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意見提得有理。但是，中國古代晏子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土壤和氣候條件一變，則其種亦必隨之而變。在中國，除了土壤和氣候條件以外，還有思想條件。西洋的博士到了中國，就是由於這個思想條件而變了味的。
在世界各國的歷史中，中國封建階段的歷史最長。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中國的知識分子上進之途隻有一條，就是科舉製度。這真是千軍萬馬，獨木小橋。從考秀才起，有的人歷盡八十一難，還未必能從秀才而舉人，從舉人而進士，從進士而殿試點狀元等等，最有幸運的人才能進入翰林院，往往已達垂暮之年，老夫耄矣。一生誌願滿足矣，一個士子的一生可以畫句號矣。
自從清末廢科舉以後，秀才、舉人、進士之名已佚，而思想中的形象猶在。一推行西洋的教育製度，出現了小學、中學、大學、研究院等等級別，於是就有人來作新舊對比：中學畢業等於秀才，大學畢業等於舉人，研究生畢業等於進士，點了翰林等於院士。這兩項都隱含著“博士”這一頂桂冠的影子。順理成章，天衣無縫，新舊相當，如影隨形。於是對比者心安理得，胸無凝滯了。如果讓我打一個比方的話，我隻能拿今天的素齋一定要烹調成雞魚鴨肉的形狀來相比。隱含在背後的心理狀態，實在是耐人尋味的。
君不見在今天的大學中，博士熱已經頗為普遍，有的副教授，甚至有的教授，都急起直追，申報在職博士生。是否有向原來是自己的學生而今頓成博導的教授名下申請做博士生的例子，我不敢亂說。反正向比自己晚一輩的頓成博導的教授申請的則是有的，甚至還聽說有位教授申請做博士生後自己卻被批準為博導。萬沒有自己做自己的博士生的道理，不知這位教授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從前讀前代筆記，說清代有一個人，自己的兒子已經成為大學士，當上了會試主考官。他因此不能再參加進士會試，大罵自己的兒子：“這畜生讓我戴假烏紗帽!”難道這位教授也會大發牢騷：“批準我為博導讓我戴假烏紗帽嗎?”‘
中國眼前這種情況實為老外所難解，即如“老內”如不佞者，最初也迷惑不解。現在，我一旦頓悟：在中國當前社會中，封建思想意識仍極濃厚。在許多人的下意識裏，西方傳進來的博士的背後隱約閃動著進士和翰林的影子。
祝賀與希望
陳寅恪先生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說道：“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這真是一語破的，一下子就說到了點子上。陳先生這樣說，是完全有根據的。他說：“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現以來，二十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英法，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鹹有所貢獻。吾國學者，其選述得列於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國境內，所出經典，又以中文為多，吾國敦煌學著作，較之他國轉獨少者，固因國人治學，罕具通識，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經典，涵括至廣，散佚至眾，迄無評備之目錄，不易檢校其內容，學者縱慾有所致力，而憑藉末由也。”
陳先生這篇文章寫於1930年，他對當時中國敦煌學之所以薄弱之原因，論述具體而求實，用不著再作什麽解釋與論證。我隻想補充一點：從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到1930年，三十年中，中國政局極端混亂，改朝換代，軍閥混亂，中國學者哪裏有餘裕，有財力和精力，來“預流”呢?僅有三數人的著作能進入學術之林，已不算少。我們今天要真誠地感謝這三數位學者，他們給中國爭得了榮譽。
從1930年以後，中國政局又連續不斷動盪不安。日寇侵華，更是火上加油。好不容易盼來了“解放”;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不是改善了，而是改“惡”了。把知識分子，特別是年紀老的，幾乎一股腦兒趕入封、資、修的隊伍中，天天在你耳根邊口中念念有詞，攪得你三魂躁動，七魄不安，把中國從沒有的，從西方天主教和耶穌教借來的“原罪”感硬移栽在你的心中。天天批修，時時鬥私，哪裏有餘暇來研究學問。而敦煌那一些經卷都屬於“四舊”範疇，是剷除的對象，而決不是研究的目標。在這樣的情況下，欲求中國學者對國際顯學敦煌學作出什麽貢獻，豈非是南轅北轍嗎?
從1930年算起，過了整整半個世紀，乘改革開放的東風，中國的老、中、青敦煌學者組建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全國和全世界耳目為之一新。從那以後，我們的隊伍壯大了，學術成果增多了，研究水平提高了，國內外的觀感改變了。某一些過去瞧不起我們的外國學者也不敢不刮目相看。我們的學者完全能趕得上世界的新潮流，我們“俱通識”的人越來越多，同英、法、俄等國的合作越來越多，他們邀請我們去幫助他們整理、編纂敦煌卷子。在中國，敦煌學的春天已經來到，我焉得不誠摯地祝賀呢?
但是，學無止境，古有明訓。我們還有很多不足之處，我們還有很多東西要向外國同行學習。一個新的世紀轉瞬即至，值此萬家更新之日，我們中國的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學者們，千萬不要過早地自滿，我們應當勤勤懇懇，紮紮實實，焚膏繼晷，努力工作，國內的學者們要團結互助，對國外的學者也要以誠相待。行將見寅恪先生所謂之“傷心史”一變而為“賞心史”。這就是我的希望。
關於名牌意識
最近到深圳去參加了誠成企業集團舉辦的“中國上市公司文化建設與品牌戰略研討會”，學習了很多新東西。
所謂“品牌戰略”，說得通俗一點就是“爭創名牌”。會議文件中引用了營銷專rrylight的話：“未來的營銷是品牌的戰爭……擁有市場比擁有工廠重要多了。唯一擁有市場的途徑是先擁有具市場優勢的品牌。”這話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我因而想到了我國前副總理薄一波的話：“名牌，是民族工業的精華和驕傲，是國家經濟實力的一個重要標誌。”兩個人說的都是一個意思。
根據我們每個人的經驗，都一定會同意這種看法的。我們腰包裏的那幾文錢實在是來之不易，想買東西，必定是左斟右酌，反覆思考，期望能得到物美價廉，經久耐用的結果。在這樣情況下，倘見名牌，一定會優先錄取，錢也出手得容易，心裏還溢滿了購物的喜悅。專就北京一地而論，真不愧是首善之區，千年古都，名牌林立，馳譽天下，什麽同仁堂的國藥、六必居的醬菜、月盛齋的醬牛肉、天福號的肘子、內聯陞的鞋、盛錫福的帽子、全聚德的烤鴨，如此等等，難以細數。這些名牌的歷史，大都超過了美國。它們之所以能成為名牌，專靠產品質量。在二三百年的長時間內，兢兢業業，子孫相傳，專意保持名牌質量，其困難程度真不下於唐僧取經。
全國各地都有一些名牌。有這樣的先例在前，今天把創名牌提到了戰略的高度，真可以說是順乎人心，應乎潮流睿智之舉了。
在世界各國的歷史中，中國封建階段的歷史最長。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中國的知識分子上進之途隻有一條，就是科舉製度。這真是千軍萬馬，獨木小橋。從考秀才起，有的人歷盡八十一難，還未必能從秀才而舉人，從舉人而進士，從進士而殿試點狀元等等，最有幸運的人才能進入翰林院，往往已達垂暮之年，老夫耄矣。一生誌願滿足矣，一個士子的一生可以畫句號矣。
自從清末廢科舉以後，秀才、舉人、進士之名已佚，而思想中的形象猶在。一推行西洋的教育製度，出現了小學、中學、大學、研究院等等級別，於是就有人來作新舊對比：中學畢業等於秀才，大學畢業等於舉人，研究生畢業等於進士，點了翰林等於院士。這兩項都隱含著“博士”這一頂桂冠的影子。順理成章，天衣無縫，新舊相當，如影隨形。於是對比者心安理得，胸無凝滯了。如果讓我打一個比方的話，我隻能拿今天的素齋一定要烹調成雞魚鴨肉的形狀來相比。隱含在背後的心理狀態，實在是耐人尋味的。
君不見在今天的大學中，博士熱已經頗為普遍，有的副教授，甚至有的教授，都急起直追，申報在職博士生。是否有向原來是自己的學生而今頓成博導的教授名下申請做博士生的例子，我不敢亂說。反正向比自己晚一輩的頓成博導的教授申請的則是有的，甚至還聽說有位教授申請做博士生後自己卻被批準為博導。萬沒有自己做自己的博士生的道理，不知這位教授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從前讀前代筆記，說清代有一個人，自己的兒子已經成為大學士，當上了會試主考官。他因此不能再參加進士會試，大罵自己的兒子：“這畜生讓我戴假烏紗帽!”難道這位教授也會大發牢騷：“批準我為博導讓我戴假烏紗帽嗎?”‘
中國眼前這種情況實為老外所難解，即如“老內”如不佞者，最初也迷惑不解。現在，我一旦頓悟：在中國當前社會中，封建思想意識仍極濃厚。在許多人的下意識裏，西方傳進來的博士的背後隱約閃動著進士和翰林的影子。
祝賀與希望
陳寅恪先生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說道：“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這真是一語破的，一下子就說到了點子上。陳先生這樣說，是完全有根據的。他說：“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現以來，二十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英法，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鹹有所貢獻。吾國學者，其選述得列於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國境內，所出經典，又以中文為多，吾國敦煌學著作，較之他國轉獨少者，固因國人治學，罕具通識，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經典，涵括至廣，散佚至眾，迄無評備之目錄，不易檢校其內容，學者縱慾有所致力，而憑藉末由也。”
陳先生這篇文章寫於1930年，他對當時中國敦煌學之所以薄弱之原因，論述具體而求實，用不著再作什麽解釋與論證。我隻想補充一點：從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到1930年，三十年中，中國政局極端混亂，改朝換代，軍閥混亂，中國學者哪裏有餘裕，有財力和精力，來“預流”呢?僅有三數人的著作能進入學術之林，已不算少。我們今天要真誠地感謝這三數位學者，他們給中國爭得了榮譽。
從1930年以後，中國政局又連續不斷動盪不安。日寇侵華，更是火上加油。好不容易盼來了“解放”;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不是改善了，而是改“惡”了。把知識分子，特別是年紀老的，幾乎一股腦兒趕入封、資、修的隊伍中，天天在你耳根邊口中念念有詞，攪得你三魂躁動，七魄不安，把中國從沒有的，從西方天主教和耶穌教借來的“原罪”感硬移栽在你的心中。天天批修，時時鬥私，哪裏有餘暇來研究學問。而敦煌那一些經卷都屬於“四舊”範疇，是剷除的對象，而決不是研究的目標。在這樣的情況下，欲求中國學者對國際顯學敦煌學作出什麽貢獻，豈非是南轅北轍嗎?
從1930年算起，過了整整半個世紀，乘改革開放的東風，中國的老、中、青敦煌學者組建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全國和全世界耳目為之一新。從那以後，我們的隊伍壯大了，學術成果增多了，研究水平提高了，國內外的觀感改變了。某一些過去瞧不起我們的外國學者也不敢不刮目相看。我們的學者完全能趕得上世界的新潮流，我們“俱通識”的人越來越多，同英、法、俄等國的合作越來越多，他們邀請我們去幫助他們整理、編纂敦煌卷子。在中國，敦煌學的春天已經來到，我焉得不誠摯地祝賀呢?
但是，學無止境，古有明訓。我們還有很多不足之處，我們還有很多東西要向外國同行學習。一個新的世紀轉瞬即至，值此萬家更新之日，我們中國的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學者們，千萬不要過早地自滿，我們應當勤勤懇懇，紮紮實實，焚膏繼晷，努力工作，國內的學者們要團結互助，對國外的學者也要以誠相待。行將見寅恪先生所謂之“傷心史”一變而為“賞心史”。這就是我的希望。
關於名牌意識
最近到深圳去參加了誠成企業集團舉辦的“中國上市公司文化建設與品牌戰略研討會”，學習了很多新東西。
所謂“品牌戰略”，說得通俗一點就是“爭創名牌”。會議文件中引用了營銷專rrylight的話：“未來的營銷是品牌的戰爭……擁有市場比擁有工廠重要多了。唯一擁有市場的途徑是先擁有具市場優勢的品牌。”這話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我因而想到了我國前副總理薄一波的話：“名牌，是民族工業的精華和驕傲，是國家經濟實力的一個重要標誌。”兩個人說的都是一個意思。
根據我們每個人的經驗，都一定會同意這種看法的。我們腰包裏的那幾文錢實在是來之不易，想買東西，必定是左斟右酌，反覆思考，期望能得到物美價廉，經久耐用的結果。在這樣情況下，倘見名牌，一定會優先錄取，錢也出手得容易，心裏還溢滿了購物的喜悅。專就北京一地而論，真不愧是首善之區，千年古都，名牌林立，馳譽天下，什麽同仁堂的國藥、六必居的醬菜、月盛齋的醬牛肉、天福號的肘子、內聯陞的鞋、盛錫福的帽子、全聚德的烤鴨，如此等等，難以細數。這些名牌的歷史，大都超過了美國。它們之所以能成為名牌，專靠產品質量。在二三百年的長時間內，兢兢業業，子孫相傳，專意保持名牌質量，其困難程度真不下於唐僧取經。
全國各地都有一些名牌。有這樣的先例在前，今天把創名牌提到了戰略的高度，真可以說是順乎人心，應乎潮流睿智之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