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一位德國學者西克靈教授
昨天晚上接到我的老師西克先生(prof.dr.emilsieg)從德國來的信，說西克靈教授(w.siegling)已經於去年春天死去，看了我心裏非常難過。生死本來是一種自然現象，值不得大驚小怪。但死也並不是沒有差別。有的人死去了，對國家、對世界一點影響都沒有。他們隻是在他們親族的回憶裏還生存一個時期，終於也就漸漸被遺忘了。有的人的死卻是對國家、對世界都是一大損失，連不認識他們的人都會覺到悲哀，何況認識他們的朋友們呢?
西克靈這名字，對許多中國讀者大概還不太生疏，雖然他一生所從事研究的學科可以說是很偏僻的。他是西克先生的學生，同他老師一樣，他也是先研究梵文，然後才轉到吐火羅語去的。轉變點就正在四十年前，當時德國的探險隊在grünwedel和vonlecoq領導之下從中國的新疆發掘出來了無量珍貴的用各種文字寫的殘卷運到柏林去。德國學者雖然還不能讀通這些文字，但他們卻意識到這些殘卷的重要。當時柏林大學的梵文正教授pischel就召集了許多年輕的語言學者，尤其是梵文學者，來從事研究。西克和西克靈決心合作研究的就是後來定名為吐火羅語的一種語言。當時他們有的是幻想和精力，這種稍稍帶有點冒險意味，有的時候簡直近於猜謎式的研究工作，更提高了他們的興趣。他們日夜地工作，前途充滿了光明。在三十多年以後，西克先生每次談起來還不禁眉飛色舞，仿佛他自己又走回青春裏去，當時熱烈的情景就可以想見了。
他們這合作一直繼續了幾十年，他們終於把吐火羅語讀通。在這期間，他們發表的震驚學術界的許多文章和書，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西克靈被征從軍的一個期間外，都是用兩個人的名字。西克靈小心謹慎，但沒有什麽創造的能力，同時又因為住在柏林，在普魯士學士院(preussischeakademiederwissens插ften)裏做事情，所以他的工作就偏重在隻是研究抄寫brāhmi字母。他把這些原來是用brāhmi而字母寫成的殘卷用拉丁字母寫出來寄給西克，西克就根據這些拉丁字母寫成的稿子來研究文法，確定字義。但我並不是說西克靈隻懂字母而西克隻懂文法，他們兩方麵都懂的，不過西克靈偏重字母而西克偏重文法而已。
兩個人的個性也非常不一樣。我已經說到西克靈小心謹慎，其實這兩個形容詞是不夠的，他有時候小心到我們不能想像的地步。根據了許多別的文字，一個吐火羅字的字義明明是毫無疑問地可以確定了，但他偏懷疑，偏反對，無論如何也不承認。在這種情形下，西克先生看到寫信已經沒有效用，便隻好自己坐上火車到柏林用三寸不爛之舌來說服他了。我常說，西克先生就像是火車頭的蒸汽機，沒有他火車當然不能走。但有時候走得太猛太快也會出毛病，這就用得著一個停車的閘。西克靈就是這樣的一個讓車停的閘。
他們倆合作第一次出版的大著是to插rischesprachreste(1921)，兩本大書充分表現了這合作的成績。在這書裏他們還很少談到文法，隻不過把原來的brāhmi字母改成拉丁字母，把每個應該分開來的字都分了而已。在1931年出版的to插rischegrammatik裏麵，他們才把吐火羅語的文法係統地整理出來。這裏除了他們兩個人以外，他們還約上了大比較語言學家柏林大學教授舒爾慈wilhelmschulz來合作。結果這一本五百多頁的大著就成了歐洲學術界劃時代的著作，一直到現在研究中亞古代語言和比較語言的學者還不能離開它。
寫到這裏，讀者或者以為西克靈在這些工作上都沒有什麽不得了的貢獻，因為我上麵曾說到他的工作主要是在研究抄寫brāhmi字母。這種想法是錯的。brāhmi字母並不像我們知道的這些字母一樣，它是非常複雜的。有時候兩個字母的區別非常細微，譬如說t同n，稍一不小心，立刻就發生錯誤。法國的梵文學家萊維(sytlvainlévi)在別的方麵的成績不能不算大，但看他出版的吐火羅語b(龜茲語)的殘卷裏有多少讀錯的地方，就可以知道隻是讀這字母也並不容易了。在這方麵西克靈的造詣是非常驚人的，可以說是並世無二。
也是為了讀brāhmi字母的問題，我在1942年的春天到柏林去看西克靈。我在普魯士學士院他的研究室裏找到他，他正在那裏埋首工作，桌子上擺的牆上掛的全是些brāhmi字母的殘卷，他就用他特有的蠅頭般的小字一行一行地抄下來。在那以前，我就聽說，隻要有三個學生以上，他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所以他一生就隻在學士院裏工作，隻有很短一個時間在柏林大學裏教過吐火羅語，終於還是辭了職。見了麵他給我的印象同傳聞的一樣，人很沉靜，不大說話。問他問題，他卻解釋無遺。我從他那裏學到了不少讀brāhmi字母的秘訣。我發現他外表雖冷靜，但骨子裏他卻是個很熱情的人，正像一切良好的德國人一樣。
以後，我離開柏林，回到哥廷根(goettingen)，戰爭愈來愈激烈，我也就再也沒能到柏林去看他。戰爭結束後，自己居然還活著，聽說他也沒被炸死，心裏覺得非常高興。我也就帶了這高興在去年夏天裏回了國來，一轉眼就過了半年。在這期間，因為又接觸了一個新環境，終天糊裏糊塗的，連回憶的餘裕都沒有了。最近，心情方麵漸漸安靜下來，於是又回憶到以前的許多事情，在德國遇到的這許多師友的麵影又不時在眼前晃動，想到以前過的那個幸福的時期，恨不能立刻再回到德國去。然而正在這時候，我接到西克先生的信，說西克靈已經去世了。即便我能立刻回到德國，師友裏麵已經少了一個了。對學術界，尤其是對我自己，這個損失是再也不能彌補的了。
我現在唯一的安慰就是在西克先生身上了。他今年已經八十多歲，但他的信上說，他的身體還很好。德國目前是既沒有吃的穿的，也沒有燒的。六七個人擠在一個小屋裏，又以他這樣的高齡，但他居然還照常工作。他四十年來一個合作者西克靈，比他小二十多歲的一個朋友，既然先他而死了，我隻希望上蒼還保佑他，讓他再壯壯實實多活幾年，把他們未完成的大作完成了，為學術，為他死去的朋友，我替他祝福。
憶念張天麟憶念張天麟
我一生尊師重友，愛護弟子。因為天性內向，不善交遊，所以交的朋友不算太多，但卻也不算太少。我自己認為是一個非常重感情的人，幾乎所有的師友都在我的文章中留下了痕跡。但是稍微了解內情的人都會納悶兒：為什麽我兩個最早的朋友獨付闕如?一個是李長之，一個是張天麟。長之這一筆帳前不久已經還上了，現在隻剩下張天麟了。事必有因。倘若有人要問：為什麽是這樣子呢?說老實話，我自己也有點說不清道不明。在追憶長之的文章中，我碰了下這個問題;但也隻是蜻蜓點水一般一點即過。現在遇到了張天麟，我並沒有變得更聰明，依然糊塗如故。張天麟一生待我如親兄弟，如果有什麽扞格不人之處的話，也決不在他身上。那麽究竟是在誰身上呢?恍兮惚兮，其中有人。現在已時過境遷，說出來也沒有什麽意義了，還是不去說它吧。
張天麟，這不是他本來的名字。他本名張天彪，字虎文。因為參加了國民黨的革命，借用了他一個堂兄的名字，以作掩護，從此就霸占終生，我於1924年在新育小學畢業，覺得自己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是一隻癩蛤蟆，不敢妄想吃天鵝肉，大名鼎鼎的一中，我連去報名的勇氣都沒有，隻湊湊合合地去報考了“破正誼”。又因為學習水平確實不低，我錄取的不是一年級，而是一年半級，算是沾了半年的光。同班就有老學生張天彪。他大我四歲，因雙腿有病，休學了四年，跟我成了同班。在班上，他年齡最大，腦袋瓜最靈，大有鶴立雞群之勢。當時軍閥濫發鈔票，大肆搜刮，名之曰軍用票，是十分不穩定不值錢的紙幣。從山東其他縣分到濟南正誼中學上學的學生，隨身帶的不是軍用票，而是現大洋或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鈔票，都是響的硬通貨。正誼是私立中學，靠學生的學費來維持學校的開支。張天彪不知是用了些什麽手法，用軍用票去換取外地學生手中的現大洋或中交鈔票。我當時隻有十三歲，對他這種行動隻覺得有趣，也頗有學習的想法，可是不知道從何處下手，隻好作罷。這種本領伴隨了張天麟一生。
昨天晚上接到我的老師西克先生(prof.dr.emilsieg)從德國來的信，說西克靈教授(w.siegling)已經於去年春天死去，看了我心裏非常難過。生死本來是一種自然現象，值不得大驚小怪。但死也並不是沒有差別。有的人死去了，對國家、對世界一點影響都沒有。他們隻是在他們親族的回憶裏還生存一個時期，終於也就漸漸被遺忘了。有的人的死卻是對國家、對世界都是一大損失，連不認識他們的人都會覺到悲哀，何況認識他們的朋友們呢?
西克靈這名字，對許多中國讀者大概還不太生疏，雖然他一生所從事研究的學科可以說是很偏僻的。他是西克先生的學生，同他老師一樣，他也是先研究梵文，然後才轉到吐火羅語去的。轉變點就正在四十年前，當時德國的探險隊在grünwedel和vonlecoq領導之下從中國的新疆發掘出來了無量珍貴的用各種文字寫的殘卷運到柏林去。德國學者雖然還不能讀通這些文字，但他們卻意識到這些殘卷的重要。當時柏林大學的梵文正教授pischel就召集了許多年輕的語言學者，尤其是梵文學者，來從事研究。西克和西克靈決心合作研究的就是後來定名為吐火羅語的一種語言。當時他們有的是幻想和精力，這種稍稍帶有點冒險意味，有的時候簡直近於猜謎式的研究工作，更提高了他們的興趣。他們日夜地工作，前途充滿了光明。在三十多年以後，西克先生每次談起來還不禁眉飛色舞，仿佛他自己又走回青春裏去，當時熱烈的情景就可以想見了。
他們這合作一直繼續了幾十年，他們終於把吐火羅語讀通。在這期間，他們發表的震驚學術界的許多文章和書，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西克靈被征從軍的一個期間外，都是用兩個人的名字。西克靈小心謹慎，但沒有什麽創造的能力，同時又因為住在柏林，在普魯士學士院(preussischeakademiederwissens插ften)裏做事情，所以他的工作就偏重在隻是研究抄寫brāhmi字母。他把這些原來是用brāhmi而字母寫成的殘卷用拉丁字母寫出來寄給西克，西克就根據這些拉丁字母寫成的稿子來研究文法，確定字義。但我並不是說西克靈隻懂字母而西克隻懂文法，他們兩方麵都懂的，不過西克靈偏重字母而西克偏重文法而已。
兩個人的個性也非常不一樣。我已經說到西克靈小心謹慎，其實這兩個形容詞是不夠的，他有時候小心到我們不能想像的地步。根據了許多別的文字，一個吐火羅字的字義明明是毫無疑問地可以確定了，但他偏懷疑，偏反對，無論如何也不承認。在這種情形下，西克先生看到寫信已經沒有效用，便隻好自己坐上火車到柏林用三寸不爛之舌來說服他了。我常說，西克先生就像是火車頭的蒸汽機，沒有他火車當然不能走。但有時候走得太猛太快也會出毛病，這就用得著一個停車的閘。西克靈就是這樣的一個讓車停的閘。
他們倆合作第一次出版的大著是to插rischesprachreste(1921)，兩本大書充分表現了這合作的成績。在這書裏他們還很少談到文法，隻不過把原來的brāhmi字母改成拉丁字母，把每個應該分開來的字都分了而已。在1931年出版的to插rischegrammatik裏麵，他們才把吐火羅語的文法係統地整理出來。這裏除了他們兩個人以外，他們還約上了大比較語言學家柏林大學教授舒爾慈wilhelmschulz來合作。結果這一本五百多頁的大著就成了歐洲學術界劃時代的著作，一直到現在研究中亞古代語言和比較語言的學者還不能離開它。
寫到這裏，讀者或者以為西克靈在這些工作上都沒有什麽不得了的貢獻，因為我上麵曾說到他的工作主要是在研究抄寫brāhmi字母。這種想法是錯的。brāhmi字母並不像我們知道的這些字母一樣，它是非常複雜的。有時候兩個字母的區別非常細微，譬如說t同n，稍一不小心，立刻就發生錯誤。法國的梵文學家萊維(sytlvainlévi)在別的方麵的成績不能不算大，但看他出版的吐火羅語b(龜茲語)的殘卷裏有多少讀錯的地方，就可以知道隻是讀這字母也並不容易了。在這方麵西克靈的造詣是非常驚人的，可以說是並世無二。
也是為了讀brāhmi字母的問題，我在1942年的春天到柏林去看西克靈。我在普魯士學士院他的研究室裏找到他，他正在那裏埋首工作，桌子上擺的牆上掛的全是些brāhmi字母的殘卷，他就用他特有的蠅頭般的小字一行一行地抄下來。在那以前，我就聽說，隻要有三個學生以上，他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所以他一生就隻在學士院裏工作，隻有很短一個時間在柏林大學裏教過吐火羅語，終於還是辭了職。見了麵他給我的印象同傳聞的一樣，人很沉靜，不大說話。問他問題，他卻解釋無遺。我從他那裏學到了不少讀brāhmi字母的秘訣。我發現他外表雖冷靜，但骨子裏他卻是個很熱情的人，正像一切良好的德國人一樣。
以後，我離開柏林，回到哥廷根(goettingen)，戰爭愈來愈激烈，我也就再也沒能到柏林去看他。戰爭結束後，自己居然還活著，聽說他也沒被炸死，心裏覺得非常高興。我也就帶了這高興在去年夏天裏回了國來，一轉眼就過了半年。在這期間，因為又接觸了一個新環境，終天糊裏糊塗的，連回憶的餘裕都沒有了。最近，心情方麵漸漸安靜下來，於是又回憶到以前的許多事情，在德國遇到的這許多師友的麵影又不時在眼前晃動，想到以前過的那個幸福的時期，恨不能立刻再回到德國去。然而正在這時候，我接到西克先生的信，說西克靈已經去世了。即便我能立刻回到德國，師友裏麵已經少了一個了。對學術界，尤其是對我自己，這個損失是再也不能彌補的了。
我現在唯一的安慰就是在西克先生身上了。他今年已經八十多歲，但他的信上說，他的身體還很好。德國目前是既沒有吃的穿的，也沒有燒的。六七個人擠在一個小屋裏，又以他這樣的高齡，但他居然還照常工作。他四十年來一個合作者西克靈，比他小二十多歲的一個朋友，既然先他而死了，我隻希望上蒼還保佑他，讓他再壯壯實實多活幾年，把他們未完成的大作完成了，為學術，為他死去的朋友，我替他祝福。
憶念張天麟憶念張天麟
我一生尊師重友，愛護弟子。因為天性內向，不善交遊，所以交的朋友不算太多，但卻也不算太少。我自己認為是一個非常重感情的人，幾乎所有的師友都在我的文章中留下了痕跡。但是稍微了解內情的人都會納悶兒：為什麽我兩個最早的朋友獨付闕如?一個是李長之，一個是張天麟。長之這一筆帳前不久已經還上了，現在隻剩下張天麟了。事必有因。倘若有人要問：為什麽是這樣子呢?說老實話，我自己也有點說不清道不明。在追憶長之的文章中，我碰了下這個問題;但也隻是蜻蜓點水一般一點即過。現在遇到了張天麟，我並沒有變得更聰明，依然糊塗如故。張天麟一生待我如親兄弟，如果有什麽扞格不人之處的話，也決不在他身上。那麽究竟是在誰身上呢?恍兮惚兮，其中有人。現在已時過境遷，說出來也沒有什麽意義了，還是不去說它吧。
張天麟，這不是他本來的名字。他本名張天彪，字虎文。因為參加了國民黨的革命，借用了他一個堂兄的名字，以作掩護，從此就霸占終生，我於1924年在新育小學畢業，覺得自己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是一隻癩蛤蟆，不敢妄想吃天鵝肉，大名鼎鼎的一中，我連去報名的勇氣都沒有，隻湊湊合合地去報考了“破正誼”。又因為學習水平確實不低，我錄取的不是一年級，而是一年半級，算是沾了半年的光。同班就有老學生張天彪。他大我四歲，因雙腿有病，休學了四年，跟我成了同班。在班上，他年齡最大，腦袋瓜最靈，大有鶴立雞群之勢。當時軍閥濫發鈔票，大肆搜刮，名之曰軍用票，是十分不穩定不值錢的紙幣。從山東其他縣分到濟南正誼中學上學的學生，隨身帶的不是軍用票，而是現大洋或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鈔票，都是響的硬通貨。正誼是私立中學，靠學生的學費來維持學校的開支。張天彪不知是用了些什麽手法，用軍用票去換取外地學生手中的現大洋或中交鈔票。我當時隻有十三歲，對他這種行動隻覺得有趣，也頗有學習的想法，可是不知道從何處下手，隻好作罷。這種本領伴隨了張天麟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