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節:留德十年(14)
空穀足音一識君
相期詩伯苦相熏
體裁新舊同嚐試
胎息中西沐見聞
胸宿賦才徠物與
氣噓大筆發清芬
千金敝帚孰輕重
後世憑猜定小文
可見他的心情。我也認為,像章用這樣的人,在柏林中國飯館裏麵是絕對找不到的,所以也很樂於同他親近。章伯母有一次對我說:"你來了以後,章用簡直像變了一個人。他平常是絕對不去拜訪人的,現在一到你家,就老是不回來。"我初到哥廷根,陪我奔波全城,到大學教務處,到研究所,到市政府,到醫生家裏,等等,註冊選課,辦理手續的,就是章用。他穿著那一身黑色的舊大衣,動搖著瘦削不高的身軀,陪我到處走。此情此景,至今宛然如在眼前。
他帶我走熟了哥廷根的路,但我自己要走的道路還沒能找到。
我在上麵提到,初到哥廷根時,就有意學習古代文字。但這隻是一種朦朦朧朧的想法,究竟要學習哪一種古文字,自己並不清楚。在柏林時,汪殿華曾勸我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認為這是當時祖國所需要的。到了哥廷根以後,同章用談到這個問題,他勸我隻讀希臘文,如果兼讀拉丁文,兩年時間來不及。在德國中學裏,要讀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臘文。文科中學畢業的學生,個個精通這兩種歐洲古典語言,我們中國學生完全無法同他們在這方麵競爭。我經過初步考慮,聽從了他的意見。第一學期選課,就以希臘文為主。德國大學是絕對自由的。隻要中學畢業,就可以願意入哪個大學,就入哪個,不懂什麽叫入學考試。入學以後,願意入哪個係,就入哪個;願意改係,隨時可改;願意選多少課,選什麽課,悉聽尊便;學文科的可以選醫學、神學的課;也可以隻選一門課,或者選十門、八門。上課時,願意上就上,不願意上就走;遲到早退,完全自由。從來沒有課堂考試。有的課開課時需要教授簽字,這叫開課前的報到(anmeldung),學生就拿課程登記簿(studienbuch)請教授簽;有的在結束時還需要教授簽字,這叫課程結束時的教授簽字
(abmeldung)。此時,學生與教授可以說是沒有多少關係。有的學生,初入大學時,一學年,或者甚至一學期換一個大學。經過幾經轉學,二三年以後,選中了自己滿意的大學,滿意的係科,這時才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觸,請求參加他的研究班,經過一兩個研究班,師生互相了解了,教授認為孺子可教,才給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努力寫作,教授滿意了,就舉行論文口試答辯,及格後,就能拿到博士學位。在德國,是教授說了算,什麽院長、校長、部長都無權幹預教授的決定。如果一個學生不想作論文,決沒有人強迫他。隻要自己有錢,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這就叫做"永恆的學生"
(ewiger student),是一種全世界所無的稀有動物。
我就是在這樣一種絕對自由的氣氛中,在第一學期選了希臘文。另外又雜七雜八地選了許多課,每天上課六小時。我的用意是練習聽德文,並不想學習什麽東西。
我選課雖然以希臘文為主,但是學習情緒時高時低,始終並不堅定,第一堂課印象就不好。1935年12月5日日記中寫道:
上了課,rabbow的聲音太低,我簡直聽不懂。他也不問我,如坐針氈,難過極了。下了課走回家來的時候,痛苦啃著我的心--我在哥廷根做的唯一的美麗的夢,就是學希臘文。然而,照今天的樣子看來,學希臘文又成了一種絕大的痛苦。我豈不將要一無所成了嗎?
日記中這樣動搖的記載還有多處,可見信心之不堅。其間,我還自學了一段時間的拉丁文。最有趣的是,有一次自己居然想學古埃及文,心情之混亂可見一斑。
這都說明,我還沒有找到要走的路。
至於梵文,我在國內讀書時,就曾動過學習的念頭。但當時國內沒有人教梵文,所以願望沒有能實現。來到哥廷根,認識了一位學冶金學的中國留學生湖南人龍丕炎(範禹),他主攻科技,不知道為什麽卻學習過兩個學期的梵文。我來到時,他已經不學了,就把自己用的施滕茨勒(stenzler)著的一本梵文語法送給了我。我同章用也談過學梵文的問題,他鼓勵我學。於是,在我選擇道路徘徊踟躕的混亂中,又增加了一層混亂。幸而這混亂隻是暫時的,不久就從混亂的陰霾中流露出來了陽光。12月16日日記中寫道:
我又想到我終於非讀sanskrit(梵文)不行。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在德國能把想學的幾種文字學好,也就不虛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國後再想學,不但沒有那樣的機會,也沒有那樣的人。
第16節:留德十年(15)
第二天的日記中又寫道:
我又想到sanskrit,我左想右想,覺得非學不行。
1936年1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
仍然決意讀sanskrit。自己興趣之易變,使自己都有點吃驚了。決意讀希臘文的時候,自己發誓而且希望,這次不要再變了,而且自己也堅信不會再變了,但終於又變了。我現在仍然發誓而且希望不要再變了,再變下去,會一無所成的。不知道schicksal(命運)可能允許我這次堅定我的信念嗎?
我這次的發誓和希望沒有落空,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
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
哥廷根實際上是學習梵文最理想的地方。除了上麵說到的城市幽靜,風光旖旎之外,哥廷根大學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較語言學的傳統。19世紀上半葉研究《五卷書》的一個轉譯本《卡裏來和迪木乃》的大家、比較文學史學的創建者本發伊(t?benfey)就曾在這裏任教。19世紀末弗朗茨·基爾霍恩(franz
kielhorn)在此地任梵文教授。接替他的是海爾曼·奧爾登堡(hermann
oldenberg)教授。奧爾登堡教授的繼任人是讀通吐火羅文殘卷的大師西克教授。1935年,西克退休,瓦爾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講座,這正是我到哥廷根的時候。被印度學者譽為活著的最偉大的梵文家雅可布·瓦克爾納格爾(jakob
wackernagel)曾在比較語言學係任教。真可謂梵學天空,群星燦列。再加上大學圖書館,歷史極久,規模極大,藏書極富,名聲極高,梵文藏書甲德國,據說都是基爾霍恩從印度搜羅到的。這樣的條件,在德國當時,是無與倫比的。
我決心既下,1936年春季開始的那一學期,我選了梵文。4月
2日,我到高斯-韋伯樓東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課。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築,當年大數學家高斯和大物理學家韋伯(weber)試驗他們發明的電報,就在這座房子裏,它因此名揚全球。樓下是埃及學研究室,巴比倫、亞述、阿拉伯文研究室。樓上是斯拉夫語研究室,波斯、土耳其語研究室和梵文研究室。梵文課就在研究室裏上。這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第一次上課,也是我第一次同他會麵。他看起來非常年輕。他是柏林大學梵學大師海因裏希·呂德斯
空穀足音一識君
相期詩伯苦相熏
體裁新舊同嚐試
胎息中西沐見聞
胸宿賦才徠物與
氣噓大筆發清芬
千金敝帚孰輕重
後世憑猜定小文
可見他的心情。我也認為,像章用這樣的人,在柏林中國飯館裏麵是絕對找不到的,所以也很樂於同他親近。章伯母有一次對我說:"你來了以後,章用簡直像變了一個人。他平常是絕對不去拜訪人的,現在一到你家,就老是不回來。"我初到哥廷根,陪我奔波全城,到大學教務處,到研究所,到市政府,到醫生家裏,等等,註冊選課,辦理手續的,就是章用。他穿著那一身黑色的舊大衣,動搖著瘦削不高的身軀,陪我到處走。此情此景,至今宛然如在眼前。
他帶我走熟了哥廷根的路,但我自己要走的道路還沒能找到。
我在上麵提到,初到哥廷根時,就有意學習古代文字。但這隻是一種朦朦朧朧的想法,究竟要學習哪一種古文字,自己並不清楚。在柏林時,汪殿華曾勸我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認為這是當時祖國所需要的。到了哥廷根以後,同章用談到這個問題,他勸我隻讀希臘文,如果兼讀拉丁文,兩年時間來不及。在德國中學裏,要讀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臘文。文科中學畢業的學生,個個精通這兩種歐洲古典語言,我們中國學生完全無法同他們在這方麵競爭。我經過初步考慮,聽從了他的意見。第一學期選課,就以希臘文為主。德國大學是絕對自由的。隻要中學畢業,就可以願意入哪個大學,就入哪個,不懂什麽叫入學考試。入學以後,願意入哪個係,就入哪個;願意改係,隨時可改;願意選多少課,選什麽課,悉聽尊便;學文科的可以選醫學、神學的課;也可以隻選一門課,或者選十門、八門。上課時,願意上就上,不願意上就走;遲到早退,完全自由。從來沒有課堂考試。有的課開課時需要教授簽字,這叫開課前的報到(anmeldung),學生就拿課程登記簿(studienbuch)請教授簽;有的在結束時還需要教授簽字,這叫課程結束時的教授簽字
(abmeldung)。此時,學生與教授可以說是沒有多少關係。有的學生,初入大學時,一學年,或者甚至一學期換一個大學。經過幾經轉學,二三年以後,選中了自己滿意的大學,滿意的係科,這時才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觸,請求參加他的研究班,經過一兩個研究班,師生互相了解了,教授認為孺子可教,才給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努力寫作,教授滿意了,就舉行論文口試答辯,及格後,就能拿到博士學位。在德國,是教授說了算,什麽院長、校長、部長都無權幹預教授的決定。如果一個學生不想作論文,決沒有人強迫他。隻要自己有錢,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這就叫做"永恆的學生"
(ewiger student),是一種全世界所無的稀有動物。
我就是在這樣一種絕對自由的氣氛中,在第一學期選了希臘文。另外又雜七雜八地選了許多課,每天上課六小時。我的用意是練習聽德文,並不想學習什麽東西。
我選課雖然以希臘文為主,但是學習情緒時高時低,始終並不堅定,第一堂課印象就不好。1935年12月5日日記中寫道:
上了課,rabbow的聲音太低,我簡直聽不懂。他也不問我,如坐針氈,難過極了。下了課走回家來的時候,痛苦啃著我的心--我在哥廷根做的唯一的美麗的夢,就是學希臘文。然而,照今天的樣子看來,學希臘文又成了一種絕大的痛苦。我豈不將要一無所成了嗎?
日記中這樣動搖的記載還有多處,可見信心之不堅。其間,我還自學了一段時間的拉丁文。最有趣的是,有一次自己居然想學古埃及文,心情之混亂可見一斑。
這都說明,我還沒有找到要走的路。
至於梵文,我在國內讀書時,就曾動過學習的念頭。但當時國內沒有人教梵文,所以願望沒有能實現。來到哥廷根,認識了一位學冶金學的中國留學生湖南人龍丕炎(範禹),他主攻科技,不知道為什麽卻學習過兩個學期的梵文。我來到時,他已經不學了,就把自己用的施滕茨勒(stenzler)著的一本梵文語法送給了我。我同章用也談過學梵文的問題,他鼓勵我學。於是,在我選擇道路徘徊踟躕的混亂中,又增加了一層混亂。幸而這混亂隻是暫時的,不久就從混亂的陰霾中流露出來了陽光。12月16日日記中寫道:
我又想到我終於非讀sanskrit(梵文)不行。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在德國能把想學的幾種文字學好,也就不虛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國後再想學,不但沒有那樣的機會,也沒有那樣的人。
第16節:留德十年(15)
第二天的日記中又寫道:
我又想到sanskrit,我左想右想,覺得非學不行。
1936年1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
仍然決意讀sanskrit。自己興趣之易變,使自己都有點吃驚了。決意讀希臘文的時候,自己發誓而且希望,這次不要再變了,而且自己也堅信不會再變了,但終於又變了。我現在仍然發誓而且希望不要再變了,再變下去,會一無所成的。不知道schicksal(命運)可能允許我這次堅定我的信念嗎?
我這次的發誓和希望沒有落空,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
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
哥廷根實際上是學習梵文最理想的地方。除了上麵說到的城市幽靜,風光旖旎之外,哥廷根大學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較語言學的傳統。19世紀上半葉研究《五卷書》的一個轉譯本《卡裏來和迪木乃》的大家、比較文學史學的創建者本發伊(t?benfey)就曾在這裏任教。19世紀末弗朗茨·基爾霍恩(franz
kielhorn)在此地任梵文教授。接替他的是海爾曼·奧爾登堡(hermann
oldenberg)教授。奧爾登堡教授的繼任人是讀通吐火羅文殘卷的大師西克教授。1935年,西克退休,瓦爾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講座,這正是我到哥廷根的時候。被印度學者譽為活著的最偉大的梵文家雅可布·瓦克爾納格爾(jakob
wackernagel)曾在比較語言學係任教。真可謂梵學天空,群星燦列。再加上大學圖書館,歷史極久,規模極大,藏書極富,名聲極高,梵文藏書甲德國,據說都是基爾霍恩從印度搜羅到的。這樣的條件,在德國當時,是無與倫比的。
我決心既下,1936年春季開始的那一學期,我選了梵文。4月
2日,我到高斯-韋伯樓東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課。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築,當年大數學家高斯和大物理學家韋伯(weber)試驗他們發明的電報,就在這座房子裏,它因此名揚全球。樓下是埃及學研究室,巴比倫、亞述、阿拉伯文研究室。樓上是斯拉夫語研究室,波斯、土耳其語研究室和梵文研究室。梵文課就在研究室裏上。這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第一次上課,也是我第一次同他會麵。他看起來非常年輕。他是柏林大學梵學大師海因裏希·呂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