道士發現藏經洞之後，假如沒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相繼來盜寶， 洞內這些珍貴經卷和文書的命運會如何?答案幾乎不容置疑：一定會更慘。這個結論由一件 事便可推斷，便是一九〇九年中國政府接管了藏經洞之後，決定把劫後剩餘藏品運交京師圖 書館保管，結果是從敦煌到北京，這批卷子一路遭劫，劫掠者都是以權謀私乃至監守自盜的 官員和名流。斯坦因和伯希和盜走的文物至少都繳給了各自的國家，被他們的博物館精心收 藏起來，日後尚可供賞析研究，而這些同胞所獲的贓物卻統統進了私宅，然後又大量地流失 於市場，敦煌這一部分藏品的數量和麵貌已經成了永遠不可知的謎。
我無意替斯坦因等人辯護。他們當年獲取敦煌文書的手段絕非光明正大，說得上坑蒙拐騙， 他們的考古挖掘不乏破壞性行為，他們運走中國文物更是屬於帝國主義行徑。但是，我承認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藏經洞發現之時，清朝政權處在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之中，地方政府極 其昏庸，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又如此愚昧無知，這一切已經註定了洞內藏品的悲慘命運。外 國考察家在那個時候到來，完完全全是乘虛而入，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他們滿載而歸。而 如果他們不來，在那種混亂的局麵下，藏品也幾乎必定會被我們自己的同胞糟蹋殆盡。像斯 坦因這樣的人畢竟是懂行之人，他知道這些文物的珍貴價值，他在每次考察後撰寫和出版詳 盡的考古報告，並把相關材料交由沙畹等專家整理刊布，便是最好的證明。伯希和更是一代 漢學大師，雖然他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敦煌學上，但他在懂得敦煌文物的價值方麵絕不遜於 斯坦因。在當時的中國，肯定有學術能力不亞於甚至超過他們的人，例如羅振玉和王國維。 可是，也正是在當時的中國，以區區布衣的微弱力量是無論如何抵禦不了全局性的腐敗的。 因此，封閉了幾乎一千年的藏經洞真是開啟得不是時候，等待著它的寶藏的隻有兩種前途， 不是淪落異國，便是毀於故鄉。出於民族自尊心，我堅決反對前一種結局。但是，如果我真 正珍惜這些文化遺產，我就不得不兩害相權取其輕，寧願它們被保存著而不是被毀滅掉，哪 怕是保存在中國之外的某些地方。隻要它們還存在著，就有回來的可能，即使回不來，也比 不存在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