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二次從台灣朋友嘴裏聽到“血濃於水”這四個字，是在另一次宴會上。因為宴會過多，我現在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是在哪一次宴會上，誰是主人也完全忘了。但是，參加宴會的台灣朋友的身影，卻歷歷如在目前。這一次宴會氣氛之熱烈決不亞於北大校友舉辦的那一次。大家也是興高采烈，頻頻舉杯互祝健康長壽。正在大家的激情達到頂峰的時刻，一位年過六旬的長者站了起來，舉杯祝酒，順便講了一席話，內容同包德明校友的話差不多，他也自然而然地使用了“血濃於水”這個現成的詞兒。他沒有掉眼淚;但是，聲音低沉，顯然他也是動了真情。同席的人，除了大陸去的幾位學者以外，都是與上一次宴會不同的朋友。然而，心有靈犀一點通，這一“點”就是“血濃於水”。
我們在台北雖然隻住了十天，但是到過的地方卻是相當多的，除了某公紀念館我們不感興趣沒有到以外，一般外來人總要參觀的地方，我們幾乎都到了。我們參觀了法鼓山;我們遊覽了故宮博物院，順便看了附近的張大千的摩耶精舍;我們到過中央研究院，訪問了台灣大學;有名的中央圖書館就是我們開會的地方，當然在參觀之列;離開台北的前夕，友人在著名的圓山大酒店設宴餞行，我們有機會觀賞了晶瑩如天空繁星的圓山的燈光。我們大大地飽了眼福。
但是，我們決不是見物不見人，我們廣泛地接觸了主要是教育界和學術界的知名人物，比如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台灣大學的教授，還有政界的高層人物，比如“總統府”資政，以及經濟界的後起之秀等等。普通老百姓，我們當然也見了不少，比如富都大飯店的服務人員等等。他們無一不親切和藹，彬彬有禮，給我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對比之下，也使我不可遏止地喟然興嘆。
以後我們所到之處和所見之人，的確沒有再聽到“血濃於水”這樣一句話。我在離開大陸前給自己定下了約法一章：到台灣去是尋求親誼，尋求理解的，絕口不談政治。兩岸統一的問題，當然是政治問題。盡管我心裏多麽贊成，但是，即使對方有人談，我也不主動去談。對方談得投機，我表示贊同，但也不再進一步作什麽對比，追究原因。一直到今天，我還認為我這種態度是正確的。
總之，我在台北參觀過很多地方，會見過很多人。聽到說“血濃於水”這句話，雖然隻有兩次。但是，從我和眾多的人的接觸中，我深切感到，代表這四個字的感情卻埋藏在幾乎每一個人的心中。有一次，我要到一個地方去，有人說，那裏是台獨的窩子，小心他們會加害於你。我不知道，這句話是真是假，是莊是諧。但是，我到了那裏受到了很親切友好的接待。我對台北的情況是陌生的，不敢下什麽斷語，寫在這裏，聊資談助而已。
長篇小說《三國演義》一開頭就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雖然是小說家言，然而卻道出了中國幾千年歷史發展的一個真理，是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專就台灣而論，我在上麵說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最初荷寇侵略，被趕得夾著尾巴逃跑了。接著是日寇占領了將近半個世紀，最後也難逃被趕跑的命運。後來由於一個帝國主義大國的支持，成了現在這樣分割的局麵。我們的“分”可謂久矣。下一步當然是“合”，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無人能抗禦的。如果真有人阻止我們“合”，那隻有贈他們兩句詩：“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法鼓山
出台北市，驅車東行數十裏。馬路左右兩邊的情況大體上可以說是：左邊是參差起伏的、高低不等的山巒，右邊是平疇，有時有高樓聳立，有時是田畦。不管左邊，還是右邊，都是綠樹蓊鬱，冬夏常青。台北的氣候可能與昆明相似：“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什麽時候都有雜花生樹，碧草如茵。我們仿佛置身於綠色的宇宙中。
快到海邊時，車突然停在一處山巒下，這裏就是法鼓山。
這裏原來不叫法鼓山，這名字是台灣極為受人尊敬的高僧聖嚴法師給起的。在漢譯佛典中常有“吹大法螺，擊大法鼓”這樣的句子，意思是螺聲高昂，鼓聲深沉，使佛法響徹大千世界，使眾生脫離苦海，登上淨土。聖嚴法師購得了這一座山，準備在這裏創建一所法鼓大學，不是為了培養僧侶，而是為了培養社會建設所需的人才。校長是原台灣中央圖書館館長曾濟群教授，一位幹練通達、和藹可親的中年學者。在法鼓山上，同時並創建一所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邃於佛學研究的李誌夫教授。聖嚴法師籌資六十億台幣，興建兩個機構的樓堂館閣，現在已經開工。再過幾年，行將是在一片荒山中，佛剎梵宇，學館黌宮，拔地而起，隔斷天日，為祖國教育增輝，為佛學研究添彩。我不禁樂從中來，一失神兒，眼前一片海市蜃樓，縹渺天際，琳宮摩天，寶樹匝地，祥雲繚繞，星月增輝，我樂得毛髮直豎，真不知是置身何地了。
聖嚴法師和我，也算得上是老朋友了。若幹年前，他來訪大陸，在頤和園聽鸝館識素齋，宴請北京學術界，特別是佛學界的學者們。到的人相當多，可見聖嚴法師在北京的朋友是相當不少的。頤和園晚上是不開放的，此時偌大一個皇家園林一片黢黑，闃靜無聲。獨有聽鸝館燈火輝煌，上沖霄漢。學者促膝對坐，敘舊論學，其樂融融。從聖嚴法師的弟子口中得知，他是日本東京大學的文學博士，學富五車，嫻熟佛典，是一位在台灣德藝並隆、廣有徒眾的高僧大德。他的弟子大多數也都獲得了最高學位，都是滿腹經綸的。他們師徒就像當年摩揭陀國的釋迦牟尼如來佛和大弟子阿難、迦葉一樣傳道授業，親密無間。這更增加了我對他們的欽敬和仰慕。
其後不久，李誌夫教授受聖嚴法師的委託，在台灣出版了我的一本論文集《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這是我在台灣出版的第二本著作，第一本是林聰明教授為我出版的《敦煌吐魯番吐火羅文研究導論》。在這之前，聽說台灣某出版社曾出版我翻譯的《五卷書》等，把我的名字略加改變，仿佛清政府把“孫文”改為“孫汶”那樣，以示我是“異類”。這且不去管他，反正李誌夫和林聰明兩位教授出版了，而且是堂堂正正地出版了我的著作，使我能夠同台灣學者結下文字因緣。
去年，聖嚴法師又率團來大陸訪問，舊雨重逢，倍增歡悅。我又結識了曾濟群校長和聖嚴法師的高足惠敏法師，舊雨加上今雨，使我的歡悅又增加了一倍。我們在天食素菜館設宴，為法師一行洗塵。回憶起數年前的聽鸝夜宴，先後真可以媲美。塵世碌碌，歡愉之事不多，像這樣的聚會，真正能讓我畢生難忘了。
可誰又能想到，今天我竟然來到了台北，而且登上了法鼓山。在這裏，我們不但會見了聖嚴法師，還會見了老友曾濟群校長、李誌夫教授和惠敏法師。此地背山麵海，山雖不高，而阜巒競秀，隱含著一派靈氣。大學和研究所的建築正在興建中，工地上難免車馬喧闐，人聲嘈雜。然而在看來像是臨時修建作為辦公用的房屋中，卻是威儀儼然，靜寂少聲。成群的來賓，許多年輕的僧尼和義工走路說話都是輕聲細語，忙而不亂。在一座大廳中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歡迎儀式，聖嚴法師講了話。我向他敬獻著名書法家歐陽中石先生書寫的條幅和拙著《季羨林文集》。獻完了書以後，完全出我意料，聖嚴法師低聲問我：“《糖史》在裏麵嗎?”《糖史》，顧名思義，是專門研究蔗糖在中國和世界上傳布的歷史的，在這個題目上，我用了多年的精力和時間，它雖與印度和佛教有點關係，但主要是科技史。全書兩巨冊，共約八十萬字。第一編是國內編，已經出版。第二編是國際編，沒有單獨出版，隻收在《文集》中。不意聖嚴法師對這個問題也有興趣，由此可見他之博學，使我油然而起仰止之意。
我們在台北雖然隻住了十天，但是到過的地方卻是相當多的，除了某公紀念館我們不感興趣沒有到以外，一般外來人總要參觀的地方，我們幾乎都到了。我們參觀了法鼓山;我們遊覽了故宮博物院，順便看了附近的張大千的摩耶精舍;我們到過中央研究院，訪問了台灣大學;有名的中央圖書館就是我們開會的地方，當然在參觀之列;離開台北的前夕，友人在著名的圓山大酒店設宴餞行，我們有機會觀賞了晶瑩如天空繁星的圓山的燈光。我們大大地飽了眼福。
但是，我們決不是見物不見人，我們廣泛地接觸了主要是教育界和學術界的知名人物，比如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台灣大學的教授，還有政界的高層人物，比如“總統府”資政，以及經濟界的後起之秀等等。普通老百姓，我們當然也見了不少，比如富都大飯店的服務人員等等。他們無一不親切和藹，彬彬有禮，給我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對比之下，也使我不可遏止地喟然興嘆。
以後我們所到之處和所見之人，的確沒有再聽到“血濃於水”這樣一句話。我在離開大陸前給自己定下了約法一章：到台灣去是尋求親誼，尋求理解的，絕口不談政治。兩岸統一的問題，當然是政治問題。盡管我心裏多麽贊成，但是，即使對方有人談，我也不主動去談。對方談得投機，我表示贊同，但也不再進一步作什麽對比，追究原因。一直到今天，我還認為我這種態度是正確的。
總之，我在台北參觀過很多地方，會見過很多人。聽到說“血濃於水”這句話，雖然隻有兩次。但是，從我和眾多的人的接觸中，我深切感到，代表這四個字的感情卻埋藏在幾乎每一個人的心中。有一次，我要到一個地方去，有人說，那裏是台獨的窩子，小心他們會加害於你。我不知道，這句話是真是假，是莊是諧。但是，我到了那裏受到了很親切友好的接待。我對台北的情況是陌生的，不敢下什麽斷語，寫在這裏，聊資談助而已。
長篇小說《三國演義》一開頭就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雖然是小說家言，然而卻道出了中國幾千年歷史發展的一個真理，是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專就台灣而論，我在上麵說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最初荷寇侵略，被趕得夾著尾巴逃跑了。接著是日寇占領了將近半個世紀，最後也難逃被趕跑的命運。後來由於一個帝國主義大國的支持，成了現在這樣分割的局麵。我們的“分”可謂久矣。下一步當然是“合”，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無人能抗禦的。如果真有人阻止我們“合”，那隻有贈他們兩句詩：“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法鼓山
出台北市，驅車東行數十裏。馬路左右兩邊的情況大體上可以說是：左邊是參差起伏的、高低不等的山巒，右邊是平疇，有時有高樓聳立，有時是田畦。不管左邊，還是右邊，都是綠樹蓊鬱，冬夏常青。台北的氣候可能與昆明相似：“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什麽時候都有雜花生樹，碧草如茵。我們仿佛置身於綠色的宇宙中。
快到海邊時，車突然停在一處山巒下，這裏就是法鼓山。
這裏原來不叫法鼓山，這名字是台灣極為受人尊敬的高僧聖嚴法師給起的。在漢譯佛典中常有“吹大法螺，擊大法鼓”這樣的句子，意思是螺聲高昂，鼓聲深沉，使佛法響徹大千世界，使眾生脫離苦海，登上淨土。聖嚴法師購得了這一座山，準備在這裏創建一所法鼓大學，不是為了培養僧侶，而是為了培養社會建設所需的人才。校長是原台灣中央圖書館館長曾濟群教授，一位幹練通達、和藹可親的中年學者。在法鼓山上，同時並創建一所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邃於佛學研究的李誌夫教授。聖嚴法師籌資六十億台幣，興建兩個機構的樓堂館閣，現在已經開工。再過幾年，行將是在一片荒山中，佛剎梵宇，學館黌宮，拔地而起，隔斷天日，為祖國教育增輝，為佛學研究添彩。我不禁樂從中來，一失神兒，眼前一片海市蜃樓，縹渺天際，琳宮摩天，寶樹匝地，祥雲繚繞，星月增輝，我樂得毛髮直豎，真不知是置身何地了。
聖嚴法師和我，也算得上是老朋友了。若幹年前，他來訪大陸，在頤和園聽鸝館識素齋，宴請北京學術界，特別是佛學界的學者們。到的人相當多，可見聖嚴法師在北京的朋友是相當不少的。頤和園晚上是不開放的，此時偌大一個皇家園林一片黢黑，闃靜無聲。獨有聽鸝館燈火輝煌，上沖霄漢。學者促膝對坐，敘舊論學，其樂融融。從聖嚴法師的弟子口中得知，他是日本東京大學的文學博士，學富五車，嫻熟佛典，是一位在台灣德藝並隆、廣有徒眾的高僧大德。他的弟子大多數也都獲得了最高學位，都是滿腹經綸的。他們師徒就像當年摩揭陀國的釋迦牟尼如來佛和大弟子阿難、迦葉一樣傳道授業，親密無間。這更增加了我對他們的欽敬和仰慕。
其後不久，李誌夫教授受聖嚴法師的委託，在台灣出版了我的一本論文集《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這是我在台灣出版的第二本著作，第一本是林聰明教授為我出版的《敦煌吐魯番吐火羅文研究導論》。在這之前，聽說台灣某出版社曾出版我翻譯的《五卷書》等，把我的名字略加改變，仿佛清政府把“孫文”改為“孫汶”那樣，以示我是“異類”。這且不去管他，反正李誌夫和林聰明兩位教授出版了，而且是堂堂正正地出版了我的著作，使我能夠同台灣學者結下文字因緣。
去年，聖嚴法師又率團來大陸訪問，舊雨重逢，倍增歡悅。我又結識了曾濟群校長和聖嚴法師的高足惠敏法師，舊雨加上今雨，使我的歡悅又增加了一倍。我們在天食素菜館設宴，為法師一行洗塵。回憶起數年前的聽鸝夜宴，先後真可以媲美。塵世碌碌，歡愉之事不多，像這樣的聚會，真正能讓我畢生難忘了。
可誰又能想到，今天我竟然來到了台北，而且登上了法鼓山。在這裏，我們不但會見了聖嚴法師，還會見了老友曾濟群校長、李誌夫教授和惠敏法師。此地背山麵海，山雖不高，而阜巒競秀，隱含著一派靈氣。大學和研究所的建築正在興建中，工地上難免車馬喧闐，人聲嘈雜。然而在看來像是臨時修建作為辦公用的房屋中，卻是威儀儼然，靜寂少聲。成群的來賓，許多年輕的僧尼和義工走路說話都是輕聲細語，忙而不亂。在一座大廳中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歡迎儀式，聖嚴法師講了話。我向他敬獻著名書法家歐陽中石先生書寫的條幅和拙著《季羨林文集》。獻完了書以後，完全出我意料，聖嚴法師低聲問我：“《糖史》在裏麵嗎?”《糖史》，顧名思義，是專門研究蔗糖在中國和世界上傳布的歷史的，在這個題目上，我用了多年的精力和時間，它雖與印度和佛教有點關係，但主要是科技史。全書兩巨冊，共約八十萬字。第一編是國內編，已經出版。第二編是國際編，沒有單獨出版，隻收在《文集》中。不意聖嚴法師對這個問題也有興趣，由此可見他之博學，使我油然而起仰止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