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樣一來，因緣巧合，我的兩位最早的朋友，李長之和張天麟，都來到了北京師範大學任教。解放以後，運動頻仍，一年一小運，三年一大運，運得你暈頭轉向。知識分子仿佛是交了華蓋運，每次運動，知識分子都在劫難逃。李長之因為寫過一本《魯迅批判》，“批判”二字，可能是從日本借用過來的，意思不過是“評論”。到了中國，革命小將，也許還有中將和老將，不了解其含義，於是長之殆矣。至於虎文，由我在上麵的敘述，也可以看出，他的經歷相當複雜，更是難逃“法”網。因此，每一次運動，我的兩位老友在北師大都是首當其衝的運動員。到了1957年，雙雙被劃為右派，留職降級，隻準搞資料，不許登講台。長之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已經談過，這裏不再重複，我隻談虎文。
虎文被劃為右派以後，當時批鬥過多少次，批鬥的情況怎樣，我都不清楚，估計他頭上的帽子決不止右派一頂。反右後的幾次小運動中，他被批鬥，自在意料中。鬥來鬥去，他終於得了病，是一種很奇怪的病：全身抽筋。小小的抽筋的經驗，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過的，其痛苦的程度，我們每個人也都感受過的。可他是全身抽筋，那是一種什麽滋味，我們隻能想像了。據說，痛得厲害時，徹夜嚎叫，聲震屋瓦，連三樓的住戶都能聽到。我曾到北師大去看過他，給他送去了錢。後來他住進北京一所名牌的醫院，我也曾去看過他。大夫給他開出一種非常貴重的藥，不知哪一位法製觀念極強的人打聽他是幾級教授。回答說是四級，對方說：不能服用。這話是我聽說來的，可靠程度我不敢說。總之，虎文轉了院，轉到了上海去。從此，虎文就一去不復返，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我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至今仍在懷念他。
綜觀虎文的一生，盡管他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我仍然覺得他是一個愛國的人，一個有是非之辨的人，一個重朋友義氣的人，總之，是一個好人。他對學術的嚮往，始終未變。他想寫一本“中國母親的書”，也終於沒有寫成，攔路虎就是他對政治過分傾心。長才未展，未能享上壽，“長使英雄淚滿襟”也。隻要我能活著，對他的記憶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懷念衍粱
在將近六十年前，我同衍梁是濟南高中同學。我們倆同年生，我卻比他高一級或者兩級。既然不是同班，為什麽又成了要好的朋友呢?這要從我們的共同愛好談起。
日本侵略者短期占領濟南於1929年撤兵之後，停頓了一年的山東省會的教育又開始復甦。當時山東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正式建立。在中等教育層次中，這是山東的最高學府，全省青年人才薈萃之地。當時的當政者頗為重視。專就延聘教員方麵來說，請到了許多學有專長的教員，可謂極一時之選。國文教員有胡也頻、董秋芳、夏萊蒂、董每戡等，都是在全國頗有名氣的作家。我們的第一位國文教員是胡也頻先生。他當時年少氣盛，而且具有青年革命家一往無前的精神，現在看起來雖然略有點沉著不夠，深思熟慮不夠，但是他們視反動派如糞土，如木雕泥塑，先聲奪人。在精神方麵他們是勝利者。胡先生在課堂上坦誠直率地宣傳革命，宣傳革命文藝。每次上課幾乎都在黑板上大書：“什麽是現代文藝?現代文藝的使命是什麽?”所謂現代文藝，當時也稱之為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它的使命就是革命，就是推翻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他講起來口若懸河瀉水，滔滔不絕。我們當時都才十七八歲，很容易受到感染，也跟著大談現代文藝和現代文藝的使命。丁玲同誌曾以探親名義，在高中呆過一陣，我們學生都懷著好奇而又尊敬的心情瞻仰了她的豐采。她的一些革命作品，如《在黑暗中》等，當然受到我們的歡迎。
在青年學生中最積極的積極分子之一就是許衍梁。
我們當時都是山東話所說的“愣頭青”，就是什麽顧慮也沒有，什麽東西也不怕。我們雖然都不懂什麽叫革命，卻對革命充滿了熱情。胡也頻先生號召組織現代文藝研究會，我們就在宿舍旁邊的過道上擺上桌子，坦然怡然地登記願意參加的會員。我們還準備出版刊物，我給刊物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現代文藝的使命”。當時看了一些從日文轉譯過來的俄國人寫的馬克思文藝理論，譯文極其別扭，讀起來像天書一般，我也生吞活剝地寫入我的“文章”，其幼稚可想而知。但是自己卻頗有一點自命不凡的神氣。記得衍梁也寫了文章，題目忘記了，其幼稚程度同我恐怕也在伯仲之間。
這些舉動當然會惹起國民黨反動派的注意。我們學校就設有什麽訓導主任，專門宣傳國民黨黨義和監視學生的活動。他們散布流言，說濟南高中成了“土匪訓練班”。衍梁當仁不讓地是“土匪”之一。對他們眼中的“土匪”們，國民黨一向是殘酷消滅，手下決不留情的。不久，就傳出了“消息”，說是他們要逮捕人。胡也頻先生立即逃離濟南，到了上海。過了沒有多久，國民黨反動派終於下了毒手，他就在龍華壯烈犧牲了。
我們這些小“土匪”們失去了支柱，隻好變得安分守己起來。一轉眼到了1930年夏天，我畢業離校，到北平考上國立清華大學，同衍梁就失去了聯繫。一直到1946年，我從歐洲回國，1947年回到濟南，才再次同他見麵。當時正處在解放戰爭高潮中，濟南實際上成了一座孤城，國民黨反動派眼看就要崩潰。記得我們也沒有能見多少次麵，我就又離開濟南回北平來了。
又是一段相當長的別離，好像是到了“四人幫”垮台以後，我才又去濟南見了衍梁。他當了官，對老友仍然像從前那樣熱情。七年前我回到濟南開會，一中的老同學集會了一次。五六十年沒有見麵的中學老同學又見了麵，實在是空前盛會，大家都興奮異常。我想大家都會想到杜甫的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而感慨萬端。我見到了餘修、黃離等等，衍梁當然也在裏麵，而且是最活躍的一個。此時他已經不戴烏紗帽，而搞山東科協。看來他的精神很好，身體很健康。誰也沒料到，不久餘修謝世，去年衍梁也病逝北京，這一次盛會不但空前，竟也絕後了。
我久已年逾古稀。但是一直到最近，我才逐漸承認自己是老人了。中國古代文人常用一個詞兒，叫做“後死者”，我覺得這個詞兒實在非常有意思。同許多老朋友比起來，我自己竟也成了一個“後死者”。當一個“後死者”是幸運的——誰不願意長壽呢?但任務也是艱巨的。許多已死的老朋友的麵影閃動在自己的腦海中，迷離歷亂，不成章法，但又歷歷在目，栩栩如生。據說老年人都愛回憶過去。根據我自己的經驗，這並不是老年人獨有的愛好，而是在沉重的回憶的壓力下不得不爾。
我常拿晚秋的樹葉來比老年人。在木葉凋零的時刻，樹上殘留的葉片日益減少。秋風一吹，落下幾片。秋風又一吹，又落下幾片。樹本身也許還能做夢，夢到冬去春來，樹葉又可以繁茂起來。老年人是沒有這種幸福的，他們隻能眼睜睜地看著葉片日益稀少。淡淡的或濃濃的悲哀壓在心頭。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詩，魯迅的散文詩《過客》都講到：眼前最終是一個墳墓，“人生至此，天道寧論”，古人已經嘆息過了。我自認為是唯物主義者，知道這是自然規律，不可抗禦，無所用其悲哀。但話雖這樣說，如果說對生死絕不介意，恐怕是很難做到的。
虎文被劃為右派以後，當時批鬥過多少次，批鬥的情況怎樣，我都不清楚，估計他頭上的帽子決不止右派一頂。反右後的幾次小運動中，他被批鬥，自在意料中。鬥來鬥去，他終於得了病，是一種很奇怪的病：全身抽筋。小小的抽筋的經驗，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過的，其痛苦的程度，我們每個人也都感受過的。可他是全身抽筋，那是一種什麽滋味，我們隻能想像了。據說，痛得厲害時，徹夜嚎叫，聲震屋瓦，連三樓的住戶都能聽到。我曾到北師大去看過他，給他送去了錢。後來他住進北京一所名牌的醫院，我也曾去看過他。大夫給他開出一種非常貴重的藥，不知哪一位法製觀念極強的人打聽他是幾級教授。回答說是四級，對方說：不能服用。這話是我聽說來的，可靠程度我不敢說。總之，虎文轉了院，轉到了上海去。從此，虎文就一去不復返，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我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至今仍在懷念他。
綜觀虎文的一生，盡管他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我仍然覺得他是一個愛國的人，一個有是非之辨的人，一個重朋友義氣的人，總之，是一個好人。他對學術的嚮往，始終未變。他想寫一本“中國母親的書”，也終於沒有寫成，攔路虎就是他對政治過分傾心。長才未展，未能享上壽，“長使英雄淚滿襟”也。隻要我能活著，對他的記憶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懷念衍粱
在將近六十年前，我同衍梁是濟南高中同學。我們倆同年生，我卻比他高一級或者兩級。既然不是同班，為什麽又成了要好的朋友呢?這要從我們的共同愛好談起。
日本侵略者短期占領濟南於1929年撤兵之後，停頓了一年的山東省會的教育又開始復甦。當時山東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正式建立。在中等教育層次中，這是山東的最高學府，全省青年人才薈萃之地。當時的當政者頗為重視。專就延聘教員方麵來說，請到了許多學有專長的教員，可謂極一時之選。國文教員有胡也頻、董秋芳、夏萊蒂、董每戡等，都是在全國頗有名氣的作家。我們的第一位國文教員是胡也頻先生。他當時年少氣盛，而且具有青年革命家一往無前的精神，現在看起來雖然略有點沉著不夠，深思熟慮不夠，但是他們視反動派如糞土，如木雕泥塑，先聲奪人。在精神方麵他們是勝利者。胡先生在課堂上坦誠直率地宣傳革命，宣傳革命文藝。每次上課幾乎都在黑板上大書：“什麽是現代文藝?現代文藝的使命是什麽?”所謂現代文藝，當時也稱之為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它的使命就是革命，就是推翻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他講起來口若懸河瀉水，滔滔不絕。我們當時都才十七八歲，很容易受到感染，也跟著大談現代文藝和現代文藝的使命。丁玲同誌曾以探親名義，在高中呆過一陣，我們學生都懷著好奇而又尊敬的心情瞻仰了她的豐采。她的一些革命作品，如《在黑暗中》等，當然受到我們的歡迎。
在青年學生中最積極的積極分子之一就是許衍梁。
我們當時都是山東話所說的“愣頭青”，就是什麽顧慮也沒有，什麽東西也不怕。我們雖然都不懂什麽叫革命，卻對革命充滿了熱情。胡也頻先生號召組織現代文藝研究會，我們就在宿舍旁邊的過道上擺上桌子，坦然怡然地登記願意參加的會員。我們還準備出版刊物，我給刊物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現代文藝的使命”。當時看了一些從日文轉譯過來的俄國人寫的馬克思文藝理論，譯文極其別扭，讀起來像天書一般，我也生吞活剝地寫入我的“文章”，其幼稚可想而知。但是自己卻頗有一點自命不凡的神氣。記得衍梁也寫了文章，題目忘記了，其幼稚程度同我恐怕也在伯仲之間。
這些舉動當然會惹起國民黨反動派的注意。我們學校就設有什麽訓導主任，專門宣傳國民黨黨義和監視學生的活動。他們散布流言，說濟南高中成了“土匪訓練班”。衍梁當仁不讓地是“土匪”之一。對他們眼中的“土匪”們，國民黨一向是殘酷消滅，手下決不留情的。不久，就傳出了“消息”，說是他們要逮捕人。胡也頻先生立即逃離濟南，到了上海。過了沒有多久，國民黨反動派終於下了毒手，他就在龍華壯烈犧牲了。
我們這些小“土匪”們失去了支柱，隻好變得安分守己起來。一轉眼到了1930年夏天，我畢業離校，到北平考上國立清華大學，同衍梁就失去了聯繫。一直到1946年，我從歐洲回國，1947年回到濟南，才再次同他見麵。當時正處在解放戰爭高潮中，濟南實際上成了一座孤城，國民黨反動派眼看就要崩潰。記得我們也沒有能見多少次麵，我就又離開濟南回北平來了。
又是一段相當長的別離，好像是到了“四人幫”垮台以後，我才又去濟南見了衍梁。他當了官，對老友仍然像從前那樣熱情。七年前我回到濟南開會，一中的老同學集會了一次。五六十年沒有見麵的中學老同學又見了麵，實在是空前盛會，大家都興奮異常。我想大家都會想到杜甫的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而感慨萬端。我見到了餘修、黃離等等，衍梁當然也在裏麵，而且是最活躍的一個。此時他已經不戴烏紗帽，而搞山東科協。看來他的精神很好，身體很健康。誰也沒料到，不久餘修謝世，去年衍梁也病逝北京，這一次盛會不但空前，竟也絕後了。
我久已年逾古稀。但是一直到最近，我才逐漸承認自己是老人了。中國古代文人常用一個詞兒，叫做“後死者”，我覺得這個詞兒實在非常有意思。同許多老朋友比起來，我自己竟也成了一個“後死者”。當一個“後死者”是幸運的——誰不願意長壽呢?但任務也是艱巨的。許多已死的老朋友的麵影閃動在自己的腦海中，迷離歷亂，不成章法，但又歷歷在目，栩栩如生。據說老年人都愛回憶過去。根據我自己的經驗，這並不是老年人獨有的愛好，而是在沉重的回憶的壓力下不得不爾。
我常拿晚秋的樹葉來比老年人。在木葉凋零的時刻，樹上殘留的葉片日益減少。秋風一吹，落下幾片。秋風又一吹，又落下幾片。樹本身也許還能做夢，夢到冬去春來，樹葉又可以繁茂起來。老年人是沒有這種幸福的，他們隻能眼睜睜地看著葉片日益稀少。淡淡的或濃濃的悲哀壓在心頭。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詩，魯迅的散文詩《過客》都講到：眼前最終是一個墳墓，“人生至此，天道寧論”，古人已經嘆息過了。我自認為是唯物主義者，知道這是自然規律，不可抗禦，無所用其悲哀。但話雖這樣說，如果說對生死絕不介意，恐怕是很難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