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隻想指出一點，過去一講到散文，開口必言英國的中外學者們，忘記了一個事實：中國實際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散文大國。他們五體投地、誠惶誠恐地匍匐在英國散文腳下，望穿秋水，把目光轉向英國。卻忘記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居散文魁首地位者非中國莫屬。
中國舊日把一切典籍分為四類：經、史、子、集。經裏麵散文比較少見;史裏麵則大量存在，司馬遷是最著名的例子;子幾乎全屬於散文範疇;集比起子來更有過之。我們平常所說的“唐宋八大家”，明朝末年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朝的桐城派，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散文。我們讀過的《古文辭類纂》、《古文觀止》等等，不都是散文嗎?不但抒情和寫景的文章屬於散文，連一些議論文，比如韓愈的《論佛骨表》、蘇軾的《範增論》、《留侯論》以及蘇詢的《辨奸論》等等，都必須歸入散文範疇，裏麵瀰漫著相當濃厚的抒情氣息。我們童而習之，至今尚能成誦。可是，對我來說，一直到了接近髦耋之年，才仿佛受到“天啟”，豁然開朗：這不是散文又是什麽呢?古詩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豈是之謂歟?
因此，我說：中國是世界的散文大國。
而馮至先生的散文，同中國近代許多優秀的散文大家的作品一樣——諸如魯迅、鬱達夫、冰心、朱自清、茅盾、葉聖陶、楊朔、巴金等的散文，是繼承了中國優秀散文傳統的。裏麵當然也有西方散文的影響，在歐風美雨劇烈的震動下，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但其基調以及神情韻味等，則是中國的。恐怕沒有人能夠完全否認這一點。在這一點上，中國近代的散文，同詩歌、小說、戲劇完全不一樣，其中國味是頗為濃烈的。後三者受西方影響十分顯著。試以茅盾、巴金等的長篇而論，它們從形式上來看，是同《紅樓夢》接近呢，還是類似《戰爭與和平》?明眼人一望便知，幾乎沒有爭辯的餘地。至於曹禺的戲劇，更在形式上與易卜生毫無二致，這也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我這一番話絲毫沒有價值衡量的意味，我並不想說孰是孰非，孰高孰低，我隻不過指出一個事實而已。但是，散文卻與此迥乎不同。讀了英國散文家的作品，再讀上麵談到的那幾位中國散文家的作品，立刻就會感到韻味不同。在外國，隻有日本的散文頗有中國韻味。這大概同日本接受中國文學的影響，特別是中國禪宗哲學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中國散文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傳統，各種不同的風格，各種不同的流派，紛然雜陳。中國歷代的散文文苑，花團錦簇，奼紫嫣紅，賽過三春的錦綉花園。但是，不管風格多麽不同，卻有一點是共同的：所有散文家都不是率爾而作，他們寫作都是異常認真的，簡練揣摩，慘澹經營，遣句造詞，謀篇布局，起頭結尾，中間段落，無不精心推敲，慎重下筆。這情景在中國舊筆記裏有不少的記載。宋朝歐陽修寫《晝錦堂記》，對於開頭幾句，再三斟酌，寫完後派人送走，忽覺不妥，又派人快馬加鞭，追了回來，重新改寫，是有名的例子。
我個人常常琢磨這個問題。我覺得，中國散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同優秀的抒情詩一樣，講究含蓄，講究蘊藉，講究意境，講究神韻，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可以用羚羊掛角來作比喻。借用印度古代文藝理論家的話來說就是，沒有說出來的比已經說出來的更為重要，更耐人尋味。倘若仔細分析一下近代中國散文家的優秀作品，這些特點都是有的，無一不能與我的想法相印證。這些都是來自中國傳統，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可惜，我還沒有看到過這樣分析中國散文的文章。有人侈談，散文的核心精神就在一個“散”字上，換句話說就是，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不願意寫下去了，就立刻打住。這如果不是英雄欺人，也是隔靴搔癢，沒搔到癢處。在我們散文文壇上，確有這樣的文章，恕我老朽愚鈍，我期期以為不可。古人確實有一些讀之如行雲流水的文章，但那決非輕率從事，而是長期鍛鍊臻入化境的結果。我不懂文章三昧，隻不過如此感覺;但是，我相信，我的感覺是靠得住的。
馮至先生的散文，我覺得，就是繼承了中國優秀傳統的。不能說其中沒有一點西方的影響，但是根底卻是中國傳統。我每讀他的散文，上麵說的那些特點都能感覺到，含蓄、飄逸、簡明、生動，而且詩意盎然，讀之如食橄欖，餘味無窮，三日口香。有一次，我同君培先生談到《儒林外史》，他讚不絕口，同我的看法完全一樣。《儒林外史》完全用白描的手法，語言簡潔鮮明，諷刺不露聲色，惜墨如金，而描繪入木三分，實為中國散文(就體裁來說，它是小說;就個別片段來說，它又是散文)之上品。以馮先生這樣一個作家而喜愛《儒林外史》完全是順理成章的。
總之，我認為馮先生的散文實際上就是抒情詩，是同他的抒情詩一脈相通的。中國詩壇的情況，我不清楚;從下麵向上瞥了一眼，不甚了了。散文壇上的情況，多少知道一點。在這座壇上，馮先生卓然成家，同他比肩的散文作家沒有幾個，他也是我最喜歡的近代散文作家之一。可惜的是，像我現在這樣來衡量他的散文的文章，還沒有讀到過，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了。
對作為學者的君培先生，我也有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在他身上，作為學者和作為詩人是密不可分的。過去和現在都有專門的詩人和專門的學者，身兼兩者又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的人，卻並不多見。馮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作為學者，他仍然飽含詩人氣質。這一點在他的研究選題上就充分顯露出來。他研究中西兩方麵的文學，研究對象都是詩人：在中國是唐代大詩人杜甫，在歐洲是德國大詩人歌德，旁及近代優秀抒情詩人裏爾克(rilke)。詩人之外，除了偶爾涉及文藝理論外，很少寫其他方麵的文章。這一個非常簡單明了的事實，非常值得人們去參悟。研究中外詩人當然免不了要分析時代背景，分析思想內容，這樣的工作難免沾染點學究氣。這些工作都訴諸人們的理智，而非人們的感情，擺脫學究氣並不容易。可是馮先生卻能做到這一點。他以詩人研究詩人，研究仿佛就成了創作，他深入研究對象的靈魂，他能看到或本能地領悟到其他學者們看不到更領悟不到的東西，而又能以生花妙筆著成文章，同那些枯澀僵硬的高頭講章迥異其趣，學術論著本身就仿佛成了文學創作，詩意瀰漫，筆端常帶感情。讀這樣的學術論著，同讀文學作品一樣，簡直是一種美的享受。
因此，我說，馮至先生是詩人又兼學者，或學者又兼詩人，他把這兩者融於一體。
至於馮先生的為人，我又想說：詩人、學者、為人三位一體。中國人常說“文如其人”，或者“人如其文”。這兩句話應用到君培先生身上，都是恰如其分的。我確實認為，馮先生是人文難分。他為人一向淳樸、正直、坦蕩、忠實，待人以誠，心口如一。我簡直無法想像會有謊言從他嘴裏流出來。他說話從不誇大，也不花哨;即之也溫，總給人以實事求是的印象，而且幾十年如一日，真可謂始終如一了。
中國舊日把一切典籍分為四類：經、史、子、集。經裏麵散文比較少見;史裏麵則大量存在，司馬遷是最著名的例子;子幾乎全屬於散文範疇;集比起子來更有過之。我們平常所說的“唐宋八大家”，明朝末年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朝的桐城派，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散文。我們讀過的《古文辭類纂》、《古文觀止》等等，不都是散文嗎?不但抒情和寫景的文章屬於散文，連一些議論文，比如韓愈的《論佛骨表》、蘇軾的《範增論》、《留侯論》以及蘇詢的《辨奸論》等等，都必須歸入散文範疇，裏麵瀰漫著相當濃厚的抒情氣息。我們童而習之，至今尚能成誦。可是，對我來說，一直到了接近髦耋之年，才仿佛受到“天啟”，豁然開朗：這不是散文又是什麽呢?古詩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豈是之謂歟?
因此，我說：中國是世界的散文大國。
而馮至先生的散文，同中國近代許多優秀的散文大家的作品一樣——諸如魯迅、鬱達夫、冰心、朱自清、茅盾、葉聖陶、楊朔、巴金等的散文，是繼承了中國優秀散文傳統的。裏麵當然也有西方散文的影響，在歐風美雨劇烈的震動下，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但其基調以及神情韻味等，則是中國的。恐怕沒有人能夠完全否認這一點。在這一點上，中國近代的散文，同詩歌、小說、戲劇完全不一樣，其中國味是頗為濃烈的。後三者受西方影響十分顯著。試以茅盾、巴金等的長篇而論，它們從形式上來看，是同《紅樓夢》接近呢，還是類似《戰爭與和平》?明眼人一望便知，幾乎沒有爭辯的餘地。至於曹禺的戲劇，更在形式上與易卜生毫無二致，這也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我這一番話絲毫沒有價值衡量的意味，我並不想說孰是孰非，孰高孰低，我隻不過指出一個事實而已。但是，散文卻與此迥乎不同。讀了英國散文家的作品，再讀上麵談到的那幾位中國散文家的作品，立刻就會感到韻味不同。在外國，隻有日本的散文頗有中國韻味。這大概同日本接受中國文學的影響，特別是中國禪宗哲學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中國散文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傳統，各種不同的風格，各種不同的流派，紛然雜陳。中國歷代的散文文苑，花團錦簇，奼紫嫣紅，賽過三春的錦綉花園。但是，不管風格多麽不同，卻有一點是共同的：所有散文家都不是率爾而作，他們寫作都是異常認真的，簡練揣摩，慘澹經營，遣句造詞，謀篇布局，起頭結尾，中間段落，無不精心推敲，慎重下筆。這情景在中國舊筆記裏有不少的記載。宋朝歐陽修寫《晝錦堂記》，對於開頭幾句，再三斟酌，寫完後派人送走，忽覺不妥，又派人快馬加鞭，追了回來，重新改寫，是有名的例子。
我個人常常琢磨這個問題。我覺得，中國散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同優秀的抒情詩一樣，講究含蓄，講究蘊藉，講究意境，講究神韻，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可以用羚羊掛角來作比喻。借用印度古代文藝理論家的話來說就是，沒有說出來的比已經說出來的更為重要，更耐人尋味。倘若仔細分析一下近代中國散文家的優秀作品，這些特點都是有的，無一不能與我的想法相印證。這些都是來自中國傳統，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可惜，我還沒有看到過這樣分析中國散文的文章。有人侈談，散文的核心精神就在一個“散”字上，換句話說就是，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不願意寫下去了，就立刻打住。這如果不是英雄欺人，也是隔靴搔癢，沒搔到癢處。在我們散文文壇上，確有這樣的文章，恕我老朽愚鈍，我期期以為不可。古人確實有一些讀之如行雲流水的文章，但那決非輕率從事，而是長期鍛鍊臻入化境的結果。我不懂文章三昧，隻不過如此感覺;但是，我相信，我的感覺是靠得住的。
馮至先生的散文，我覺得，就是繼承了中國優秀傳統的。不能說其中沒有一點西方的影響，但是根底卻是中國傳統。我每讀他的散文，上麵說的那些特點都能感覺到，含蓄、飄逸、簡明、生動，而且詩意盎然，讀之如食橄欖，餘味無窮，三日口香。有一次，我同君培先生談到《儒林外史》，他讚不絕口，同我的看法完全一樣。《儒林外史》完全用白描的手法，語言簡潔鮮明，諷刺不露聲色，惜墨如金，而描繪入木三分，實為中國散文(就體裁來說，它是小說;就個別片段來說，它又是散文)之上品。以馮先生這樣一個作家而喜愛《儒林外史》完全是順理成章的。
總之，我認為馮先生的散文實際上就是抒情詩，是同他的抒情詩一脈相通的。中國詩壇的情況，我不清楚;從下麵向上瞥了一眼，不甚了了。散文壇上的情況，多少知道一點。在這座壇上，馮先生卓然成家，同他比肩的散文作家沒有幾個，他也是我最喜歡的近代散文作家之一。可惜的是，像我現在這樣來衡量他的散文的文章，還沒有讀到過，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了。
對作為學者的君培先生，我也有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在他身上，作為學者和作為詩人是密不可分的。過去和現在都有專門的詩人和專門的學者，身兼兩者又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的人，卻並不多見。馮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作為學者，他仍然飽含詩人氣質。這一點在他的研究選題上就充分顯露出來。他研究中西兩方麵的文學，研究對象都是詩人：在中國是唐代大詩人杜甫，在歐洲是德國大詩人歌德，旁及近代優秀抒情詩人裏爾克(rilke)。詩人之外，除了偶爾涉及文藝理論外，很少寫其他方麵的文章。這一個非常簡單明了的事實，非常值得人們去參悟。研究中外詩人當然免不了要分析時代背景，分析思想內容，這樣的工作難免沾染點學究氣。這些工作都訴諸人們的理智，而非人們的感情，擺脫學究氣並不容易。可是馮先生卻能做到這一點。他以詩人研究詩人，研究仿佛就成了創作，他深入研究對象的靈魂，他能看到或本能地領悟到其他學者們看不到更領悟不到的東西，而又能以生花妙筆著成文章，同那些枯澀僵硬的高頭講章迥異其趣，學術論著本身就仿佛成了文學創作，詩意瀰漫，筆端常帶感情。讀這樣的學術論著，同讀文學作品一樣，簡直是一種美的享受。
因此，我說，馮至先生是詩人又兼學者，或學者又兼詩人，他把這兩者融於一體。
至於馮先生的為人，我又想說：詩人、學者、為人三位一體。中國人常說“文如其人”，或者“人如其文”。這兩句話應用到君培先生身上，都是恰如其分的。我確實認為，馮先生是人文難分。他為人一向淳樸、正直、坦蕩、忠實，待人以誠，心口如一。我簡直無法想像會有謊言從他嘴裏流出來。他說話從不誇大，也不花哨;即之也溫，總給人以實事求是的印象，而且幾十年如一日，真可謂始終如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