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台灣來的郎靜山先生。”
“是誰?”
“郎靜山。”
“郎靜山?!”
我瞪大了眼睛，舌撟不能下，我一時說不出話來。
“郎靜山”，這個名字我是熟悉的，甚至是崇敬的。但這已經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在清華大學念書的時候，有時候到圖書館去翻看新出版的雜誌，特別是畫報，常常在裏麵看到一些攝影的傑作，署名就是郎靜山。久而久之，漸漸知道了他是赫赫有名的攝影大師，是上海灘上的紅得發紫的活躍人物。崇拜名人，人之常情，渺予小子，焉敢例外。郎靜山於是就成了我的崇拜對象之一。
從那時到現在，在六十多年的漫長的時期內，時移世遷，滄海桑田，各方麵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巨變。我在國外呆了將近十一年，回國後，在北京呆了也有五十多年了。中國已非復昔日之中國，上海亦非復昔日之上海。當年的畫報早已銷聲匿跡，郎靜山這個名字也消逝得無影無蹤了。我原以為他早已成為古人——不，我連“以為”也沒有“以為”，我壓根兒就沒有想到郎靜山。對我來說，他早已成為博物館中的人物，早已不存在了。
然而，正像《天方夜譚》中那個漁父從海中撈出來了一個瓶子那樣，瓶口一打開，裏麵驀地鑽出來了一個神怪。我現在見到的不是一個神怪，而是一個活人：郎靜山驀地就站在我的麵前。我用驚奇的眼光打量了一下這一位一百零四歲的老人：他慈眉善目，麵色紅潤;頭髮花白，沒有掉多少;腰板挺直，步履穩健;沒有助聽器，說明他耳聰;雙目炯炯有神，說明他目明。有一個女士陪著他——是他的曾孫女吧，他起坐走路，極其麻利，她好像成了沈有鼎教授的雙拐，總是被提著走，不是教授拄她，而是她拄教授。最引起我的興趣的是他的衣著。他仍然穿著長衫。那天晚上穿的是黑色的，不知道是什麽料子的，黑色上麵閃著小小的金星。在解放前，長衫是流行的，它幾乎成了知識分子的象徵，孔乙己先生身上穿的就是代表他的身份的長衫。我看了長衫，心中大感欣慰。我身上這一套中山裝，久為風華正茂的青年男女士們所諷刺。我表麵上置若罔聞，由於某種心理作用，我死不改悔，但心中未免也有點嘀咕。中山裝同長衫比起來，還是超前一代的，如果真進博物館的話，它還要排在長衫的後麵。然而久已絕跡於大陸的長衫，不意竟在曼穀見到。我身上這一套老古董似乎也並不那麽陳腐落後了。這一種意外簡直像天外飛來的支援，使我衷心狂喜。
第二次同郎靜山先生見麵是在第二天華僑崇聖大學的開學典禮上。因為國王禦駕蒞臨，所以儀式特別莊嚴隆重。從下午2點鍾起，校園裏就擠滿了市民和軍警。成千的小學生坐在綠草地上。能容千人的大禮堂也坐滿了泰外紳士和淑女。駐泰外交使節全部被邀觀禮。當然是由於年紀大，我同郎靜山先生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座，他坐的位子是第一號，我是第二號。我們倆緊挨著，坐在那裏，從2點一直坐到4點半。要想談話，是有充分的時間的。然而卻無從談起。我們來自兩個世界，出自兩個世紀。在一般情況下，我本來”已經有資格來倚老賣老了。然而在郎老麵前，他大我二十一歲，是我的父輩，我怎麽還敢倚敢賣呢?他坐在那裏，精神矍鑠，卻是一言不發。我感到尷尬，想搭訕著說兩句話，然而又沒有詞兒。“今天天氣哈哈哈”，這裏完全用不上。沒有法子，隻好呆坐在那裏。幸虧陳貞煜博士給我介紹了德國駐泰國大使，用茄門話寒暄了一番。他又介紹了印度駐泰國大使，用英文聊了一陣。兩位大使歸座以後，我仍然枯坐在那裏。郎老今天操了一身灰色的衣服，仍然是長衫。他神清氣爽，陪我——或者我陪他呆坐那裏。最後，我們倆被請到了一座大廳門口，排隊站在那裏，等候鄭午樓博士把我們倆介紹給國王陛下。此時，陪他的那一位女士早已不見。郎老一個人，沒有手杖，沒有人攙扶，直挺挺地站在那裏，恭候聖駕。站的時間並不太短。隻見他安然，怡然，泰然，坦然，沒有一點疲倦的神色。
我最後一次見到郎靜山先生，是在鄭午樓博士創辦的國際貿易中心中。這裏同時舉辦了四五個展覽會。我到每一個展覽廳都瀏覽了一遍，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文物展覽廳中的中國古代繪畫和瓷器中，都有精品，在中國國內也是拔尖的。我最後到了攝影展覽廳，規模不大，但極精彩。有幾幅作品十分突出，看了讓人驚心動魄。我對這些攝影藝術家著實羨慕了一番。旁邊站著一位香港的攝影家，我對他表白了我的讚嘆的心情。我在這裏又遇到了郎老。他來這裏是必然的。一個老一代蜚聲海內外的攝影大師，焉能不到攝影展覽廳裏來呢?郎老年輕的時候，還沒有彩色攝影，郎老的傑作都是黑白的。這次他帶來了自己當年的傑作“百鶴圖”的翻印本，令我回憶起當年欣賞這一幅傑作的情景。應該感謝老人的細心安排。
他一個人孑然站在那裏，沒有手杖，沒有人陪伴，臉上的神情仍然是安然，怡然，泰然，坦然。仿佛是遺世而獨立。這一次，我們除了打個招呼以外，更沒有什麽話可說了。我默默地站了一會兒，就同他告別。從此再沒有在曼穀見到他。
杜甫的詩說：“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我們現在是：“今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像在曼穀這一次會麵這樣的奇蹟，一個人一生中隻能遇到一次。這樣的奇蹟再也不會出現了。雲天渺茫，人事無常，一麵之緣，實已難忘。我祝他健康長壽，再活上十年、二十年，或者更多的年。
我認識的黛雲
我認識黛雲已將近半個世紀了。當時我們都還沒有搬出城外，仍在沙灘紅樓。她是一個十幾二十歲的大學生，我是一個還沒有走出青年時期的年輕的大學教師。因為不在一個係，所以並沒有接觸的機會。她認識我，並不奇怪。因為教授的人數畢竟是極少的。我知道她，卻頗有點不尋常。她為人坦誠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闊斧，決不忸忸怩怩，決不搞小動作。有這樣稟性的人，在解放後三十年來的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中能夠不被濺上一身汙泥濁水、戴上五花八門的莫須有的帽子，簡直是難以想像的。事實上，她也確實沒有能倖免。
最近幾年以來，我心中萌發了一個怪論：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年紀比較大一點的知識分子，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被整，被汙辱，被損害，是正常的。這證明，他們起碼還是些好人。這樣的人，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他們堂堂正正做人，用不著反躬自思。他們應該以頭上被戴上的帽子為榮，他們可以以此自傲。反過來，如果有的知識分子，平安地走過了歷次政治運動，沒有被濺上任何的汙泥濁水，沒有被戴上任何莫須有的帽子。這樣的人，我認為，反而應該反躬自首：自己在處世做人方麵是否有什麽不足之處。不然的話，為什麽能夠在那種黃鍾為輕、蟬翼為重，顛倒黑白，混淆邪正的運動中安穩過關?我不敢說，我這個想法能適用於一切人;但適用於大部分人，則是可以肯定的。
“是誰?”
“郎靜山。”
“郎靜山?!”
我瞪大了眼睛，舌撟不能下，我一時說不出話來。
“郎靜山”，這個名字我是熟悉的，甚至是崇敬的。但這已經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在清華大學念書的時候，有時候到圖書館去翻看新出版的雜誌，特別是畫報，常常在裏麵看到一些攝影的傑作，署名就是郎靜山。久而久之，漸漸知道了他是赫赫有名的攝影大師，是上海灘上的紅得發紫的活躍人物。崇拜名人，人之常情，渺予小子，焉敢例外。郎靜山於是就成了我的崇拜對象之一。
從那時到現在，在六十多年的漫長的時期內，時移世遷，滄海桑田，各方麵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巨變。我在國外呆了將近十一年，回國後，在北京呆了也有五十多年了。中國已非復昔日之中國，上海亦非復昔日之上海。當年的畫報早已銷聲匿跡，郎靜山這個名字也消逝得無影無蹤了。我原以為他早已成為古人——不，我連“以為”也沒有“以為”，我壓根兒就沒有想到郎靜山。對我來說，他早已成為博物館中的人物，早已不存在了。
然而，正像《天方夜譚》中那個漁父從海中撈出來了一個瓶子那樣，瓶口一打開，裏麵驀地鑽出來了一個神怪。我現在見到的不是一個神怪，而是一個活人：郎靜山驀地就站在我的麵前。我用驚奇的眼光打量了一下這一位一百零四歲的老人：他慈眉善目，麵色紅潤;頭髮花白，沒有掉多少;腰板挺直，步履穩健;沒有助聽器，說明他耳聰;雙目炯炯有神，說明他目明。有一個女士陪著他——是他的曾孫女吧，他起坐走路，極其麻利，她好像成了沈有鼎教授的雙拐，總是被提著走，不是教授拄她，而是她拄教授。最引起我的興趣的是他的衣著。他仍然穿著長衫。那天晚上穿的是黑色的，不知道是什麽料子的，黑色上麵閃著小小的金星。在解放前，長衫是流行的，它幾乎成了知識分子的象徵，孔乙己先生身上穿的就是代表他的身份的長衫。我看了長衫，心中大感欣慰。我身上這一套中山裝，久為風華正茂的青年男女士們所諷刺。我表麵上置若罔聞，由於某種心理作用，我死不改悔，但心中未免也有點嘀咕。中山裝同長衫比起來，還是超前一代的，如果真進博物館的話，它還要排在長衫的後麵。然而久已絕跡於大陸的長衫，不意竟在曼穀見到。我身上這一套老古董似乎也並不那麽陳腐落後了。這一種意外簡直像天外飛來的支援，使我衷心狂喜。
第二次同郎靜山先生見麵是在第二天華僑崇聖大學的開學典禮上。因為國王禦駕蒞臨，所以儀式特別莊嚴隆重。從下午2點鍾起，校園裏就擠滿了市民和軍警。成千的小學生坐在綠草地上。能容千人的大禮堂也坐滿了泰外紳士和淑女。駐泰外交使節全部被邀觀禮。當然是由於年紀大，我同郎靜山先生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座，他坐的位子是第一號，我是第二號。我們倆緊挨著，坐在那裏，從2點一直坐到4點半。要想談話，是有充分的時間的。然而卻無從談起。我們來自兩個世界，出自兩個世紀。在一般情況下，我本來”已經有資格來倚老賣老了。然而在郎老麵前，他大我二十一歲，是我的父輩，我怎麽還敢倚敢賣呢?他坐在那裏，精神矍鑠，卻是一言不發。我感到尷尬，想搭訕著說兩句話，然而又沒有詞兒。“今天天氣哈哈哈”，這裏完全用不上。沒有法子，隻好呆坐在那裏。幸虧陳貞煜博士給我介紹了德國駐泰國大使，用茄門話寒暄了一番。他又介紹了印度駐泰國大使，用英文聊了一陣。兩位大使歸座以後，我仍然枯坐在那裏。郎老今天操了一身灰色的衣服，仍然是長衫。他神清氣爽，陪我——或者我陪他呆坐那裏。最後，我們倆被請到了一座大廳門口，排隊站在那裏，等候鄭午樓博士把我們倆介紹給國王陛下。此時，陪他的那一位女士早已不見。郎老一個人，沒有手杖，沒有人攙扶，直挺挺地站在那裏，恭候聖駕。站的時間並不太短。隻見他安然，怡然，泰然，坦然，沒有一點疲倦的神色。
我最後一次見到郎靜山先生，是在鄭午樓博士創辦的國際貿易中心中。這裏同時舉辦了四五個展覽會。我到每一個展覽廳都瀏覽了一遍，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文物展覽廳中的中國古代繪畫和瓷器中，都有精品，在中國國內也是拔尖的。我最後到了攝影展覽廳，規模不大，但極精彩。有幾幅作品十分突出，看了讓人驚心動魄。我對這些攝影藝術家著實羨慕了一番。旁邊站著一位香港的攝影家，我對他表白了我的讚嘆的心情。我在這裏又遇到了郎老。他來這裏是必然的。一個老一代蜚聲海內外的攝影大師，焉能不到攝影展覽廳裏來呢?郎老年輕的時候，還沒有彩色攝影，郎老的傑作都是黑白的。這次他帶來了自己當年的傑作“百鶴圖”的翻印本，令我回憶起當年欣賞這一幅傑作的情景。應該感謝老人的細心安排。
他一個人孑然站在那裏，沒有手杖，沒有人陪伴，臉上的神情仍然是安然，怡然，泰然，坦然。仿佛是遺世而獨立。這一次，我們除了打個招呼以外，更沒有什麽話可說了。我默默地站了一會兒，就同他告別。從此再沒有在曼穀見到他。
杜甫的詩說：“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我們現在是：“今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像在曼穀這一次會麵這樣的奇蹟，一個人一生中隻能遇到一次。這樣的奇蹟再也不會出現了。雲天渺茫，人事無常，一麵之緣，實已難忘。我祝他健康長壽，再活上十年、二十年，或者更多的年。
我認識的黛雲
我認識黛雲已將近半個世紀了。當時我們都還沒有搬出城外，仍在沙灘紅樓。她是一個十幾二十歲的大學生，我是一個還沒有走出青年時期的年輕的大學教師。因為不在一個係，所以並沒有接觸的機會。她認識我，並不奇怪。因為教授的人數畢竟是極少的。我知道她，卻頗有點不尋常。她為人坦誠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闊斧，決不忸忸怩怩，決不搞小動作。有這樣稟性的人，在解放後三十年來的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中能夠不被濺上一身汙泥濁水、戴上五花八門的莫須有的帽子，簡直是難以想像的。事實上，她也確實沒有能倖免。
最近幾年以來，我心中萌發了一個怪論：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年紀比較大一點的知識分子，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被整，被汙辱，被損害，是正常的。這證明，他們起碼還是些好人。這樣的人，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他們堂堂正正做人，用不著反躬自思。他們應該以頭上被戴上的帽子為榮，他們可以以此自傲。反過來，如果有的知識分子，平安地走過了歷次政治運動，沒有被濺上任何的汙泥濁水，沒有被戴上任何莫須有的帽子。這樣的人，我認為，反而應該反躬自首：自己在處世做人方麵是否有什麽不足之處。不然的話，為什麽能夠在那種黃鍾為輕、蟬翼為重，顛倒黑白，混淆邪正的運動中安穩過關?我不敢說，我這個想法能適用於一切人;但適用於大部分人，則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