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台灣算不算是亞熱帶，反正天氣溫暖，常年不結冰，濕度很大。這些都大大有利於花草樹木的成長。出台北以後，山清水秀，綠色成為主要色調。有些樓房前有小花園，栽種鬆柏等常綠樹木，仿佛到了日本。在我的印象中，街頭有不少開花的樹。雖然不是由於“看花苦為譯秦名”，同是中國領土，用不著“譯秦名”，但是，我卻確實是不知道花的名稱，心頭也曾漾起一絲煩惱。
街頭小景，光怪陸離，變幻多端。我被禁錮在汽車小天地中，透過車窗，隻能看到這一些，這當然是很不夠的。但是限於時間，我也隻能看到這個程度了。我現在隻希望，將來能夠再有時機和好運，再來台北一次。到那時候，我一定脫開一切羈絆，從容漫步街頭，把一切都看得更真，更實，更細緻，更完整。
血濃子水
台灣人對大陸的人究竟有什麽看法呢?
說句老實話，我是帶著這樣的問號到台灣去的。
再說一句更老實的話，我是懷著對這個問號的回答到台灣去的，而且我的回答是悲觀的，是消極的。試想大陸和台灣分開已經五十年了，中國人自己製造的一些障礙，加上外國那一個以世界警察自居的居心叵測的大國從中攪和，再加上在一段時間內兒戲般的每天炮擊金門、馬祖的記憶，在大陸人心中是無所謂的，但是，在台灣人心中恐怕是填滿了一肚子憤懣，對大陸人不會懷有好感的。
我就是懷著這樣惴惴不安的心情登上了從香港到台北的飛機的。
但是，一走進飛機艙口，幾位空姐亭亭玉立，站在一旁，看我年邁，立即用手攙扶，臉上的笑容，淳樸美好，令人一看就能知道，這是出自內心的微笑。平常照相，拍攝者總會喊一句：“笑一笑!”這種微笑說到壞處，就隻能像電影《瞧，這一家子》中陳強的“微笑”。空姐的微笑與此決不相同。我們現在號召微笑服務，這當然比當年的“訓斥服務”要好上一千倍。但是，其中總免不了偽裝做作的成分，令“上帝們”感到還不如當年滿麵怒容的訓斥那樣容易接受。現在台灣空姐的微笑與此全然異趣。我想，她們會知道，從香港登機到台北去的旅客中決不會缺少大陸人土的。這微笑是否與此有關呢?想到此處，我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你這不是想入非非了嗎?可能有點的。但是，在從香港到台北的一個多小時的飛行中，空姐們不但殷勤提供飲料，還給每一位客人準備了一頓豐盛的午餐，她們行動快捷而態度從容，事情繁忙而有條不紊，其中決沒有任何假冒偽劣的成分，這是每個人都能感覺到的。
我終於把惴惴不安的心情打發得一幹二淨，懷著其樂融融的心情，登上了台灣的土地。
一走出機場大廳，又讓我大吃一驚。原來在台灣的北京大學東方語專的十幾位校友，幾乎是全體都趕到機場來歡迎我們了。他們都已接近或超過古稀之年，舉著長達數丈的大紅布標，上邊寫著歡迎我的字樣。這真是大出我意料，一時感動得淚珠在眼眶裏直滾。
這使我立即想到了我們常說的“血濃於水”四個有深刻意義的字。一講到海峽兩岸的關係，很多人口頭上或文章中就自然而然流出了這四個字。今天我到了台灣，一登上台灣的土地，這四個字竟也毫不勉強完全自然地湧上了我的心頭。這就說明，隻有這四個字才有力量說明兩岸人民內心深處的真摯感情。
從那以後，在台北的十天中，我至少有兩次親耳聽到台灣朋友說出了這四個字。一次是在台灣北京大學同學會歡迎我們的宴會上，會上的氣氛十分真摯溫暖。校友們幾乎都是在建國前日寇投降後到台灣來的，年齡大都已越過了古稀。論人際關係，校友屬於“朋友”一倫，是列入三綱五常的，如今再加上一個“校”字，關係更變得非同小可。北大校友遍北京，北大校友遍中國，北大校友遍世界，北大校友也遍台灣。“北大”這兩個擲地能作金石聲的大字，有奇妙無比的凝聚力。不管是什麽地方，見到什麽人，隻要一說是北大校友，兩個人的心立即交融在一起，幹言萬語到了此時都黯然失色，無有用武之地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完全可以想像出今天晚上宴會的氣氛。會長楊西崑先生已經九十二歲高齡，仍然在夫人的陪伴下親臨會場歡迎我們這幾位從大陸來的校友。會上舉杯互慶，共祝長壽。坐在我左邊的是一位看來已達到了耄耋之年的女士，儀容端莊，但步履維艱，已顯出了龍鍾的老態。至少也在五六十年前了，她在北大讀經濟係，是趙乃搏教授的門生。她就是在台灣廣有令譽的銘傳大學創辦人包德明女士。我坐在主賓位上，與楊西崑正相對，包女士在我左邊，顯然也是重要的席位。她耳朵不重聽，我的耳朵也還對付著算是耳聰，因此，我們倆談話很多。在觥籌交錯中，她忽然站了起來，顫巍巍地走到兩桌之間，站在那裏，看起來非常激動，欲語淚雙流。她用顫抖的聲音，含著眼淚，大聲說道：“我有一句話，已經在心裏憋了幾年。今天，看到大陸來的親人，忍不住非說出來不行了。常言道：血濃於水。台灣和大陸的人都是炎黃子孫，為什麽竟不能統一起來!台灣富，大陸強，合起來就是一個既富且強的大國，巋然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誰也不敢小看，誰也不敢欺負。這是中華民族絕大的好事，為什麽竟不能實現!”說到這裏，她感情激動得說不下去了，又顫巍巍地回到座位上。全體北大校友，在鼓掌之餘，看上去都為之動容，在歡愉中加上了一點淒涼，在淒涼中又摻上了一片希望。此時，我無法猜度每一位校友內心的活動，但我想，我們大家想的都會是四個大字“祖國統一”吧。
這一位包德明校友還是一位十分信守諾言的人。我在台北，由於氣候條件與大陸相差懸殊，加上以望九之年長途跋涉，患了感冒，發燒接近四十度。感冒本來是小病，可是對一個老人來說，這樣高燒就非同小可了。於是台北的朋友就著實關心起來，其中以台灣大學圖書館館長林光美女士最為積極。她通知了楊西崑先生，西崑先生立即想派他的私人醫生來給我看病。光美又陪我到台大校醫院去請內科主任為我檢查治療，風聲也傳到了包德明校友耳中。在宴會上她告訴我，她有祖傳的治哮喘的靈丹妙藥，答應當能送到我下榻的富都大飯店。我在下意識裏暗自思忖：散會時已經到了晚上10點，送藥不過是一句安慰我的客套話而已。焉知我回到旅館，到了深夜，包女士的妙藥竟真的送到了。我雖然已經睡下，但衷心感謝與敬佩無論如何也抑製不住。包女士還答應我，我回大陸後，她將把藥方寄給我。我回到燕園以後不久，包女士的信立即飛來。到了此時，我真是動了感情。我已至垂暮之年，乎生經歷了幾個時代，自認為已經能“悲歡離合總無情”了。其實這隻是一個假象，台北的朋友們，其中當然有包德明和林光美，一下子就用她們的行動證明了，我並沒有達到“總無情”的境界。“血濃於水”這幾個字讓我不得不丟掉我那個幻覺，承認了，即使自己到了茶壽之年，我仍然是充滿了感情的。對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對友誼，對人間一切美好的事情，我仍然是非動真感情不行的。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街頭小景，光怪陸離，變幻多端。我被禁錮在汽車小天地中，透過車窗，隻能看到這一些，這當然是很不夠的。但是限於時間，我也隻能看到這個程度了。我現在隻希望，將來能夠再有時機和好運，再來台北一次。到那時候，我一定脫開一切羈絆，從容漫步街頭，把一切都看得更真，更實，更細緻，更完整。
血濃子水
台灣人對大陸的人究竟有什麽看法呢?
說句老實話，我是帶著這樣的問號到台灣去的。
再說一句更老實的話，我是懷著對這個問號的回答到台灣去的，而且我的回答是悲觀的，是消極的。試想大陸和台灣分開已經五十年了，中國人自己製造的一些障礙，加上外國那一個以世界警察自居的居心叵測的大國從中攪和，再加上在一段時間內兒戲般的每天炮擊金門、馬祖的記憶，在大陸人心中是無所謂的，但是，在台灣人心中恐怕是填滿了一肚子憤懣，對大陸人不會懷有好感的。
我就是懷著這樣惴惴不安的心情登上了從香港到台北的飛機的。
但是，一走進飛機艙口，幾位空姐亭亭玉立，站在一旁，看我年邁，立即用手攙扶，臉上的笑容，淳樸美好，令人一看就能知道，這是出自內心的微笑。平常照相，拍攝者總會喊一句：“笑一笑!”這種微笑說到壞處，就隻能像電影《瞧，這一家子》中陳強的“微笑”。空姐的微笑與此決不相同。我們現在號召微笑服務，這當然比當年的“訓斥服務”要好上一千倍。但是，其中總免不了偽裝做作的成分，令“上帝們”感到還不如當年滿麵怒容的訓斥那樣容易接受。現在台灣空姐的微笑與此全然異趣。我想，她們會知道，從香港登機到台北去的旅客中決不會缺少大陸人土的。這微笑是否與此有關呢?想到此處，我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你這不是想入非非了嗎?可能有點的。但是，在從香港到台北的一個多小時的飛行中，空姐們不但殷勤提供飲料，還給每一位客人準備了一頓豐盛的午餐，她們行動快捷而態度從容，事情繁忙而有條不紊，其中決沒有任何假冒偽劣的成分，這是每個人都能感覺到的。
我終於把惴惴不安的心情打發得一幹二淨，懷著其樂融融的心情，登上了台灣的土地。
一走出機場大廳，又讓我大吃一驚。原來在台灣的北京大學東方語專的十幾位校友，幾乎是全體都趕到機場來歡迎我們了。他們都已接近或超過古稀之年，舉著長達數丈的大紅布標，上邊寫著歡迎我的字樣。這真是大出我意料，一時感動得淚珠在眼眶裏直滾。
這使我立即想到了我們常說的“血濃於水”四個有深刻意義的字。一講到海峽兩岸的關係，很多人口頭上或文章中就自然而然流出了這四個字。今天我到了台灣，一登上台灣的土地，這四個字竟也毫不勉強完全自然地湧上了我的心頭。這就說明，隻有這四個字才有力量說明兩岸人民內心深處的真摯感情。
從那以後，在台北的十天中，我至少有兩次親耳聽到台灣朋友說出了這四個字。一次是在台灣北京大學同學會歡迎我們的宴會上，會上的氣氛十分真摯溫暖。校友們幾乎都是在建國前日寇投降後到台灣來的，年齡大都已越過了古稀。論人際關係，校友屬於“朋友”一倫，是列入三綱五常的，如今再加上一個“校”字，關係更變得非同小可。北大校友遍北京，北大校友遍中國，北大校友遍世界，北大校友也遍台灣。“北大”這兩個擲地能作金石聲的大字，有奇妙無比的凝聚力。不管是什麽地方，見到什麽人，隻要一說是北大校友，兩個人的心立即交融在一起，幹言萬語到了此時都黯然失色，無有用武之地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完全可以想像出今天晚上宴會的氣氛。會長楊西崑先生已經九十二歲高齡，仍然在夫人的陪伴下親臨會場歡迎我們這幾位從大陸來的校友。會上舉杯互慶，共祝長壽。坐在我左邊的是一位看來已達到了耄耋之年的女士，儀容端莊，但步履維艱，已顯出了龍鍾的老態。至少也在五六十年前了，她在北大讀經濟係，是趙乃搏教授的門生。她就是在台灣廣有令譽的銘傳大學創辦人包德明女士。我坐在主賓位上，與楊西崑正相對，包女士在我左邊，顯然也是重要的席位。她耳朵不重聽，我的耳朵也還對付著算是耳聰，因此，我們倆談話很多。在觥籌交錯中，她忽然站了起來，顫巍巍地走到兩桌之間，站在那裏，看起來非常激動，欲語淚雙流。她用顫抖的聲音，含著眼淚，大聲說道：“我有一句話，已經在心裏憋了幾年。今天，看到大陸來的親人，忍不住非說出來不行了。常言道：血濃於水。台灣和大陸的人都是炎黃子孫，為什麽竟不能統一起來!台灣富，大陸強，合起來就是一個既富且強的大國，巋然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誰也不敢小看，誰也不敢欺負。這是中華民族絕大的好事，為什麽竟不能實現!”說到這裏，她感情激動得說不下去了，又顫巍巍地回到座位上。全體北大校友，在鼓掌之餘，看上去都為之動容，在歡愉中加上了一點淒涼，在淒涼中又摻上了一片希望。此時，我無法猜度每一位校友內心的活動，但我想，我們大家想的都會是四個大字“祖國統一”吧。
這一位包德明校友還是一位十分信守諾言的人。我在台北，由於氣候條件與大陸相差懸殊，加上以望九之年長途跋涉，患了感冒，發燒接近四十度。感冒本來是小病，可是對一個老人來說，這樣高燒就非同小可了。於是台北的朋友就著實關心起來，其中以台灣大學圖書館館長林光美女士最為積極。她通知了楊西崑先生，西崑先生立即想派他的私人醫生來給我看病。光美又陪我到台大校醫院去請內科主任為我檢查治療，風聲也傳到了包德明校友耳中。在宴會上她告訴我，她有祖傳的治哮喘的靈丹妙藥，答應當能送到我下榻的富都大飯店。我在下意識裏暗自思忖：散會時已經到了晚上10點，送藥不過是一句安慰我的客套話而已。焉知我回到旅館，到了深夜，包女士的妙藥竟真的送到了。我雖然已經睡下，但衷心感謝與敬佩無論如何也抑製不住。包女士還答應我，我回大陸後，她將把藥方寄給我。我回到燕園以後不久，包女士的信立即飛來。到了此時，我真是動了感情。我已至垂暮之年，乎生經歷了幾個時代，自認為已經能“悲歡離合總無情”了。其實這隻是一個假象，台北的朋友們，其中當然有包德明和林光美，一下子就用她們的行動證明了，我並沒有達到“總無情”的境界。“血濃於水”這幾個字讓我不得不丟掉我那個幻覺，承認了，即使自己到了茶壽之年，我仍然是充滿了感情的。對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對友誼，對人間一切美好的事情，我仍然是非動真感情不行的。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