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地方的居民絕大多數是講法語的。但是我在農村裏看到一些古老的建築，雕刻在柱子或窗子上的卻是德文。我猜想，這地方原是德語區，後來不知由於什麽原因，說德語的人遷走了，說法語的人遷了進來。瑞士本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官方語言就有德文、法文、義大利文三種。因此瑞士人多半都能掌握幾種語言。又因為瑞士是世界花園，是旅遊勝地，英文在這裏也流行。在首都伯爾尼大街上賣鮮花的老太婆也都能講幾種語言，這都不算是什麽新鮮事兒。
第47節：留德十年(46)
在我住的公寓裏，也能看出這種多語言、多民族的現象。公寓的老闆是講法語的沙利愛神甫。而管理公寓的則是一位講德語的奧地利神甫。此人個子極高，很懂得幽默。一見麵他就說："年幼長身體的時候，偶一不小心，忘記了停止長，所以就長得這麽高!"在天主教裏麵，男神甫有很大的自由，除了不許結婚以外，其他人世間的飲食娛樂，他都能享受，特別是酒，歐洲許多天主教寺院都能釀造極好的酒。相對之下，對於修女則頗多限製，行動有不少的不自由。
既然是天主教開辦的公寓，裏麵有一些生活習慣頗帶宗教色彩。最突出的是每頓飯前必禱告。我非教徒，但必須吃飯。所以每次就餐前，吃飯的人都站在餐桌前，口中念念有詞。我不知道，他們念的是什麽，但也隻能奉陪肅立。好在時間極短，等教徒們感謝完了上帝，我這個非教徒也可以叨光狼吞虎咽了。
公寓老闆沙利愛神甫大概很有點活動能力。我到後不久，他就被梵蒂岡教廷任命為瑞士三省大主教。為了求實存真起見，我現在把當時寫的日記摘抄幾段：
1945年11月21日
吃過早點就出去。因為今天是新主教插rriere(沙利愛)就職的日子，在主教府前麵站了半天，看到穿紅的主教們一個個上汽車走了。到百貨店去買了一隻小皮箱就回來。同馮、黃談了談。十一點一同出去到城裏去看遊行。一直到十二點才聽到遠處音樂響，不久就看到兵士和警察，後麵跟著學生，一隊隊過了不知有多久。再後麵是神父、政府大員、各省主教。最後是教皇代表、沙主教，穿了奇奇怪怪的衣服，像北平的喇嘛穿了彩色的衣服在跳舞捉鬼。快到一點，典禮才完成。
一個多月以後，在1945年12月25日，我又參觀了沙大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彌撒。我從那一天的日記中摘抄一段：
今天沙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彌撒，我們到了st?nics大教堂，裏麵的人已經不少了。停了不久，儀式也就開始了。一群神父把沙主教接進去，奏樂，唱歌，磕頭，種種花樣。後來沙主教下了祭壇，到一個大籠子似的小屋子裏向信眾講道。講完，又上祭壇。大彌撒才真正開始，仍然是鞠躬，唱歌，磕頭，種種花樣，一直到十一點半才完。
以上是我這樣一個教外人士對瑞士天主教的一點具體的印象和回憶。在這以前或以後，我都同天主教沒有任何接觸。同住在聖·朱斯坦公寓的一位田神甫，同我長談過幾次關於宗教信仰和上帝的問題，看樣子是想"發展"我入教。可惜我是一個沒有任何宗教細胞，也可以說沒有任何宗教需要的俗人，辜負了他的一片美意。解放後，我在北京見到他，他已經脫下僧裝換俗裝，成家立業了。我們沒有再長談，沒有問他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也不便問他。我隻慨嘆人生變化之劇烈了。
在弗裏堡我還有很多值得回憶的事，其中最突出的是認識了幾個德國和奧國學者，當然都是說德語的。首先要提到的是弗裏茨·克恩(fritz
kern)教授。他原來是德國一所大學--記得是波恩大學--的歷史教授，思想進步，反對納粹，在祖國呆不下去了，被迫逃來瑞士。但是在這裏無法找到一個大學教席，瑞士又是米珠薪桂的地方，他的夫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到弗裏堡附近一個鄉村神父家裏去當保姆。這位神父脾氣極怪，又極壞，村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tempête(暴風雨)，具體形象地說明了他的特點，脾氣一發，簡直如暴風驟雨。在這樣一個主人家裏當保姆，會是什麽滋味，一想就會明白。然而為了餬口養家，在德國一般都不工作的教授夫人，到了瑞士，在人屋簷下，焉得不低頭，也隻有忍辱吞聲了。教授年紀已經過了五十，但是精力充沛，為人豪爽，充分表現出日耳曼人的特點。我們萍水相逢，可以說是一見如故。有一段時間，我們倆幾乎天天見麵，共同翻譯《論語》和《中庸》。他有一個極其龐大的寫作計劃，要寫一部長達幾十卷的《世界歷史》，把中西各國的歷史、文化等等從比較歷史學和比較文化學的觀點上徹底地探討一番。研究中國的經典也是為這個龐大計劃服務的。他的學風常常讓我想到德國歷史上那一些universalgenie(多學科巨匠)。我有時候跟他開玩笑，說他幻想過多，他一笑置之。他有時候說我太kritisch(批判嚴格)，我當然也不以為忤。由此可見我們之間關係之融洽。他夫婦倆都非常關心我的生活。我在德國十年，沒有錢買一件好大衣。到瑞士時正值冬天，我身上穿的仍然是十一年前在中國買的大衣，既單薄，又破爛。他們譏笑稱之為
m?ntelchen(小大衣)。教授夫人看到我的衣服破了，給我縫補過幾次，還給我織過一件毛衣。這一切在我這個背井離鄉漂泊異域十年多的遊子心中產生什麽情感，大家一想就可以知道，用不著我再講了。在1945年11月20日的日記裏，有下麵一段話：
第48節：留德十年(47)
prof?kern(克恩教授)勸我無論如何要留下。我同他認識才不久，但我們之間卻發生了幾乎超過師生以上的感情，對他不免留戀。他也捨不得我走。我隻是多情善感，當然有痛苦。不知為什麽上天把我造成這樣一個人?
可見我同他們感情之深。他們夫婦成了我畢生難忘的人。我回國後還通過幾次信，後來就"世事兩茫茫"了。至今我每次想到他們，心裏就激動、懷念，又是快樂，又是痛苦，簡直是酸甜苦辣，說不清是什麽滋味了。
其次我想到的是幾位奧國學者w?施米特(schmidt)、科伯斯
(koppers)等，都是天主教神父。他們都是人類學家，是所謂維也納學派的領導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奧國很早被德國納粹吞併，為了躲避凶焰，他們逃來瑞士，在弗裏堡附近一個叫做弗魯瓦德維爾(froideville)的小村裏建立了根據地，有一個藏書相當豐富的圖書館。這一學派的許多重要人物也都來這裏聚會，同時還接待外國學者，到這裏來從事研究工作。我於1945年10月23日首次見到克恩教授，是在聖·朱斯坦公寓的主任諾伊維爾特
(neuwirth)的一次宴會上。第二次見麵就是兩天後在弗魯瓦德維爾的這個研究所裏。兩次都見到了科伯斯教授，第二次見到施米特教授和一位日本學者名叫沼澤。施米特曾在中國北京輔仁大學教過書，他好像是人類學維也納學派的首領，著作等身，對世界人類語言的分類有自己的一套體係，在世界學人中廣有名聲。我同這些人來往，感覺最深刻的是他們雖是神父，但並沒有"上帝氣"，研究其他宗教，也頗能持客觀態度。我以為，他們算得上學者。
第47節：留德十年(46)
在我住的公寓裏，也能看出這種多語言、多民族的現象。公寓的老闆是講法語的沙利愛神甫。而管理公寓的則是一位講德語的奧地利神甫。此人個子極高，很懂得幽默。一見麵他就說："年幼長身體的時候，偶一不小心，忘記了停止長，所以就長得這麽高!"在天主教裏麵，男神甫有很大的自由，除了不許結婚以外，其他人世間的飲食娛樂，他都能享受，特別是酒，歐洲許多天主教寺院都能釀造極好的酒。相對之下，對於修女則頗多限製，行動有不少的不自由。
既然是天主教開辦的公寓，裏麵有一些生活習慣頗帶宗教色彩。最突出的是每頓飯前必禱告。我非教徒，但必須吃飯。所以每次就餐前，吃飯的人都站在餐桌前，口中念念有詞。我不知道，他們念的是什麽，但也隻能奉陪肅立。好在時間極短，等教徒們感謝完了上帝，我這個非教徒也可以叨光狼吞虎咽了。
公寓老闆沙利愛神甫大概很有點活動能力。我到後不久，他就被梵蒂岡教廷任命為瑞士三省大主教。為了求實存真起見，我現在把當時寫的日記摘抄幾段：
1945年11月21日
吃過早點就出去。因為今天是新主教插rriere(沙利愛)就職的日子，在主教府前麵站了半天，看到穿紅的主教們一個個上汽車走了。到百貨店去買了一隻小皮箱就回來。同馮、黃談了談。十一點一同出去到城裏去看遊行。一直到十二點才聽到遠處音樂響，不久就看到兵士和警察，後麵跟著學生，一隊隊過了不知有多久。再後麵是神父、政府大員、各省主教。最後是教皇代表、沙主教，穿了奇奇怪怪的衣服，像北平的喇嘛穿了彩色的衣服在跳舞捉鬼。快到一點，典禮才完成。
一個多月以後，在1945年12月25日，我又參觀了沙大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彌撒。我從那一天的日記中摘抄一段：
今天沙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彌撒，我們到了st?nics大教堂，裏麵的人已經不少了。停了不久，儀式也就開始了。一群神父把沙主教接進去，奏樂，唱歌，磕頭，種種花樣。後來沙主教下了祭壇，到一個大籠子似的小屋子裏向信眾講道。講完，又上祭壇。大彌撒才真正開始，仍然是鞠躬，唱歌，磕頭，種種花樣，一直到十一點半才完。
以上是我這樣一個教外人士對瑞士天主教的一點具體的印象和回憶。在這以前或以後，我都同天主教沒有任何接觸。同住在聖·朱斯坦公寓的一位田神甫，同我長談過幾次關於宗教信仰和上帝的問題，看樣子是想"發展"我入教。可惜我是一個沒有任何宗教細胞，也可以說沒有任何宗教需要的俗人，辜負了他的一片美意。解放後，我在北京見到他，他已經脫下僧裝換俗裝，成家立業了。我們沒有再長談，沒有問他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也不便問他。我隻慨嘆人生變化之劇烈了。
在弗裏堡我還有很多值得回憶的事，其中最突出的是認識了幾個德國和奧國學者，當然都是說德語的。首先要提到的是弗裏茨·克恩(fr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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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telchen(小大衣)。教授夫人看到我的衣服破了，給我縫補過幾次，還給我織過一件毛衣。這一切在我這個背井離鄉漂泊異域十年多的遊子心中產生什麽情感，大家一想就可以知道，用不著我再講了。在1945年11月20日的日記裏，有下麵一段話：
第48節：留德十年(47)
prof?kern(克恩教授)勸我無論如何要留下。我同他認識才不久，但我們之間卻發生了幾乎超過師生以上的感情，對他不免留戀。他也捨不得我走。我隻是多情善感，當然有痛苦。不知為什麽上天把我造成這樣一個人?
可見我同他們感情之深。他們夫婦成了我畢生難忘的人。我回國後還通過幾次信，後來就"世事兩茫茫"了。至今我每次想到他們，心裏就激動、懷念，又是快樂，又是痛苦，簡直是酸甜苦辣，說不清是什麽滋味了。
其次我想到的是幾位奧國學者w?施米特(schmidt)、科伯斯
(koppers)等，都是天主教神父。他們都是人類學家，是所謂維也納學派的領導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奧國很早被德國納粹吞併，為了躲避凶焰，他們逃來瑞士，在弗裏堡附近一個叫做弗魯瓦德維爾(froideville)的小村裏建立了根據地，有一個藏書相當豐富的圖書館。這一學派的許多重要人物也都來這裏聚會，同時還接待外國學者，到這裏來從事研究工作。我於1945年10月23日首次見到克恩教授，是在聖·朱斯坦公寓的主任諾伊維爾特
(neuwirth)的一次宴會上。第二次見麵就是兩天後在弗魯瓦德維爾的這個研究所裏。兩次都見到了科伯斯教授，第二次見到施米特教授和一位日本學者名叫沼澤。施米特曾在中國北京輔仁大學教過書，他好像是人類學維也納學派的首領，著作等身，對世界人類語言的分類有自己的一套體係，在世界學人中廣有名聲。我同這些人來往，感覺最深刻的是他們雖是神父，但並沒有"上帝氣"，研究其他宗教，也頗能持客觀態度。我以為，他們算得上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