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以後，我經常有機會同他接觸。他擔負的行政職務更重了。有一段時間，他在北海團城裏辦公，我有時候去看他，那參天的白皮鬆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這時候他對書的愛好似乎一點也沒有減少。有一次他讓我到他家去吃飯，他像從前一樣，滿屋堆滿了書，大都是些珍本的小說、戲劇、明清木刻，滿床盈案，累架充棟。一談到這些書，他自然就眉飛色舞。我心裏暗暗地感到慶幸和安慰，我暗暗地希望西諦先生能夠這樣活下去，多活上許多年，多給人民做一些好事情……
但是正當他充滿了青春活力，意氣風發，大踏步走上前去的時候，好像一聲晴天霹靂，西諦先生不幸過早地離開我們了。他逝世時的情況是什麽樣子，誰也說不清楚。我時常自己描繪，讓幻想馳騁。我知道，這樣幻想是毫無意義的，但是自己無論如何也排除不掉。過了幾年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我同許多人一樣被卷了進去。在以後的將近十年中，我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天在戰戰兢兢地過日子，想到西諦先生的時候不多。間或想到他，心裏也充滿了矛盾：一方麵希望他能活下來，另一方麵又慶幸他沒有活下來，否則他一定也會同我一樣戴上種種的帽子，說不定會關進牛棚。他不幸早逝，反而成了塞翁失馬了。
現在，惡貫滿盈的“四人幫”終於被打倒了。普天同慶，朗日重輝。但是痛定思痛，我想到西諦先生的次數反而多了起來。將近五十年前的許多回憶，清晰的、模糊的、整齊的、零亂的，一齊湧入我的腦中。西諦先生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時時奔來眼底。我越是覺得前途光明燦爛，就越希望西諦先生能夠活下來。像他那樣的人，我們是多麽需要啊!他一生為了保存祖國的文化，付出了多麽巨大的勞動!如果他還能活到現在，那該有多好!然而已經發生的事情是永遠無法挽回的。“念天地之悠悠”，我有時甚至感到有點淒涼了。這同我當前的環境和心情顯然是有矛盾的，但我無論如何也抑製不住自己。我常常不由自主地低吟起江文通的名句來：
春草幕兮秋風驚，
秋風罷兮春草生;
綺羅畢兮池館盡，
琴瑟滅兮丘壟平。
自古皆有死，
莫不飲恨而吞聲。
嗚呼!生死事大，古今同感。西諦先生隻能活在我們回憶中了。
我的朋友臧克家
我隻是克家同誌的最老的老朋友之一，我們的友誼已經有六十多年了。我們中國評論一個人總是說道德文章，把道德擺在前邊，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表現之一，跟西方不一樣。那麽我就根據這個標準，把過去六十多年間克家給我的印象講一講。
第一個講道德。克家曾在一首詩裏說過，一個叫責任感，一個叫是非感，我覺得道德應該從這地方來談談。是非、責任，不是小是小非，而是大是大非。什麽叫大是大非呢?大是大非就是關係到我們祖國，關係到我們人民，關係到世界，也就是要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主義，這是大是大非。我覺得責任也在這個地方，克家在過去七十多年中間，盡管我們國內的局勢變化萬千，可是克家始終沒有落伍，能夠跟得上我們時代的步伐，我覺得這是非常難得的。這就是大是大非，就是重大的責任。我覺得從這地方來看，克家是一個真正的人。至於個人，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像火一樣熱情的詩人，對朋友忠誠可靠，終生不渝，這也是非常難得的。關於道德，我就講這麽幾句。
關於文章呢，這就講外行話了。當年我在清華大學念書，就讀到克家的《烙印》、《罪惡的黑手》。我不是搞中國文學的，但我有個感覺就是克家作詩受了聞一多先生的影響。我一直到今天，作為一個詩的外行來講，我覺得作詩、寫詩，既然叫詩，就應該有形式。那種沒形式的詩，愧我不才，不敢苟同。克家一直重視詩，我覺得這裏邊有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我們中國的語言有一個特點，就是講鍊字、鍊句，這個問題，在歐洲也不能說沒有，不過不能像中國這麽普遍這樣深刻。過去文學史上傳來許多佳話，像“雲破月來花弄影”那個“弄”字，“紅杏枝頭春意鬧”那個“鬧”字，“春風又綠江南岸”那個“綠”字。可惜的是鍊字這種功夫現在好像一些年輕人不大注意了。文字是我們寫作的工具。我們寫詩、寫文章必須知道我們使用的工具的特點。莎士比亞用英文寫作，英文就是他的工具。歌德用德文寫作，德文就是他的工具。我們使用漢字，漢字就是我們的工具。可現在有些作家，特別是詩人，忘記了他的工具是漢字。是漢字，就有鍊字、鍊句的問題，這一點不能不注意。克家呢，我覺得他一生在這方麵傾注了很多的心血，而且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克家的詩我都看過，可是我不敢贊一詞，我隻想從藝術性來講。我覺得克家對這方麵非常重視。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因此就想到一個問題，可這個問題太大了，但我還想講一講。我覺得我們過去多少年來研究中國文學史，特別是古典文學，好像我們對政治性重視，這個應該。可是對藝術性呢，我覺得重視得很不夠。大家打開今天的文學史看看，講政治性，講得好像最初也不是那麽深刻，一看見“人民”這樣的詞、類似“人民”這樣的詞，就如獲至寶;對藝術性，則三言兩語帶過，我覺得這是很不妥當的。一篇作品，不管是詩歌還是小說，藝術性跟思想性總是辯證統一的，強調一方麵，丟掉另外一方麵是不全麵的。因此我想到，是不是我們今天研究文學的，特別是研究古典文學的，應該在藝術性方麵更重視一點。我甚至想建議：重寫我們的文學史。現在流行的許多文學史都存在著我說的這個毛病。我覺得，真正的文學史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祝我的老朋友克家九十、一百、一百多、一百二十，他的目的是一百二十，所以我想祝他長壽!健康!
詩人兼學者的馮至(君培)先生
君培先生一向隻承認自己是詩人，不是學者。但是眾多的師友和學生，也包括我在內，卻認為他既是詩人，也是學者。他把這兩種多少有點矛盾的行當融匯於一身，而且達到了高度統一與和諧的境界。
他的抒情詩曾受到魯迅先生的讚揚。可惜我對於新詩，雖然已經讀了六十多年，卻自愧缺少這方麵的細胞，至今仍然處在幼兒園階段，更談不到登堂入室。因此，對馮先生的新詩，我不敢贊一詞。
可是為什麽我也認為他是詩人呢?我根據的是他的抒情散文。散文，過去也一度被稱作小品文，英國的所謂familiaressay，就是這種東西。這個文學品種，同詩歌、小說、戲劇一樣，也是國際性的。但又與後三者不完全相同，並不是每一個文學大國散文都很發達。過去，一講到散文，首先講英國，其次算是法國。這個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英國確實出了不少的散文大家，比如蘭姆(chmb)、g.吉辛(g.gissing)、鴉片菸鬼德·昆西(dequincey)等等，近代還出了像切斯特頓(chesterton)等這樣的散文作家，燦如列星，輝耀文壇。在法國，蒙田是大家都熟悉的散文大家。至於德國、俄國等文學大國，散文作家則非常稀見。我個人認為，這恐怕與民族氣質和思維方式有關。茲事體大，這裏不詳細討論了。
但是正當他充滿了青春活力，意氣風發，大踏步走上前去的時候，好像一聲晴天霹靂，西諦先生不幸過早地離開我們了。他逝世時的情況是什麽樣子，誰也說不清楚。我時常自己描繪，讓幻想馳騁。我知道，這樣幻想是毫無意義的，但是自己無論如何也排除不掉。過了幾年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我同許多人一樣被卷了進去。在以後的將近十年中，我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天在戰戰兢兢地過日子，想到西諦先生的時候不多。間或想到他，心裏也充滿了矛盾：一方麵希望他能活下來，另一方麵又慶幸他沒有活下來，否則他一定也會同我一樣戴上種種的帽子，說不定會關進牛棚。他不幸早逝，反而成了塞翁失馬了。
現在，惡貫滿盈的“四人幫”終於被打倒了。普天同慶，朗日重輝。但是痛定思痛，我想到西諦先生的次數反而多了起來。將近五十年前的許多回憶，清晰的、模糊的、整齊的、零亂的，一齊湧入我的腦中。西諦先生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時時奔來眼底。我越是覺得前途光明燦爛，就越希望西諦先生能夠活下來。像他那樣的人，我們是多麽需要啊!他一生為了保存祖國的文化，付出了多麽巨大的勞動!如果他還能活到現在，那該有多好!然而已經發生的事情是永遠無法挽回的。“念天地之悠悠”，我有時甚至感到有點淒涼了。這同我當前的環境和心情顯然是有矛盾的，但我無論如何也抑製不住自己。我常常不由自主地低吟起江文通的名句來：
春草幕兮秋風驚，
秋風罷兮春草生;
綺羅畢兮池館盡，
琴瑟滅兮丘壟平。
自古皆有死，
莫不飲恨而吞聲。
嗚呼!生死事大，古今同感。西諦先生隻能活在我們回憶中了。
我的朋友臧克家
我隻是克家同誌的最老的老朋友之一，我們的友誼已經有六十多年了。我們中國評論一個人總是說道德文章，把道德擺在前邊，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表現之一，跟西方不一樣。那麽我就根據這個標準，把過去六十多年間克家給我的印象講一講。
第一個講道德。克家曾在一首詩裏說過，一個叫責任感，一個叫是非感，我覺得道德應該從這地方來談談。是非、責任，不是小是小非，而是大是大非。什麽叫大是大非呢?大是大非就是關係到我們祖國，關係到我們人民，關係到世界，也就是要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主義，這是大是大非。我覺得責任也在這個地方，克家在過去七十多年中間，盡管我們國內的局勢變化萬千，可是克家始終沒有落伍，能夠跟得上我們時代的步伐，我覺得這是非常難得的。這就是大是大非，就是重大的責任。我覺得從這地方來看，克家是一個真正的人。至於個人，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像火一樣熱情的詩人，對朋友忠誠可靠，終生不渝，這也是非常難得的。關於道德，我就講這麽幾句。
關於文章呢，這就講外行話了。當年我在清華大學念書，就讀到克家的《烙印》、《罪惡的黑手》。我不是搞中國文學的，但我有個感覺就是克家作詩受了聞一多先生的影響。我一直到今天，作為一個詩的外行來講，我覺得作詩、寫詩，既然叫詩，就應該有形式。那種沒形式的詩，愧我不才，不敢苟同。克家一直重視詩，我覺得這裏邊有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我們中國的語言有一個特點，就是講鍊字、鍊句，這個問題，在歐洲也不能說沒有，不過不能像中國這麽普遍這樣深刻。過去文學史上傳來許多佳話，像“雲破月來花弄影”那個“弄”字，“紅杏枝頭春意鬧”那個“鬧”字，“春風又綠江南岸”那個“綠”字。可惜的是鍊字這種功夫現在好像一些年輕人不大注意了。文字是我們寫作的工具。我們寫詩、寫文章必須知道我們使用的工具的特點。莎士比亞用英文寫作，英文就是他的工具。歌德用德文寫作，德文就是他的工具。我們使用漢字，漢字就是我們的工具。可現在有些作家，特別是詩人，忘記了他的工具是漢字。是漢字，就有鍊字、鍊句的問題，這一點不能不注意。克家呢，我覺得他一生在這方麵傾注了很多的心血，而且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克家的詩我都看過，可是我不敢贊一詞，我隻想從藝術性來講。我覺得克家對這方麵非常重視。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因此就想到一個問題，可這個問題太大了，但我還想講一講。我覺得我們過去多少年來研究中國文學史，特別是古典文學，好像我們對政治性重視，這個應該。可是對藝術性呢，我覺得重視得很不夠。大家打開今天的文學史看看，講政治性，講得好像最初也不是那麽深刻，一看見“人民”這樣的詞、類似“人民”這樣的詞，就如獲至寶;對藝術性，則三言兩語帶過，我覺得這是很不妥當的。一篇作品，不管是詩歌還是小說，藝術性跟思想性總是辯證統一的，強調一方麵，丟掉另外一方麵是不全麵的。因此我想到，是不是我們今天研究文學的，特別是研究古典文學的，應該在藝術性方麵更重視一點。我甚至想建議：重寫我們的文學史。現在流行的許多文學史都存在著我說的這個毛病。我覺得，真正的文學史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祝我的老朋友克家九十、一百、一百多、一百二十，他的目的是一百二十，所以我想祝他長壽!健康!
詩人兼學者的馮至(君培)先生
君培先生一向隻承認自己是詩人，不是學者。但是眾多的師友和學生，也包括我在內，卻認為他既是詩人，也是學者。他把這兩種多少有點矛盾的行當融匯於一身，而且達到了高度統一與和諧的境界。
他的抒情詩曾受到魯迅先生的讚揚。可惜我對於新詩，雖然已經讀了六十多年，卻自愧缺少這方麵的細胞，至今仍然處在幼兒園階段，更談不到登堂入室。因此，對馮先生的新詩，我不敢贊一詞。
可是為什麽我也認為他是詩人呢?我根據的是他的抒情散文。散文，過去也一度被稱作小品文，英國的所謂familiaressay，就是這種東西。這個文學品種，同詩歌、小說、戲劇一樣，也是國際性的。但又與後三者不完全相同，並不是每一個文學大國散文都很發達。過去，一講到散文，首先講英國，其次算是法國。這個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英國確實出了不少的散文大家，比如蘭姆(chmb)、g.吉辛(g.gissing)、鴉片菸鬼德·昆西(dequincey)等等，近代還出了像切斯特頓(chesterton)等這樣的散文作家，燦如列星，輝耀文壇。在法國，蒙田是大家都熟悉的散文大家。至於德國、俄國等文學大國，散文作家則非常稀見。我個人認為，這恐怕與民族氣質和思維方式有關。茲事體大，這裏不詳細討論了。