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誼畢業以後，我考入了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時間是1926年，我十五歲。從此以後，我走上了認真讀書的道路。至於虎文幹了些什麽，我不清楚。可能是到南方什麽地方參加國民黨的革命去了。我們再次在濟南見麵時，大概是在1928年末或1929年初，反正是在日寇撤離而國民黨軍隊進駐的時候。這時候，他已經當了什麽官，我不清楚，我對這種事情從來不感興趣。但是，我卻微妙地感覺到，他此時已經頗有一些官架子了。
時光一下子就到了1930年。我在省立濟南高中畢業後，來到北平，考入清華大學。虎文不知道是什麽時候到北平來的，他正在北京大學德文係讀書，投在楊丙辰先生麾下。虎文決不是阿諛奉承，做走狗，拍馬屁那樣的人物;但是，他對接近權勢者和長者並取得他們的歡心，似乎有特異功能。他不久就成為楊丙辰先生的紅人。楊先生曾一度回河南故鄉擔任河南大學的校長，虎文也跟了去，成為他重要的幕僚。楊先生擔任大學校長的時間不長，虎文又跟他回到了北平。回來後，他張羅著幫助什麽人成立了一個中德學會，他在裏麵擔任什麽職務，我不清楚，我一向對這種事情不大熱心。後來，他之所以能到德國去留學，大概走的就是這一條線。
我於1934年在清華西洋文學係畢業，回母校濟南高中教了一年國文。於1935年考取清華與德國合辦的交換研究生，當年夏天取道滿洲國和西伯利亞鐵路，到了柏林。秋天到了哥廷根，一住就是十年。我不記得，虎文是什麽時候到的德國，很可能是在我到了哥廷根之後。他在tübingen念了幾年書，拿到了博士學位，又回到柏林，在國民黨政府駐柏林公使館裏鬼混，大概也是一個什麽官。此時，他的夫人牛西園和兒子張文已經到了德國。有一年，可能是1939年或1940年，我想回國，到了柏林，就住在虎文家裏。他帶我去拜見大教育學家spranger和大漢學家franche。我沒有走成，又回到了哥廷根。隔了不久，虎文全家到哥廷根去看我，大約住了兩個禮拜，我們共同過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至今難忘。1942年，德國與汪精衛偽政權建交，國民黨公使館不得已而撤至瑞士，虎文全家也都到瑞士去了。我同當時同住在哥廷根的張維、陸士嘉夫婦共同商議，決定無論如何也不能跟日偽使館打交道，宣布了無國籍，從此就變成了像天空中的飛鳥一樣，任人射殺，不受任何國家的保護。
過了幾年海外孤子的生活，並沒有遇到什麽麻煩，德國師友對我們都極好。轉眼到了1945年，三個妄想吞併世界的法西斯國家：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相繼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人類又度過了一劫，該是我們回國的時候了。最初攻入哥廷根的是美國軍隊，後來不知道為什麽由英國軍官來主持全城的行政工作。我同張維去找了英國軍官。他把我們看作盟邦的“難民”(discedperson)，很慷慨地答應幫我們的忙，送我們到瑞士去。當時德國境內的鐵路幾乎已完全炸毀，飛機當然更談不到，想到瑞士去隻能坐汽車。那位英國軍官找到了一個美國少校和另外一位美國軍人，駕駛兩輛吉普車，把張維一家三人，劉先誌一家兩人和我共六人送到了瑞士邊境。我們都沒有簽證，瑞士進不去。我打電話給中國駐瑞士公使館虎文，他利用中國外交官的名義，把我們都接進了瑞士。離開德國邊境時，我心中悵然若有所失。十年來三千六百多個日日夜夜，就此結束了。眾多師友的麵影一時都閃到我眼前來，“客樹回看成故鄉”，我胸中溢滿了離情別緒，我隻有徒喚“奈何”了。
虎文此時在使館裏是個什麽官，好像是副武官之類，有一個少校的軍銜，還是什麽《掃蕩報》的記者。我在上麵提到的他那種“特異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其實並不真正崇拜蔣介石，也不能算是忠實的國民黨員，他有時也說蔣和國民黨的壞話。這時公使館的公使和參贊之間有矛盾。每次南京政府匯款給使館接濟留歐的學生，參贊就偷偷地泄露給我們，我們就到使館去找公使要錢。要的數目是多多益善，態度則是無理取鬧。使館搞不清留學生的底細，不敢得罪。當時僅就留德學生而論，有一些確非“凡胎”，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外加馮玉祥、居正、戴傳賢等國民黨大員的子女均有在德國留學者。像我這樣的卑賤者，摻在裏麵，魚目混珠，公使館不明真相，對留學生一律不敢得罪，坐收漁人之利，也弄到了一些美鈔。我們知道，這種錢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最重要的一點是學會了同國民黨的駐外機構打交道，要訣是蠻橫，他們吃這一套。
當時，我們從德國來的幾個留學生被分派到fribourg來住，住在一個天主教神父開辦的不大的公寓裏，名叫foyerst.justin，因為用費便宜。虎文全家則住在瑞士首府bern，他們有時也來fribourg看我們。我們是從住了六年飢餓煉獄裏逃出來的餓鬼，能吃飽肚子就是最高的幸福。我過了一段安定快樂的日子。
1946年春天，虎文一家、劉先誌一家和我準備返回祖國。當時，想從歐洲回國，隻有一條路可走，就是乘船走海路。我們從瑞士乘汽車到法國馬賽，登上了一艘英國運送法國軍隊到越南去的大船，冒著極大的危險——因為海中的水雷還沒有清除，到了越南西貢。此時西貢正是雨季。我們在這裏住了一些時候，又上船到香港，然後從香港乘船到上海登岸。我離開日夜思念的祖國已經快十一年了。我常說：我生平有兩個母親，一個是生我的母親，一個便是祖國母親，當時前者已經不在，隻剩下後者一個了。俗話說：“孩兒見了娘，無事哭三場。”我踏上祖國土地的那一剎那時的心情，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也。
我在上海住了一些日子。因為沒有錢，住不起旅館，就住在臧克家兄家裏的日本地鋪上。克家帶我去謁見了葉聖陶、鄭振鐸等前輩。也想見郭沫若，他當時正不在上海。我又從上海到了南京。長之不久前隨國立編譯館復員回到南京。因同樣理由，我就借住在長之的辦公室內辦公的桌子上。白天他們上班，我無處可去，就在附近的台城、雞鳴寺、胭脂井一帶六朝名勝地區漫遊，有時候也走到玄武湖和莫愁湖去遊逛。消磨時光，成了我的主要任務。我通過長之認識了梁實秋先生。他雖長我們一輩，但是人極隨和，藹然仁者。我們經常見麵，晤談極歡，定交成了朋友。
此時，國民黨政府，得勝回朝，興致不淺;武官怕死，文官要錢;接收大員，腰纏萬貫;下屬糊塗，領導顢頇;上上下下，一團糜爛。實際上，到處埋藏著危機。在官場中，大家講究“竹”字頭和“草”字頭。“竹”字頭是簡任官，算是高幹的低級。“草”字頭是薦任官，大概科長以下都算。在這裏，虎文又展示了他的特異功能。不知怎樣一來，他成了教育部什麽司的“幫辦”(副司長)，屬於“竹”字頭了。
我已經接受了北大的聘約，對“竹”字頭或“草”字頭了無興趣。我於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了秦皇島，從那裏乘大車到了北平，我離開故都已經十一年了。現在回到這裏，大有遊子還鄉的滋味。隻是時屆深秋，落葉滿長安(長安街也)，一派蕭條冷寂的氣氛，我感到幾分興奮，幾分淒涼，想落淚又沒有流出來。陰法魯兄把我們帶到了紅樓，就在那裏住了一段時間。當了一個星期的副教授，湯用彤先生立即把我提為正教授，又兼東方語言文學係主任。從此一呆就是五十六年，而今已垂垂老矣。
時光一下子就到了1930年。我在省立濟南高中畢業後，來到北平，考入清華大學。虎文不知道是什麽時候到北平來的，他正在北京大學德文係讀書，投在楊丙辰先生麾下。虎文決不是阿諛奉承，做走狗，拍馬屁那樣的人物;但是，他對接近權勢者和長者並取得他們的歡心，似乎有特異功能。他不久就成為楊丙辰先生的紅人。楊先生曾一度回河南故鄉擔任河南大學的校長，虎文也跟了去，成為他重要的幕僚。楊先生擔任大學校長的時間不長，虎文又跟他回到了北平。回來後，他張羅著幫助什麽人成立了一個中德學會，他在裏麵擔任什麽職務，我不清楚，我一向對這種事情不大熱心。後來，他之所以能到德國去留學，大概走的就是這一條線。
我於1934年在清華西洋文學係畢業，回母校濟南高中教了一年國文。於1935年考取清華與德國合辦的交換研究生，當年夏天取道滿洲國和西伯利亞鐵路，到了柏林。秋天到了哥廷根，一住就是十年。我不記得，虎文是什麽時候到的德國，很可能是在我到了哥廷根之後。他在tübingen念了幾年書，拿到了博士學位，又回到柏林，在國民黨政府駐柏林公使館裏鬼混，大概也是一個什麽官。此時，他的夫人牛西園和兒子張文已經到了德國。有一年，可能是1939年或1940年，我想回國，到了柏林，就住在虎文家裏。他帶我去拜見大教育學家spranger和大漢學家franche。我沒有走成，又回到了哥廷根。隔了不久，虎文全家到哥廷根去看我，大約住了兩個禮拜，我們共同過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至今難忘。1942年，德國與汪精衛偽政權建交，國民黨公使館不得已而撤至瑞士，虎文全家也都到瑞士去了。我同當時同住在哥廷根的張維、陸士嘉夫婦共同商議，決定無論如何也不能跟日偽使館打交道，宣布了無國籍，從此就變成了像天空中的飛鳥一樣，任人射殺，不受任何國家的保護。
過了幾年海外孤子的生活，並沒有遇到什麽麻煩，德國師友對我們都極好。轉眼到了1945年，三個妄想吞併世界的法西斯國家：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相繼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人類又度過了一劫，該是我們回國的時候了。最初攻入哥廷根的是美國軍隊，後來不知道為什麽由英國軍官來主持全城的行政工作。我同張維去找了英國軍官。他把我們看作盟邦的“難民”(discedperson)，很慷慨地答應幫我們的忙，送我們到瑞士去。當時德國境內的鐵路幾乎已完全炸毀，飛機當然更談不到，想到瑞士去隻能坐汽車。那位英國軍官找到了一個美國少校和另外一位美國軍人，駕駛兩輛吉普車，把張維一家三人，劉先誌一家兩人和我共六人送到了瑞士邊境。我們都沒有簽證，瑞士進不去。我打電話給中國駐瑞士公使館虎文，他利用中國外交官的名義，把我們都接進了瑞士。離開德國邊境時，我心中悵然若有所失。十年來三千六百多個日日夜夜，就此結束了。眾多師友的麵影一時都閃到我眼前來，“客樹回看成故鄉”，我胸中溢滿了離情別緒，我隻有徒喚“奈何”了。
虎文此時在使館裏是個什麽官，好像是副武官之類，有一個少校的軍銜，還是什麽《掃蕩報》的記者。我在上麵提到的他那種“特異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其實並不真正崇拜蔣介石，也不能算是忠實的國民黨員，他有時也說蔣和國民黨的壞話。這時公使館的公使和參贊之間有矛盾。每次南京政府匯款給使館接濟留歐的學生，參贊就偷偷地泄露給我們，我們就到使館去找公使要錢。要的數目是多多益善，態度則是無理取鬧。使館搞不清留學生的底細，不敢得罪。當時僅就留德學生而論，有一些確非“凡胎”，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外加馮玉祥、居正、戴傳賢等國民黨大員的子女均有在德國留學者。像我這樣的卑賤者，摻在裏麵，魚目混珠，公使館不明真相，對留學生一律不敢得罪，坐收漁人之利，也弄到了一些美鈔。我們知道，這種錢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最重要的一點是學會了同國民黨的駐外機構打交道，要訣是蠻橫，他們吃這一套。
當時，我們從德國來的幾個留學生被分派到fribourg來住，住在一個天主教神父開辦的不大的公寓裏，名叫foyerst.justin，因為用費便宜。虎文全家則住在瑞士首府bern，他們有時也來fribourg看我們。我們是從住了六年飢餓煉獄裏逃出來的餓鬼，能吃飽肚子就是最高的幸福。我過了一段安定快樂的日子。
1946年春天，虎文一家、劉先誌一家和我準備返回祖國。當時，想從歐洲回國，隻有一條路可走，就是乘船走海路。我們從瑞士乘汽車到法國馬賽，登上了一艘英國運送法國軍隊到越南去的大船，冒著極大的危險——因為海中的水雷還沒有清除，到了越南西貢。此時西貢正是雨季。我們在這裏住了一些時候，又上船到香港，然後從香港乘船到上海登岸。我離開日夜思念的祖國已經快十一年了。我常說：我生平有兩個母親，一個是生我的母親，一個便是祖國母親，當時前者已經不在，隻剩下後者一個了。俗話說：“孩兒見了娘，無事哭三場。”我踏上祖國土地的那一剎那時的心情，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也。
我在上海住了一些日子。因為沒有錢，住不起旅館，就住在臧克家兄家裏的日本地鋪上。克家帶我去謁見了葉聖陶、鄭振鐸等前輩。也想見郭沫若，他當時正不在上海。我又從上海到了南京。長之不久前隨國立編譯館復員回到南京。因同樣理由，我就借住在長之的辦公室內辦公的桌子上。白天他們上班，我無處可去，就在附近的台城、雞鳴寺、胭脂井一帶六朝名勝地區漫遊，有時候也走到玄武湖和莫愁湖去遊逛。消磨時光，成了我的主要任務。我通過長之認識了梁實秋先生。他雖長我們一輩，但是人極隨和，藹然仁者。我們經常見麵，晤談極歡，定交成了朋友。
此時，國民黨政府，得勝回朝，興致不淺;武官怕死，文官要錢;接收大員，腰纏萬貫;下屬糊塗，領導顢頇;上上下下，一團糜爛。實際上，到處埋藏著危機。在官場中，大家講究“竹”字頭和“草”字頭。“竹”字頭是簡任官，算是高幹的低級。“草”字頭是薦任官，大概科長以下都算。在這裏，虎文又展示了他的特異功能。不知怎樣一來，他成了教育部什麽司的“幫辦”(副司長)，屬於“竹”字頭了。
我已經接受了北大的聘約，對“竹”字頭或“草”字頭了無興趣。我於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了秦皇島，從那裏乘大車到了北平，我離開故都已經十一年了。現在回到這裏，大有遊子還鄉的滋味。隻是時屆深秋，落葉滿長安(長安街也)，一派蕭條冷寂的氣氛，我感到幾分興奮，幾分淒涼，想落淚又沒有流出來。陰法魯兄把我們帶到了紅樓，就在那裏住了一段時間。當了一個星期的副教授，湯用彤先生立即把我提為正教授，又兼東方語言文學係主任。從此一呆就是五十六年，而今已垂垂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